辛亥前十年间汉奸指称的转义与泛用(6)

　　各地官府之外，清廷也时常面对处置汉奸的问题。1910年5月，“各枢臣奉摄政王谕询处治汉奸赵郁卿办法，某枢臣拟请援照高某等一案定罪”。摄政王“以情节重大，未便一再轻纵，谕令严惩”。(41)

　　上述事件，朝廷官府均沿用原来的汉奸之义。不过，由于“汉奸”转义为排满话语，清廷及各级官员使用“汉奸”一词的频率有所下降。倒是民间社会，由于抵制外货、收回利权的风潮不断，而且没有与排满汉奸相牵混的顾忌，频繁使用“汉奸”的指称。早在中美工约抵制美货期间，厦门南洋工会所议抵约章程就规定“如遇有汉奸在本国拐骗带领工人出洋者，即公禀地方官拿办，为自戕同种者戒。”(42)广东拒约总公所曾以赴港各员不照原议遽覆美商，海内外同胞多不承认，“日前总公所接各处来电云：迳复美商诸人，昏庸狡诈，陷害同胞，无不切齿。现事已至此，可奈何。且此中离奇，一言难尽，难保无汉奸从中运动，前途渺渺，后患何穷”(43)。

　　随着“汉奸”的语意逐渐宽泛，使用起来也出现随心所欲的趋向。如“台僧通慧和尚向在杭垣艮山门外某庵住持，于佛教经典颇得真解。旧岁创发宏愿，周游南洋群岛，极为华侨欢迎，慷慨布施，计得洋七八千金。回浙后，决拟创办孤儿院，教养兼施，逐渐推广。以二千金购得大街孩儿巷口基址，改建三层洋楼，预约年内落成。惟款项有限，深虑将来不济，故欲以慈善事业兼办营业性质，意欲仿制东洋药品如千金丹、清快丸、宝丹、胃活等类，而冠以中国名义，致一般社会咸疑其有洋股，而为汉奸。现该僧从某绅指教，慈善与营业分而为二，不相牵混，俾免谣诼”(44)。

　　如果说上述事件多少还有些汉奸的影子，那么绍兴萧山县清丈旗地一事，就很难说与汉奸有多少瓜葛：

　　自前抚奏请设局清丈以来，各沙民以为夺其生计，抵死抗拒，叠次聚众，毁局殴官。本年省委文总办拟联络就地士绅和衷商办，沙民等复迁怒各绅，指为汉奸，将戚绅住宅焚毁。前月又焚汪绅望庚房屋，全家什物细软书画图籍，概付一炬，并戕伤该绅幼孙，惨酷情形，闻者发指。增中丞以沙民悍顽梗化，拟饬宁绍台道带兵督丈，沙民等得此消息，愈激愈愤，竟歃血同盟，相约死抗，人心惶惶，谣言蜂起，殷实之户，纷纷挈眷避地者甚多。昨日署萧山余令专差密禀，以转瞬丝茧上市，洋商接踵，设或稍有疏防，非但酿成交涉，地方更不堪设想，拟请迅派重兵下县，藉资坐镇，当奉中丞批准。届时由县先行出示晓谕，禀请酌派省兵驻扎，以资镇慑。(45)

　　在非排满话语系统中，“汉奸”的所指也有或隐或显的变化。变化之一，就是对外交涉不能维护国家利权的清朝官员，成为“汉奸”的重要指向。

　　1907年12月，留东全浙代表陈时、夏章日致电北京盛宣怀：“草约公为祸首，今惑汉奸王某之言，意勿改。王皮肉寝食在即，公不晤□□先及公。”(46)1909年5月，“凯约翰新拟铜官山合办合同，系驻英公使李伯行所运动，皖人愤极，议以江浙对付汪大燮法处置李伯行，以清汉奸”(47)。

