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内外皆轻”权力格局与清末民初政治走向(3)

　　袁世凯被起用后，很快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并迫使摄政王载沣退归藩邸，攫取了清朝行政大权。庸弱的隆裕太后也不得不把清廷命运完全交付袁世凯，在召见袁世凯内阁时，有谓：“顷见庆王等，他们都说没有主意，要问你们，我全交与你们办。你们办得好，我自然感激，即使办不好，我亦不怨你们。皇上现在年纪小，将来大了也必不怨你们，都是我的主意。”[30]在革命党炸死良弼后，隆裕太后闻讯颇感绝望，禁不住当朝掩面而泣曰：“梁士诒啊！赵秉钧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31]其时，袁世凯正在暗中操纵南北和谈。为了攫取民国大总统权位，袁世凯不惜牺牲清廷，与南方革命政府磋商优待条件，迫使清帝退位。清廷无可奈何，发布上谕：“著授袁[世凯]以全权，研究一切办法，先行迅速与民军商酌条件，奏明请旨。”[32]一纸上谕，使清廷完全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袁世凯。袁世凯毫不犹豫地以清廷为筹码向南方革命政府换取了民国大总统的权位。

　　二是袁世凯的统治权力来源问题，即袁世凯是直接继承了清政府的统治权力还是攫取了新生的中华民国政权的统治权力？也就是说清政府的权力是如何转移到袁世凯手中的呢？袁世凯在辛亥鼎革之际玩弄两面手法，一面挟清廷以对抗革命，一面借革命以逼迫清帝退位，从而登上民国大总统宝座，成为最后的赢家，“时人谓之新式曹操”[33]。乱世枭雄曹操，是篡位窃国的代名词。关于袁世凯的“窃国”，也即其统治权力来源问题，历来有两种说法：逊清遗民认为袁世凯所窃之“国”，是“大清”朝[34]；与清朝遗民不同，后世论者则从革命史的角度立论，认为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所窃之“国”是新生的“中华民国”[35]。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辛亥百年之际，学界有人翻出尘封久远的《清帝逊位诏书》，把清帝退位描述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认为清政府的统治权力是通过《清帝逊位诏书》转移到袁世凯手中，意即袁世凯直接继承了清朝的统治权力。此似是而非之新说，实不脱逊清遗民立论之窠臼，甚至还不如某些殉清遗民如胡思敬之流看得明白。胡思敬所著《大盗窃国记》，认为袁世凯“篡窃之志蕴蓄十余年之久”，其之所以利用南北和谈的方式迫使清帝退位，“其意盖以大清之亡，非亡于袁氏，而亡于革党；袁氏之取，取于革党，非取于大清也”[36]。胡思敬指破袁世凯的狡猾之处，其本意是要揭露袁世凯窃取了“大清”朝，但确实也指明了清朝被革命党推翻及袁世凯从革命党手中攫取国家政权的史实，也就是说袁世凯不是直接继承了清朝的统治权力。

