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困局——一个制度史的解释(5)

　　前线失利，确实影响了南方统一政府的成立；统一政府不能成立，又确实影响南方独立各省形成一个完整的力量与清廷对峙，进而逼退清廷，重建中国。这确实是南方独立阵营面临的巨大问题。

　　为此，宋教仁、林长民、居正、陶凤集、吴景濂、赵学臣等于12月1日向各省咨议局发布通电：

　　汉阳昨失，饷械均先时移置武昌，民军现仍力守。各省代表早经多数赴鄂，鄂垣军务正紧，急难开议，现由留沪代表电请折回。组织临时政府之议，决不因汉阳之失而阻。目前大局安危，不在一时一地之胜负，实在统一机关之成否。同人在沪公行准备，各代表一到便当开会，一切进行，共矢不懈。南京垂下，大势并不动摇，仍望诸公力持。[杰]汉阳失败之因，据内部人来沪报告，仍由于事权军令之不一。得此惩毖，足使我民自知病痛所在，恒受砭(捈?)，尚乞诸公有所鉴戒。临时政府行将成立，过此以往，军事之部署，政权之作用，有待于我全国国民之用命，以求得其最可宝贵之真自由者无穷也。(32)

　　宋教仁、林长民等人署名前专门冠以“留沪代表”的名义。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留沪代表”的功能在上海联络各省，也有为赴武昌“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备份的意思。武昌前线局势危机，他们在后方上海就一些重大问题研究、发声，并不存在违规、不合适。但是，这种事情不能太过，不能喧宾夺主，更不能无视联合会的主体，即在武昌的大多数。

　　宋教仁等人对武昌的焦虑也非后人所能理解，基于这样的焦虑，他们在12月2日继续集会，进而讨论在武昌危机情形下，怎样在南京重建新的政治中心。黄兴是从武昌前线回来的将领，他在武昌就力主“放弃武昌，率所有精锐及饷糈械弹乘舰东下，进取南京，以为根据，再图恢复”。(33)

　　章太炎、汤寿潜、程德全等与此相反，以为在当时情形下更应该坚守武昌，但汤、程二人均不敢发言，更不敢坚持，其中的缘由，章太炎在第二天致信赵凤昌详述：

　　昨日议临时政府地点，迄无成议。主鄂者惟有下走，主金陵者惟有克强，而渔父斟酌其间，不能谈论。今日所望，在临时政府从速发表，若如渔父圆活之说，又迁延无期矣。雪楼(程德全)、蛰仙(汤寿潜)意在主鄂，而皆唫口结舌，不敢坚持。盖雪楼处嫌疑之地，蛰则慎于发言，坐令议政府地点者，惟在一二党人之口，此国人之耻耶?蛰仙私言，前已认武昌为政府，危而背之，于心有疚。此诚长者之言，然不敢当众发表，而独与下走私语，为之怏然。窃念囊日满政府虽僝弱寡谋，然遇有兵祸时，省城虽危机将陷，犹未以外府为省会，必待真正失守，乃移行省于他处。今吾侪之认政府，反不能如满廷之认省会耶?以武昌为都城，以金陵为陪都，此今日正当办法，愿公大宣法语，以觉邦人。不然，仆辈所持，既与克强不合，终无谈了之期；若曲循金陵之议，援鄂之心必懈，冒昧之策必生(谓大举北伐)，其祸将不可解也。(34)

　　武昌的局势确实危险，但还没有危险到沦陷的地步。就在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人讨论放弃武昌第二天(12月3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汉口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因此，夸大武昌危机可能另有原因。

　　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同盟会一系的革命党人，清楚地知道在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中，他们并不占多数，如果听任形势发展，革命党人必将功亏一篑，武昌成了中央政府，同盟会一系即便不会出局，也很难在既有体制中发挥功能。这可能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

　　12月4日，宋教仁召集“留沪代表”沈恩孚、俞寰澄、朱葆康、林长民、马良、王照、欧阳振声、居正、陶凤集、吴景濂、刘兴甲、赵学臣、朱福诜等人开会。程德全、汤寿潜，以及沪军都督陈其美到会。此外还有章太炎、章驾时、蔡元培、王一亭、黄中央、赵竹君、顾忠琛、彭锡范等人。会议议决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

　　宋教仁抢先一步，自以为赢得了先机，但由此却引发了后来一系列党争。

　　就各省都督府的共识而言，“留沪代表”12月4日的决定显然是有问题的：

　　各省代表赴鄂者与留沪者，原是一体，他们(宋教仁、黄兴)两人只利用留沪一部分，而瞒着赴鄂代表，瞒着鄂军政府，皆不令闻之，其谬一也。江苏都督、浙江都督、沪军都督，皆令其到场投票，淆乱职权，蔑视其他各省都督，其谬二也。开会时，加入不伦不类、毫无根据之章炳麟、章驾时、蔡元培、王一亭、黄中央、赵竹君、顾忠琛、彭锡范诸人，令其列席，令人怀疑这一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其谬三也。(35)

