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内外皆轻”权力格局与清末民初政治走向(2)

辛亥革命网 2017-08-31 16:14 来源:《清史研究》2017年第2期 作者:李细珠 查看:

辛亥鼎革之际,清朝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是清末新政时期清廷中央集权对地方督抚收权的结果。

  概而言之,地方督抚之权“轻”,是清廷通过新政实行制度变革的结果。对此,时人有深刻的体察。资政院议员于邦华认为,清廷实行中央集权措施是地方督抚无权办事的症结,有谓:“现今各省谘议局与督抚冲突事件,不能说是民气嚣张,而归咎于各省谘议局,实缘议决之事各省督抚不去执行,所办之事又不能洽于民心,心之不平,其气益不可遏。然亦不能归咎于各省督抚,我国行政机关有种种牵掣,况近日民间搜括殆尽,财政无着,又有中央集权之说使督抚愈不能办事,是以对于议决之事往往不能执行,甘受人民唾骂,则督抚自有督抚难处。”[14]御史胡思敬更是尖锐地指出,清廷中央集权直接导致各省“都成散局”的严重后果,有谓:“自中央集权之说兴,提学使为学部所保之员,巡警道为民政部所保之员,劝业道为商部所保之员,皆盘踞深稳,不敢轻言节制。而又司法独立,盐政独立,监理财政官气凌院司,亦骎骎有独立之势。一省之大,如满盘棋子,都成散局。将来天下有变,欲以疆事责之督抚,而督抚呼应不灵;责之学使以下各官,而各官亦不任咎。”[15]胡思敬不幸而言中,武昌起义之后地方督抚无力效忠朝廷的惨痛事实可为明证。调兵不动,筹款不成,办事不能,谁能说督抚还是权“重”?

  二、所谓“权力流向”问题

  所谓“权力流向”问题,涉及权力的转移或再生,与制度建设直接相关。

  孙燕京教授认为:“从广泛意义上说,权力大致是常量,一个变轻,另一个(相对待的一方)自然趋重。那么,内外皆轻便于理不通。”(第145页)这只是简单的逻辑推论,与实际史实并不相符。关键在于权力不是物质的东西,也不是实际的能量,如前引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所谓只是“一种潜在能力而非实际现象”,作为一种制度的规定性效力,这种效力只有在掌握和利用制度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出来,否则就是无效力。可见,权力不是“常量”,并不简单地遵循此消彼长的规律。所谓“权力流向”,既与制度的掌控和利用相关,也与制度变迁相关。

  接下来的问题是,清末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形成“内外皆轻”格局之后,权力到哪里去了?这是孙教授与一般读者问得较多的问题。笔者有一个比较概括的说法:“当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的权威一并衰落之时,军人势力崛起,从而出现军人干政局面。”(拙著《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第410页)也就是说,权力从清廷中央和地方督抚转移到军人势力。话说简单,但要深入探讨还有较大空间。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权力具体究竟是如何转移的呢?

  孙燕京教授也认为:“如果我们放大视野,观察一番清末中国的政治格局,那么,权力的流向就清楚了,那就是清王朝衰弱了,其他政治势力不断崛起,比如革命排满、拥护共和的革命党;比如反对流血、提倡立宪的立宪派;比如压抑已久支持改变的广大民众;当然最大的获益者还是心机特重、善于权术的袁世凯。”(第147页)这是对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政局变动非常到位的观察。需要追问的是,最后的赢家为什么是袁世凯?要理解这个“权力流向”问题,关键还是要解剖革命之后的制度变迁与重建问题。

  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表明:“政权崩溃之后出现的是权力真空。……如果在旧政权消失之后,余下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强弱相差很大,那么最强大的社会力量或社会力量的联盟也许只需相对说来较少地扩大一下政治参与,便能够填补这一真空并重建权威。”[16]武昌起义之后,清王朝政权土崩瓦解,革命党人、立宪派与旧官僚等多种势力纷起竞争,最后是作为“最强大的社会力量或社会力量的联盟”的袁世凯北洋集团收拾残局,并试图重建统治权威。这个逻辑思路很是清晰,清末民初历史演变事实也大体如此。

  具体来说,辛亥革命之后制度变迁与重建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两步:革命与和谈,正是这两步比较完整地完成了权力转移过程,用非常粗线条的图式表示,就是:清政府→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北洋政府。

  第一步:革命,就是通过武装起义,革命党人、立宪派与旧官僚联合势力在各独立省区建立革命政权,以此为基础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分享了部分国家统治权力,与北方清政府形成南北对峙局面。武昌起义后,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四川十五省区相继独立。为什么不能一鼓作气夺取全国政权,这既与此次革命没有统一领导与规划的分散性特点有关,也与各独立省区内部矛盾状况有关。从各独立省区革命的实际情况来看,各地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大都各自为政,相互联系与支持的情况不多,尤其是各地革命政权的建立情况较复杂,多少都掺杂了革命党人、立宪派与旧官僚等多种势力的争斗,本来并不强大的革命力量却内耗很严重。如首义省份湖北,革命党人鼓动新军起义,以谘议局为代表的立宪派人士被迫附从,结果却推举新军协统黎元洪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再如首先响应省份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等人建立革命政权,立宪派勾结旧军官发动政变,谘议局议长、立宪派首领谭延闿继任都督,湖南革命政权完全落入立宪派手中。即使在革命派内部,其实也不无分歧和矛盾,如上海,本是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同盟会中部总会与光复会的活动都颇为活跃,但在起义之后,同盟会派陈其美成立沪军都督府,光复会首领李燮和大为不满,转而另立吴凇军政分府,革命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充分显露。不仅如此,各省区革命政权之间也有矛盾,以至于在南部中国地区形成武昌与上海两个政治中心:武昌为首义之区,革命力量集聚较多;上海为东南重镇,资产阶级与立宪派颇为活跃。正是以此两地为中心,各派政治势力为筹建统一中央政府而展开了激烈的争斗,甚至出现所谓“政府设鄂,议会设沪”[17]的妥协议案。直到革命领袖孙中山回国,被各省代表会议选举为临时大总统,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表面上暂时解决了独立省区内部各革命政权之间的权力争斗,但南北两个政权对峙,并没有达到革命的最终目的,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只是占有半壁江山,还不足以充分享有完全的国家权力。孙中山当选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在某种意义上颇有无奈的意味。其中“临时”一词颇可玩味,实际上充分表明了这个革命政权的过渡性意义。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时,就曾致电袁世凯表示虚位以待之心,有谓:“文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18]孙中山在就职典礼上宣誓更是明确表示:“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19]虽然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通过革命的方式,从清政府手中取得了各独立省区的统治权力,但这只是暂时的,随时都在准备交给袁世凯,只要袁世凯达成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革命目的。