　　事实上，在《清帝逊位诏书》中有谓：“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37]据新出《袁世凯全集》收录一份袁世凯《手批清帝逊位诏书稿》可知，袁世凯确实做了手脚。此处文字原稿是“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38]，袁世凯把“与民军”三字后移，意思大变。《清帝逊位诏书》颁布后，对此说辞，时人与后人多有误解，往往担心甚或认定清廷把统治权直接交给了袁世凯。胡汉民回忆与张謇之子张孝若的记载较有代表性，他们认为：胡汉民请张謇起草清帝退位诏书，并由唐绍仪转电袁世凯。袁擅自在后面加入“授袁世凯全权”一语，狡猾地自以为乃是从清政府取得政权。孙中山发现后，大怒责其不当，但袁与唐推诿于清廷，“且以其为遗言之性质，无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正之理”[39]。孙中山也曾致电袁世凯严正指出：“至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若果行之，恐生莫大枝节。执事明于理势，当必知此。”[40]袁世凯先是委托心腹梁士诒等人通过唐绍仪致电孙中山做了如下解释：“清谕有‘全权组织’字样，南方多反对者。实则此层系满洲王公疑惧，以为优待条件，此后无人保障，非有此语，几于旨不能降，并非项城意。故奉旨后，亦未遵照组织政府。清谕现在已归无效。若欲设法补救，除非清谕重降，自行取消不可。又万万无此办法。南方若坚持此意，实为无结果之风潮。”[41]在此，梁士诒等人清楚地说明所谓“清谕有‘全权组织’字样”，并非袁世凯之意（“非项城意”），袁世凯“奉旨后，亦未遵照组织政府”。稍后，袁世凯又亲自致电孙中山、黎元洪、各部总长、参议院、各省都督、各军队长，直接说明：“孙大总统来电所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极为正确。现在北方各省军队暨全蒙代表皆以函电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清帝委任一层无足再论。然总未遽组织者，特虑南北意见因此而生，统一愈难，实非国家之福。”[42]袁世凯也不以“清帝委任”为然，而“总未遽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后人也许会认为这些均不无狡辩之意，但实际上梁士诒等人与袁世凯所说大致还是实情，最关键的一点是当时袁世凯确实还没有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尽管他也曾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袁”的名义发布布告，但很快就改为“新举临时大总统袁”的新身份发布命令。[43]他对后者的认同更甚于前者，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袁世凯的统治权力到底来源于何处？可从两个方面进一步具体分析：一方面，袁世凯的统治权力并不是来自清政府。如梁士诒等人所谓袁世凯实际上并没有遵照《清帝逊位诏书》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袁世凯自己也认为如此，是以袁世凯是否擅自加入“全权组织”字样，已没有实际意义；而且《清帝逊位诏书》还明确地说“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44]，也没有说要直接交予袁世凯。可见，袁世凯并没有直接继承清政府的统治权力。另一方面，袁世凯的统治权力实际上来自南京临时参议院，是对南京临时政府的直接继承。孙中山在清帝退位之后第一天便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推荐袁世凯自代。就在清帝退位之后第三天（1912年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新任临时大总统。参议院致电袁世凯称：“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次日，袁世凯回电参议院，欣然表示接受，电称：“承贵院全体一致正式选举，凯之私愿，始终以国利民福为归。当此危急存亡之际，国民既以公义相责难，凯何敢以一己之意见辜全国之厚期。”[45]3月8日，袁世凯将受职誓词电告南京临时参议院，得到参议院的认可，并由原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通电布告全国。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誓词称：“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踰。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46]袁世凯登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随后，袁世凯根据孙中山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经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组织了新的南北统一的中央政府。可见，袁世凯继孙中山之后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其统治权力直接继承了南京临时政府，与其说是来自清政府的“委任”，不如说是来自南京临时参议院的授权。[47]

　　综上所述，关于清末民初的“权力流向”问题，实际上是从君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制度变迁与重建的结果。清政府的权力并没有直接转移到袁世凯，尚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中间环节，那就是南京临时政府与南京临时参议院。一方面，南京临时政府通过革命的方式在各独立省区建立政权，分割了清政府的部分统治权力；另一方面，南京临时政府通过南北和谈的方式，与袁世凯合力迫使清帝退位，使清政府交出了另一部分统治权力，这一部分统治权力是清政府在接受优待条件的同时交给了南方革命政权，实际上还是暂时归于南京临时政府。由于清帝退位之后孙中山辞职，袁世凯继任，最后这两部分统治权力都由南京临时参议院授予新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可见，清政府的统治权力经由南京临时政府与南京临时参议院，最终转移到袁世凯北洋集团。

　　三、“内外皆轻”与民初政治走向

　　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对民初政治走向的重要影响，是辛亥革命在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权威一并衰落之际爆发，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军人势力崛起，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乘势而动，从军人干政到军人主政，试图重建统治权威而未能奏效，政局分崩离析，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

　　这期间值得注意的有三个重要环节：第一，军人干政使清政府乖乖就范。武昌起义爆发后，新军势力成为清朝中央与地方政府难以控制的力量，以至于出现军人干政局面。其时军人干政有两个显著的事例：一是张绍曾滦州兵谏立宪。清政府推行预备立宪本有抑制革命的目的，但一再拖延敷衍反而加速了革命的进程。就在清政府忙着调兵遣将应对前线紧急军情之际，立宪派在资政院内也要求加快推行立宪步伐，张绍曾滦州兵谏更是火上浇油。宣统三年（1911）九月初八日，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三镇协统卢永祥、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第三十九协统领伍祥祯、第四十协统领潘矩楹等人电奏清廷，以各军将士名义请愿改革政治，提出最后通牒式的十二条政纲，强烈要求年内即开国会，由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国务大臣由总理推任，皇族永远不得充任总理大臣及国务大臣，还明确提出军人有参与解决现时规定之宪法、国会组织法及国家一切重要问题之权。[48]在军人通电干政等多方面的压力下，清廷不得不下诏罪己，取消皇族内阁，并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清廷妥协退让，是颓势尽显的标志，如陈夔龙所谓“帝位虽存，大权业已下移”[49]。滦州兵谏开启军人干政之先河，后果不堪设想。如王锡彤有谓：“朝廷之所以号召天下震慑群庶者，威信而已。今朝廷失信之事已更仆难数，此诏一出，更示天下以弱。现任兵官尚可迫胁，何人不可迫胁乎？威严尽失，何以立国？乱事之起，靡有涯已。”[50]金梁有云：“然以朝廷遽发信条，为军士所轻，卒启军人干政之举，后且合词请退位矣。”[51]王锡彤、金梁之言，果然不幸而言中。二是段祺瑞电奏请愿共和。就在滦州兵谏三个月之后，十二月初八日，袁世凯为了迫使清帝退位，加紧“逼宫”步伐，指使北洋将领段祺瑞、姜桂题、倪嗣冲、段芝贵、曹锟、王占元、王怀庆、李纯、张怀芝、潘矩楹等50人电奏清廷，强烈要求清廷接受优待条件，赞同共和，并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52]。此奏气势凌人，明显是要逼迫清帝退位。有人把北洋将领段祺瑞等人请愿之电与革命党人彭家珍炸良弼之弹相提并论，以为“实乃祛除共和障害之二大利器也”[53]。的确，袁世凯之所以能如此迅速逼迫清帝退位，并攫取民国大总统权位，“得力于段芝泉率前敌将士一电，请愿共和之最有力者也”[54]。无论是张绍曾滦州兵谏立宪，还是段祺瑞电奏请愿共和，都是军人干政的典型事例，软弱的清政府无可奈何，只能顺从地满足其政治意愿而不敢有丝毫的违背。

