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困局——一个制度史的解释(7)

　　对此，孙中山坦然对曰：“那不要紧，只要袁能真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56)

　　孙中山和革命党主流的思考是严谨的，承诺也是庄重的，并不会因为某些特殊的、突发原因而食言。南方不断传递的信息是：若清帝退位，则南京政府即可发表袁之正式公文；孙中山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57)

　　我们当然不会轻易相信，袁世凯从君宪转向共和的关键是孙中山、革命党的许诺。但是也必须承认，历史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了，有了这些许诺，新军将领渐渐改变，袁世凯渐渐也在改变，即便是那些满洲贵族，大部分也只能顺应形势，听天由命。至1912年1月下旬，清帝退位已成大致趋势，孙中山兑现承诺让位给袁世凯逐步提上日程。1月21日，孙中山致电和谈代表伍廷芳及各报馆，并转致袁世凯，提出清帝退位后和平移交权力的五个要点：

　　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电知民国政府现在清帝已经退位，或转饬驻沪领事转达亦可。二、同时袁须宣布政见，绝对赞成共和主义。三、文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四、由参议院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五、袁被举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接受事权。按一、二两条即为袁断绝满政府关系，变为民国国民之条件。此为最后解决办法，如袁并此而不能行，则是不愿赞同民国，不愿和平解决，如此则所有优待皇室八旗各条件，不能履行。战争复起，天下流血，其罪当有所归。(58)

　　面对清帝即将真的退位，孙中山和南方革命党人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他们普遍没有与袁世凯直接打过交道，再加上各方面不断渲染袁世凯“谲诈百端，心术不测”，(59)劝告孙中山、南方革命党人保持警惕，防人之心不可无，因而在此后的日子里，孙中山、南方革命党人对北方，对袁世凯，不是进一步理解、体谅，和平相处，顺利移交，而是猜疑不断，防范不断，南北和解，几次面临中断的危险。

　　经南北之间反复磋商，清廷终于在2月12日宣布退位，袁世凯也于当天致电孙中山、参议院及黎元洪，承认“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60)

　　清帝和平退位了，和平重现了，孙中山也没有迟疑，迅速兑现承诺，第二天(13日)向参议院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孙中山提出三个附加条件：

　　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61)

　　就情理而言，孙中山提出的这三个条件并不过分，至于能否做到，为什么不能做到，都可以交给参议院进行裁定。

　　困难在于，袁世凯对于这三个条件太不重视了，太不理解孙中山及革命党人的心情与用意了，他用各种理由方式坚持将政府继续放在北京，他的理由自然不错，也可以成立，但对革命党人、孙中山来说，则觉得有点故意，尤其是京津保兵变来得过于蹊跷，总让人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在三个附加条件中，最值得注意，也是后来政治冲突根源的是第三条，即“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62)而这个《临时约法》就是专门为袁世凯“私人定制”的一部法律，因人制法，开启20世纪中国一个极不好的头。

　　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的选举，即孙中山的当选，所凭借的是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武昌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个大纲尽管有许多不完善不严密的地方，但其立法原则就是美国的宪制，为总统负责制。这也是宋教仁在临时大总统选举前试图废弃总统制，改用内阁制而无法成功的一个法律障碍。只是在后来的南北议和中，袁世凯要接替孙中山出任大总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时，孙中山与革命党人却想到了这个最蹩脚的办法，试图用一纸法令去约束袁世凯的手脚。

　　1912年1月2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这个参议院实际上是由先前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改制而来，十七省都督委派了三十八名议员，院址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旧址，即江苏省谘议局原址。会议推举林森为议长，陈陶遗为副议长，陈旋即辞职，王正廷接任。

　　临时参议院成立的法理依据在武昌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其功能为临时政府的立法咨询机构，具有立法权、财政权、任免权、外交权及顾问权。此外，临时参议院还可对临时大总统交议事件进行议决。

　　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孙中山在临时参议院成立之后第三天(31日)将法制局所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五十五条咨请参议院审议。孙中山在咨文中说：“临时政府现已成立，而民国组织之法尚未制定，应请贵院迅为编定颁布，以固民国之基。”(63)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为法制局局长宋教仁起草，1月27日曾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的名义全文发表于《民立报》。28日，法制院觉得不妥，致函《民立报》更正：“贵报所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系我院提出供参考之草案，现尚未经参议院议决。请更正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64)

　　孙中山将宋教仁起草的文本送交参议院后，并没有获得认同。“参议院当恐受命政府，有损立法独立之尊严，主张自行起草，不肯接受”，将原案掷回。(65)

　　临时参议院不愿接受政府起草的文本，并不意味着参议院不认为重新制定《临时约法》的重要性。2月7日，临时参议院召集《临时约法》起草会议，名为“编辑委员会”，重新起草，但仍由宋教仁主稿，(66)会议共三十日，至3月8日全案告终。3月11日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须知，3月8日，为袁世凯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交“大总统誓词”的日子，誓词曰：

　　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67)

　　对于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袁世凯并没有及时发现问题，或者即便发现了问题，可能他也并不在意，因为第一期正式大总统有待选举，正式国会有待召集，一切都处于变动中，何必急不可耐。

　　然而，孙中山3月11日公布的《临时约法》却成为民国元年政治发展的障碍。这个约法凡七章五十六条，最大的改变，是放弃了武昌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规定的总统制，而接受了宋教仁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提出的内阁制。

　　从善意角度去理解，“盖当各省联合之始，实有类于美利坚十三州之联合，因其自然之势，宜建联邦国家，故采美之总统制。自临时政府成立后，感于南北统一之必要，宜建为单一国家，如法兰西之集权政府，故采法之总统制。至孙总统提出之《组织法草案》内容，大致与《临时约法》相仿佛”。(68)

　　但如从孙中山以及南方革命党人的主观诉求看，他们之所以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就是要用法律条文约束袁世凯的手脚。这里当然主要因为那段时间南北之间误解不断，事故不断，南方革命党人自以为不是袁世凯的对手，只好提前防范。他们计划推黄兴、宋教仁为内阁总理，这样，袁世凯就是虚置的大总统，位高世尊而没有权，即便袁世凯老奸巨猾，野性难驯，也只好屈从于法律条款。

　　总统制、内阁制，都是近代代议制中的一种制度，各自利弊得失，在孙中山、宋教仁的争论中已有辩白。现在的问题，是革命党人在将袁世凯视为一个潜在对手，而又不得不向他让权时，总统制、内阁制的随意改变，实际上潜伏着巨大的隐患。民国元年、二年，乃至洪宪帝制，都可以在这一改变中寻找到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