  第二步:和谈,就是通过所谓“南北和谈”,袁世凯依靠北洋集团,借革命之力,迫使清帝退位,继任临时大总统,建立南北统一的中央政府,攫取了全部国家统治权力。南北和谈在革命之后不久就开始启动,甚至与革命交叉进行,只是因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而一度出现波折,但南北双方事实上始终没有真正放弃议和,交易仍在秘密进行。“代表会形式上取消,而南北运用,未曾停止,仍由伍、唐在内幕沟通商洽。”[20]袁世凯在唐绍仪辞去代表职务后便与伍廷芳直接通过电报联系,唐绍仪也仍在上海与伍廷芳不断地进行秘密交涉。这个时期,双方交涉的主要内容集中在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的交换条件上,即孙中山在清帝退位后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推举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对此,南方各派政治势力基本上赞同,孙中山也并不反对。在和谈期间,袁世凯对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和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颇为不满。他致电伍廷芳诘问:“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为君主立宪,该政府暨总统是否亦即取消?”[21]他还通过唐绍仪询问伍廷芳:“孙君肯让袁君,有何把握,乞速详示。”[22]迫切希望得到南方的切实保证。孙中山通过伍廷芳向袁世凯明确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23]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这个保证后,便开始加紧进行“逼宫”,迫使清廷退位。此后南北和谈的核心内容是清帝退位优待条件。1912年2月12日,清帝接受优待条件,宣告退位。13日,孙中山向南京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袁世凯以自代。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新任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后组织临时统一政府,完全攫取全国统治权力。

  需要特别解释两个问题:一是袁世凯何以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也就是说清政府的权力最后为什么会转移到袁世凯手中?孙燕京教授对于袁世凯是否“军人发迹”或“军人起家”的问题多有辨析(第147页),不无道理,但有点偏离笔者讨论问题的重心。无论对“发迹”或“起家”如何理解,可以肯定的是,北洋新军是袁世凯在清末民初政坛崛起与纵横捭阖最大的政治资本。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武昌起义之后,被黜多年的袁世凯能够迅速东山再起,并实际控制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就是因为他手中掌握着一支强大的北洋新军。北洋新军是清末“中国陆军的核心”,与南方民军相比,虽然在数量上可能并不占优势,“可是作为一支战斗力量来说,他们统一的指挥、训练和划一的装备,都使他们优于民军”[24]。当时,一些外国军事观察家通过对广州、上海、苏州、武昌和南京等地驻军的研究后,认为:“革命军队显然不如忠于清皇朝的军队。……除了极少数例外,革命军队一般都是‘军纪涣散的乌合之众’。如果北洋军队全力支撑清皇朝,革命军队将不是它的对手。”[25]南方民军的情况到底如何呢?据曾任广东军政府都督和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回忆说:“南京军队隶编于陆军部者,号称十七师,然惟粤、浙两军有战斗力。……其他各部,乃俱不啻乌合,不能应敌。盖当时党人对于军队,不知如法国革命及苏俄革命时所用之方法,能破坏之于敌人之手,而不能运用之于本党主义之下。由下级干部骤起为将,学问经验,非其所堪。又往往只求兵数增加,不讲实力,此为各省通病,而南京则尤甚也。”[26]显然,南方民军要战胜北洋新军是相当困难的。正因为有强大的北洋新军的存在,才使南方革命势力对袁世凯不敢等闲视之。

  其时,国内外多种政治势力都期待着袁世凯重新出山。据英国《大陆报》特派员观察认为:“其时只有一个人可以应付时局,只有一个人能在与南方军对垒时可以使北方军队服从,这个人就是被贬的袁世凯。”[27]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转述日本武官青木宣纯的话说:“袁世凯的权力时时刻刻在增长。他会拥有独裁权力。他能得到他所要求的任何条件。他是皇室的唯一希望,他在中国有信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唯一可望从目前的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一个人。”[28]庆亲王奕劻向摄政王载沣提议起用袁世凯时认为:“此种非常局面,本人年老,绝对不能承当,袁有气魄,北洋军队都是他一手编练,若令其赴鄂剿办,必操胜算,否则畏葸迁延,不堪设想。且东交民巷(各国驻华使馆——引者注)亦盛传非袁不能收拾。”[29]当时形成“非袁不可”的局面,关键就是袁世凯拥有北洋新军。清政府无法驾御北洋新军,不得不起用旧臣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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