　　第二，袁世凯重建统治权威企望落空。袁世凯在北洋军人的支持下顺利地接掌了新生的民国政权，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军人集团——北洋集团操控的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北洋政府的统治权威，袁世凯不断地采取措施笼络立宪派、旧官僚，打击革命党人，企图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结果却走了一条从临时大总统到正式大总统、独裁大总统、终身大总统乃至于洪宪皇帝的不归路。袁世凯通过镇压“二次革命”打败革命党势力以后，政治野心进一步膨胀，希望去掉“临时”性质，做正式大总统。1913年10月6日，在北洋军警的威逼之下，国会通过三次投票勉强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随后，袁世凯便以“乱党”为名宣布解散国民党，并撤销国民党党员之国会议员资格，继而又以“几酿成暴民专制之局”为名，宣布解散国会。[55]与此同时，袁世凯策动增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此特设造法机关——约法会议，并提出增修约法大纲案，咨交约法会议讨论。其增修约法之理由是：“临时约法适应于临时大总统，已觉有种种困难，若再适应于正式大总统，则其困难将益甚。”其主旨是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尽可能扩大总统权限。约法会议遵照此意，制定新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要义在建立以总统集权为核心的“强有力之政府”。约法会议咨复文宣称：

　　方今共和成立，国体变更，而细察政权之转移，实出于因而不出于创。故虽易帝制为民国，然一般人民心理，仍责望于政府者独重，而责望于议会者尚轻。使为国之元首而无权，即有权而不能完全无缺，则政权无由集中，群情因之涣散，恐为大乱所由生。此以历史证之，而知应含有特性者也。世界各共和国，其幅员皆不及我国之广大。盖地狭则治之也易，地广则治之也难。中国横亘东亚，方二万万里，而且五族各异其性，南北各异其宜。苟无一强有力之政府提挈全局，各自为政，不相统一，势必以内部之破坏，妨及国际之和平。此以地理证之，而知其应含有特性者也。且共和成立，开自古未有之创局。建设未遑，飘摇风雨，纲解纽绝，无可遵循。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即遇事过为审顾，已有稍纵即逝之虞，若设法牵掣多方，将不免立见危亡之祸。乃临时约法于立法权极力扩张，行政权极力缩减，束缚驰骤，使政策不得遂行。卒之筑室道谋，徒滋纷扰，贻害全国，坐失事机。夫国家处开创之时，当多难之际，与其以挽救之责委之于人民，委之于议会，其收效缓而难，不如得一强有力之政府以挽回之，其收效速而易。所谓易则易知，简则易从也。况人民政治知识尚在幼稚时代，欲其运用议院政治，窃恐转致乱亡。此以现在时势及风俗习惯证之，而知其应含有特性者也。本会议基此理论，勒为成文。以统治权之不可分割也，于是设总揽机关。以议会政治之万不宜于今日之中国也，于是以总揽统治权属之于国家元首。以重大总统之权而又不能无所限制也，于是有对于全体国民负责之规定。以国势至今，非由大总统以行政职权急起直追，无以救危亡也，于是凡可以掣行政之肘，如官制、官规之须经院议，任命国务员、外交官以及普通缔结条约之须得同意等项，皆与删除；凡可以为行政之助者，如紧急命令、紧急财政处分等，悉与增加。以国权脆弱亟宜注重军防也，于是特定陆、海军之统率及编制权，以扬国威而崇兵备。以共和建设来日方长，非策励殊勋不克宏济艰难也，于是设各项特别荣典，以符优待而劝有功。以大总统之职责既重，必须有审议政务机关以备咨询也，于是有参政院之设，以维持共和立宪之精神。……此次增修约法之结果，名以降大总统之权，即实以重大总统之责。[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