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困局——一个制度史的解释(4)

　　15日，江苏都督府代表雷奋、沪军都督府代表袁希洛、俞寰澄、朱葆康，福建都督府代表林长民、潘祖彝，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举行会议，定名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定会所设上海，认定武昌为民国中央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11月28日，以湖北军政府坚请，各代表赴武昌会议，每省留一人在沪以为联络。

　　在武昌，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规模续有扩大。12月2日，会议议决先规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推雷奋、马君武、王正廷为起草员。第二天，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举行会议，谭人凤、潘祖彝、谢鸿焘、雷光宇、时象晋、王正廷、孙发绪、胡瑛、邹代藩、赵彬、王竹怀、许冠尧、张其锽、谷钟秀、黄可权、陈毅、黄群、汤尔和、陈时夏、马君武、雷奋、陈陶遗到会，会议议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制宪会议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完成了一个历史性任务。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经独立十省共22名都督府代表签字确认，是中华民国第一部宪法性文件，也是后来民国政治发展的原点，当然也是民国政争的起点。

　　这部文件共4章21条，简明扼要，要言不烦。末章“附则”规定6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民会议，其余三章分为“临时大总统”“参议院”“行政各部”，分别规定了各自权限、产生办法。

　　临时大总统由各省代表选举产生，投票权每省一票；临时大总统有统治全国、统帅海陆军的权力，经参议院同意，有宣战、媾和、缔约，任用各部部长、派遣外交使节，以及设立临时中央裁判所的权力。

　　参议院由各省都督府所派三名参议员组成，其职权为议决宣战、媾和、缔约，通过对行政各部张的任命，议决政府预算、税法、币制、公债发行，议决各暂行法律、大总统交议事件，以及答复大总统咨询事件。

　　对于参议院所议事项，大总统如不以为然，可在十天内交参议院复议。如复议2/3以上参议员仍持前议，大总统应发交行政各部执行。

　　行政各部规定中央政府设外交、内务、财政、军务、交通五部。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立法倾向非常明显，就是仿照美国的总统制，将国家元首、政府行政首脑合一，各部部长对总统负责，总统则对全体国民负责，议会与行政分离，各自独立行使职权。

　　这个大纲肯定有许多不严密，或还没有想到的地方，比如大总统由每省一票产生；每省参议员由都督府所派；那每省都督如何产生，这都是后续必须解决的问题。但从总体上说，《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文件，此后如果能在这个文件基础上修正，而不是根本性颠覆，民国政治或许不会那样反复，权力也不至于那样失衡。

　　然而，后来的历史注入太多偶然因素、人为因素，从而使这个文件并没有得到忠实贯彻。

　　这个偶然、人为因素，主要来自同盟会，来自宋教仁、黄兴等人。宋教仁不是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成员，因而没有参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制定。他从武昌返回上海，与陈其美合作，致力于组建有别于武昌的临时政府。

　　黄兴在汉阳防守失利后负气出走，12月1日返回上海。与黄兴同行的，还有在湖北军政府失势的汤化龙。12月4日，宋教仁、陈其美担心武昌成了中央政府，对同盟会不利，因此鼓动留沪代表召开会议。参加此次会议各省留沪代表有沈恩孚、俞寰澄、朱葆康、林长民、马良、王照、欧阳振声、居正、陶凤集、吴景濂、刘兴甲、赵学臣、朱福诜。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沪军都督陈其美到会。章太炎、章驾时、蔡元培、王一亭、黄中央、赵竹君、顾忠琛、彭锡范到会。会议议决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

　　宋教仁、陈其美或许担心武昌坐大对同盟会不利，他们这次做法却使同盟会声誉一落千丈。

　　三、政党政治与非政治政府

　　在民国制宪史上，“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是一个最具标志性的机构，甚至可以说，是民国宪政的创始者。它的最初成员，由独立各省都督府、谘议局委派，每省俩人，负责为未来的民国制定规章，甚至是宪法制定的准备。一个充满活力的新中国呼之欲出。

　　抛弃帝制之后的中国，究竟应该建立怎样的制度框架，在武昌起义发生后一段时间并不是很清楚。君主立宪肯定不是主要选项了，君主的名声正如梁启超后来所说，已经被严重妖魔化，没有神圣的光环了。君主立宪不再是中国的选项，但晚清以来的立宪路径不会改变。十年前，梁启超曾对世界现行政治架构进行过分析，君主专制之外，就是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没有君主立宪了，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共和。共和立宪是武昌首义后的唯一选择。

　　按照独立各省都督府、谘议局的意见，他们郑重其事召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就是按照共和立宪的路径往下走，大家集思广益，博弈、妥协，为未来新中国构建一个尽可能完美的制度。

　　实事求是地说，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用时虽短，但他们在1911年12月3日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开始。这个文件虽然显得比较粗糙，对于许多细节还没有来得及规范，但是这个文件的立法方向没有问题，是一个可以作为政治基础继续讨论的文件。各方政治势力相互质疑、讨论、妥协，一定会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往前走。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是一个政治上比较中立的准立法机构，是类似于美国“制宪会议”的“准制宪会议”。各位代表接受各省授权，为各省，也为未来重建统一的国家服务。他们中个别人或许有革命或改良的不同政治倾向，但这些倾向并不太容易在立法上反映出来。

　　政治倾向比较强烈的是湖南都督府派出的谭人凤。他在11月30日与党人刘揆一、刘公、马伯援、孙武、胡瑛、田桐、蒋翊武、查光佛、杨玉如、杨时杰、蔡济民、覃振、丁复等联名致电《民立报》社转山陕景耀月、于右任，两广汪精卫、马君武，四川李肇甫，浙江章炳麟、汪寄生，福建宋渊湲，云南张大义，江苏章梓等，呼吁他们“速来鄂组织一切”。(30)

　　对于谭人凤等人的呼吁，章炳麟12月2日回电称：

　　武昌都督转谭人凤诸君鉴：电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章炳麟。文。(31)

　　细绎章太炎的意思，他不认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应该受制于政党政治。“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意味着当武昌首义发生，各省独立，革命党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未来中国政治不再受制于政党，未来要建立的政府，也不应该具有政治色彩，而应该是政治上中立、专业、技术，是“非政治的政府”。

　　章太炎的想法或许超前，或许不切实际，但通览章太炎个人思想史，他确实是近代中国比较早地反省西方近代以来政治模式，试图为中国寻找政治新路的思想家。章太炎朦胧预见到了政党政治并不合乎中国，政党政治的结局就是结党营私，就是朋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后来中国政治发展，被章太炎不幸而言中，不过也让人遗憾的是，章太炎自己很快也卷入了政党政治，且成为至关重要的一员。

　　当谭人凤、章太炎等人讨论怎样构建新政府时，武昌前线告急，汉阳防守失利，黄兴负气出走，12月1日返回上海。与黄兴同行的，还有在湖北军政府失势的汤化龙。

　　与黄兴同时前往武昌的宋教仁，此时，或早于此时也回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