　　指现任官员为汉奸，开始还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因而最先是用于相关绅商身上。1905年8月，浙江同乡公鉴：“六月二十二日，浙江同乡会京官代表有卖矿之人，所举总理不由同乡投票公举，全浙商民不能公认。”事件的详情，据浙人发布的具名公启，当天旅沪浙江同乡170余人在斜桥洋务局集议自办浙赣铁路，“原为杜绝卖国汉奸藉图私便而起，当如何慎选公明廉达之士，以为全省表率。乃有素无公德之汪康年，闻沪上有特开议会之举，跄踉南归，与张元济二人，口称奉同乡指派，并不将公函宣布。鄙人当日即知汪康年并非公正之人，曾致函发起人王、沈、严三君，略述斯意。不意当日果用野蛮专制手段，强压乡里，不由投票，擅自私举总理。偶有一二申辩者，即以厉声厉色凌辱之。此等举动，已令人愤懑。及阅廿六日《同文沪报》，有高尔伊致张叶一函，历举汪康年与白鼐思湘矿交涉一事，始知汪康年与高尔伊同一卖矿汉奸。乡人既屏绝高尔伊于前，亦岂能容忍汪康年于后。方今路政发轫之始，又当拒绝觊觎之时，此会实为防外患而发。汪康年卖矿证据落入手中，若不由我浙人鸣鼓而攻，公同屏斥，何以谢外人而杜口实，何以谢湘人而资惩劝。为此，刊布登报，广告大众，合请吾浙寓沪之同乡伯叔兄弟，于七月十九日下午三钟至六钟，在新闸徐园会议，别开同乡议会，撤退同乡代表字样，再行公举。此举关系全浙生命，商民体面，务请贲临为幸”。(48)

　　汪康年其人的历史地位自有定评，无论如何，指认他是汉奸，恐怕有些牵强。之所以每每将涉及路矿等利权的官绅指为汉奸，反映出在民众心中，清廷已经失去维护国家权益的能力和资格，而且对于官绅插手路矿等事高度警惕。山西平定州十七都开矿，就鉴于泽潞各矿引起交涉，决议自行开采，并议决清查民户三法：“一联络人心，以万众一心，人人知实行开采为宗旨。二申明约束，以保护善良，稽察汉奸为宗旨。三演说集股，以家喻户晓，多少不拘为宗旨。”(49)

　　不过，汪康年与“汉奸”似乎总也脱不了干系。1910年冬，《申报》报道了旅京湘人特开矿事秘密会议一事，次年2月，事情有了新的进展。“兹探悉私卖湘矿者系湘人魏某、浙人汪某，串通某国商人，私立一合同，指定湘省数处矿业由外人自由开采，运动费之数共六千金。但合同内载明，如运动无效，六千金不能退还。旋魏某回湖南专任运动官绅事宜，而汪某则专司与洋商交涉之事。不意作事不密，被旅沪湘人侦悉。时魏某尚任上海某局总办，即迭次与之交涉，而魏某回信，谓家祖为湖南开通之先河(指魏默深)，弟亦深悉外情，乃至谣诼横来，殊不可解云云。旅沪湘学会具函驳之，长至三十余页，魏始气丧，约会于飨明公司，携带合同，面开谈判。湘人乘其无备，起而夺其草合同，立刻禀报商部存案。此前事也，现闻洋商又向湘抚索开湘矿，湘人大惧，刻正筹议对付汉奸之法。”(50)虽然已是陈年旧事，还是与汪康年有所牵连。

　　文学作品中，“汉奸”成为重要的反面形象。《申报》连载时事小说《人面兽》，其中第五回“怒忠言臧祖鼋入党，做圈套方宫保回心”就借由书中人物说话，刻画出汉奸的嘴脸：“我想魔国人自己失信的事情，也用不出什么狠处来。只要我们中国没有汉奸去帮他们的忙就好了，天翁何苦定要去顶这汉奸的名儿呢。一场抢白，听得天戌恼羞成怒，红了脸，竖了眉毛，把茶碗略端了一端，喊一声：来！送客！立起身向里边就走。”(51)