　　另，参加这次会议的湖南人欧阳振声，并不是湖南都督府或谘议局的代表，而是宋教仁个人委派的代表。宋教仁只是代表之一，而居然委派代表的代表，此等举动，在批评者看来，“既不合理，又不合法”，(36)因而12月4日的上海会议，在汉口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看来，不仅违反了联合会组织规程，而且破坏了独立各省已达成的共识，埋下了后来民国政争的种子，同盟会的威望在民国初年国内政治中威望不高，黎元洪后来不断被妖魔化，都可以从这次会议找到蛛丝马迹。

　　但是有一点也算是英雄所见略同，就在“留沪代表”决定移师南京的同一天，汉口各省代表会议“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各省代表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南京。有十人以上之代表到南京即开选举会，临时大总统未举定以前，仍认鄂军都督府为中央军政府，有代表各省军政府之权”。(37)

　　分析汉口会议与留沪代表两个会议的决议，移师南京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留沪代表会议“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帅；而汉口的代表会议决定在临时大总统“未举定前”依然认鄂军都督府为中央军政府。

　　其实，从当时国内政治格局看，武昌不仅是首义之地，最先发难，为独立各省表率，而且湖北推举出来的黎元洪，也最具领袖风范，具有领袖群伦的资格，拥有很高的威望，各省都督府及其代表并没有对黎元洪的人品、能力提出质疑。独立各省都督府普遍相信，通过各省代表会议的努力，制定出一些基本文件，进而根据这些文件选举临时大总统，只要完成了这一套程序，新中国的临时大总统究竟是谁，都不再是问题。

　　然而，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同盟会成员却不这样看。他们之所以策动留沪代表“票举”黄兴，其实就是要控制住未来新政府的领导权，从好的方面说，就是保证未来中国政治的主导权在革命党人手里。但从坏的方面说，黄兴，特别是宋教仁对政治的操控，令人反感，批评者以为“宋教仁为人，眼高识暗，志大才疏，说话则夸张不伦，办事则杂乱无章，自身取祸则有余，担当天下大事则不足”。(38)这也是后来宋教仁威望一度下滑的深层原因之一。

　　留沪十四省代表推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的消息通过“西电”传到武昌后，立即激起在武昌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的愤怒与反对。12月7日，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举行会议，议决由大都督黎元洪向各省都督府发布通电，说明上海公举大元帅的真相，并致电沪军都督陈其美，请其查明真相，宣布撤销。(39)

　　宋教仁等人在上海策划的选举实属一场误会，一个插曲，不仅没有达到预想目的，反而引起了武昌主流派的警觉。12月8日，在武昌的各省都督府代表根据决议同船出发前往南京。12月10日，留沪各省都督府代表朱葆康、欧阳振声、王照、居正、陶凤集、吴景濂、刘兴甲、廖名搢、刘揆一、赵学臣、李鎜、吴铁城、林森举行会议，决议第二天同赴南京，与从武昌赶往南京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代表汇合。南方新政治中心，已从武昌、上海向南京汇集，一个全新的民族国家很快就会建立起来，但肯定不会一帆风顺。一个全新的政府，究竟应该是一党的政府，还是超越政党的“非政治政府”，在各位代表前往南京的路上，已经发生了巨大分歧。

　　四、因人而异制法修法

　　讨论民初政治制度构建，《临时约法》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民国前半期几乎所有政争，都是围绕着这部“准宪法”展开。即便到了21世纪，《临时约法》的意义、得失，依然很难在学术界达成共识。肯定的人誉为“民国象征”，否定的人以为中国宪政始终无法走上轨道，《临时约法》是个关键。

　　1911年12月8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同船离开汉口，顺流而下，前往南京。他们的使命，就是在那里“公举”临时大总统，组织临时政府。10日，“留沪代表”议决第二天同赴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先前分开的两个部分至此重新合在一起，一个完整的“准制宪会议”总算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

　　两路人马会合后，12日，联合会代表齐集江苏咨议局举行第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

　　江西：吴铁城、林森、赵士北、王有兰、俞应麓；

　　浙江：汤尔和、黄群、陈时夏、屈映光；

　　湖北：马伯援、杨时杰、陶凤集、居正、时象晋；

　　湖南：廖名搢、邹代藩、刘揆一、欧阳振声；

　　奉天：吴景濂；

　　河南：李鎜、黄可权；

　　山西：仇亮、乔义生、景耀月；

　　福建：林长民、潘祖彝；

　　江苏：雷奋、陈陶遗、马良、袁希洛；

　　广西：马君武；

　　广东：王宠惠、邓宪甫；

　　四川：周代本、萧湘；

　　直隶：谷钟秀；

　　安徽：赵斌、王竹怀、许冠尧。

　　计14省39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