　　革命党人的排满宣传，反复强调锄汉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理捂：“夫世界之所以有竞争者，固首以种族为大关键，而国界次之。而其竞争对付之手段，又因种界之远近亲疏而分其猛毒之隆杀。”(52)“执一光复为宗旨，而百折不回其志，万变不离其宗。此固汉人所同具之观念(汉奸则异)，而发自秉彝之良知者也。”(53)历史上“曾国藩、胡林翼诸汉奸，杀同胞，媚异族”(54)，固然可恨之极，现实中对抗革命的张人骏、张鸣歧，更是“汉奸之尤”(55)。

　　在答复来函质疑汉奸亦为同胞是否该杀如何分辨时，雷铁厓确切无疑地声言“确为汉奸，必不相恕，疑似者置而不论。足下云不愿同胞为汉奸，而彼竟为汉奸以祸同胞，劝之不改，将如之何？”(56)并正式警告汉奸道：“夫汉奸之所以醉心者，胡官耳……呜呼，汉奸！人生不易，杀生可畏。吾效如来说法以警惕尔辈，亦一片婆心。果始终不悟，亦自作之孽不可逭也。”(57)

　　为了彻底断绝汉奸的后路，雷铁厓还提出最终之锄满者即汉奸的命题，认为“汉奸之在今日，用死力以扶满虏而杀同胞，在满人方面观之，汉奸真彼族之忠犬矣……然则易一地以观，一旦革命成功，丑虏失势，汉奸对之当何如？曰：当必以死力杀同胞之心转而杀满人。是果何故耶？汉奸之心纯在利禄，固不问种族之为谁。满人有利禄则媚满而杀汉，汉人有利禄则媚汉而杀满耳。”(58)这番话一石二鸟，主观意愿是使满人与汉奸相互猜忌，客观上与历史的发展也大体吻合。

　　在鼓吹排满革命的同时，革命党人还对各种不同的观念意见有针对性地进行驳斥。1907年春，雷铁厓撰写了长文《中国已亡之铁案说》，批驳梁启超的“满洲非国”论和杨度的“中国不亡”论。他说：“革命者《春秋》大义也，然吾恐彼保皇之人目盲心塞，终不解中国已亡而汉人革命为何事，更即其所抱持之宗旨而作为传，以提撕之并以告后世之史官，作为万世之定案。曰：皇者何？载湉也。载湉者何？满虏之酋也。保之者何？康梁也。康梁者何？汉奸也。曷为保之？保其永主中夏亡中国于万世也。”“我汉人何辜，而独遇此残酷之虏哉，而汉奸犹且怜彼贫焉……以同胞之惨如是，而彼汉奸漠不关心，乃斤斤焉虑群虏之贫而若不胜怜惜者，亦何薄于同胞而厚于异种如是也。汉奸汉奸，扪心自问，于汝安乎？”(59)

　　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主张，雷铁厓也不以为然，甚至指为与汉奸同样的清廷帮凶，“推无政府者之心，将以大同为圆满，而又无能力去各国政府，以使世界大同，则惟有于中国求大同。既曰大同，则无分夷夏，虽以逆胡之罪，亦将容之，不然则有悖大同之义。夫不去逆胡，能去满政府乎？不能去满政府，则无政府主义适以巩固满政府，非与汉奸同处乎？”(60)

　　革命党人在海外的宣传，锄汉奸也是重点之一。1908年8月，新加坡星洲阅书报社延请胡汉民、汪精卫演说，“入社听讲者，约四百余人”。汪精卫主要阐述实行民族革命的必要，“人之有团体，本于爱人之心，由有爱人之心而生平等观念，以一少数民族为制于上，而多数大民族为所征服、压制者，即种族上之大不平等。吾辈言民族主义为革命者，即求汉满之平等也，发于爱人之心者也。人或以为请求满洲立宪，即可调和种族之不平，殊不知民族之既调和，而后可言宪法。犹之两军相对，既有休战之意，而后可提议讲和之条约。今若谓满人已迫于革命军之势力，而可休战讲和，相与订立条约者，则吾嫌其太早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