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内外皆轻”权力格局与清末民初政治走向(4)

　　经过约法会议修订而成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称“袁记约法”），规定大总统作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事实上赋予了大总统独裁统治的权力。但是，袁世凯对于做这样一个独裁大总统仍不满意，又指使约法会议修正《大总统选举法》，改变原有大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的规定，确定大总统任期十年，得连任（无限期），以及每届大总统选举时，由现任大总统推荐三个候选人，先期亲书其姓名于嘉禾金简，密储金匮，藏于大总统府特设之石室。[57]这便实现了大总统终身制，并可能传给子孙后代，大总统选举法已无限接近皇位继承法。袁世凯如此肆意妄为，并没有多少阻力，于是一不做二不休，以致演出一幕洪宪帝制的丑剧。帝制终归逆潮流而动，袁世凯重建统治权威的迷梦随之灰飞烟灭。

　　第三，北洋集团分裂与军阀割据。袁世凯在护国战争的炮火声中忧郁去世，北洋集团迅速面临着树倒猢狲散的境地。尽管袁世凯一世枭雄，在清末民初政坛上纵横捭阖，甚至倒行逆施，但时人对袁世凯的惨淡结局不无哀婉之意。恽毓鼎从逊清遗民的视角评论袁氏，有谓：“（袁氏）固一世之雄也，一误于辛亥之推倒清朝，再误于乙卯之欲登帝位，结果如斯：众叛亲离，赍恨长往。若使辛亥之冬力主君主立宪，奉宣统皇帝于上，而己以王爵筦内阁，揽大权，削平东南巨乱，何惭千古第一流人物。即不然，始终以总统制治世，为民国第一任开先，亦不失为英杰。初衷忽变，为德不卒，忠信两失，实左右群小误之也。”[58]许宝蘅从民国仕宦的角度品评袁氏，有云：“项城生平怀抱极阔，大欲建功立名，果敢坚强，乘时际会，当国五年，訾毁者虽多，要非群材所能比拟也。星命家多言其今年不利，其果然耶？国事如何，黝冥莫测，不独为逝者哀，实可为斯民痛也。”[59]与恽毓鼎哀婉袁世凯个人声名上晚节不保的情形不同，许宝蘅更担忧国家与人民的前途命运。毋庸讳言，袁世凯在辛亥鼎革之际之所以能攫取民国大总统的权位，确实是“非袁莫属”的结果，有如许宝蘅所谓“非群材所能比拟”的过人之处。袁世凯在世时，虽然北洋集团内部各派系不免矛盾重重，但因为有这个主心骨而不能不说尚有较高的凝聚力；同时，正是由于袁世凯的存在，而使其他非北洋势力不敢轻举妄动，从而暂时维系了全国表面上的统一性。袁世凯突然去世，谁能继承他的衣钵就成了极大的政治问题？黎元洪虽然以副总统名义直接上位大总统，但并非北洋系的黎氏完全没有统摄北洋集团的名望与实力。段祺瑞与冯国璋则大致势均力敌，结果不但不能恢复北洋集团的最高统治权力，反而只能分裂为相互对立的派系而争斗不已。据曹汝霖日后回忆，对于段祺瑞与冯国璋争斗致使北洋集团分裂颇感惋惜，有谓：“所惜者，合肥自讨复辟以后，中外称颂，人心拥护，又得日本借款为助，而南方局面，亦适值混乱之时，若使北方团结一致，一鼓作气，确有南北统一之可能。合肥谋国家统一，而冯河间挟其一得之见，又不能控制全局，从中阻挠，破坏合肥政策，使统一终成虚愿，北洋团体，从此分裂，谁实为之，孰令致之，冯国璋应尸其咎！”“合肥自武力统一失败后，深感北洋军队，已成个人军队，不听中央指挥，纲纪荡然。”[60]段祺瑞没有完成统一大业，曹汝霖归罪于冯国璋的阻扰破坏，是非对错姑且不论，其所谓北洋集团由此走向分裂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北洋集团分裂为段祺瑞的皖系、冯国璋的直系，张作霖的奉系后来加入，以及西南军阀等各地方派系纷起，整体构成了北洋时期的军阀割据局面。

　　最后需要着重说明的是，民初军阀不是清末地方督抚势力自然增长的延伸，而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新生势力的崛起。如孙中山在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曾非常痛心地反省说：“排满成功以后，各省同志——由革命所发生的新军人，或者满清投降革命党的旧军人，都是各据一方，成了一个军阀，做了一个地方的小皇帝，想用那处地盘做根本，再行扩充。”[61]事实上，不仅有不少参加革命的新旧军人成了军阀，参与镇压革命的北洋新军将领及各地新旧军事首领，在进入民国以后也大都成了军阀。美籍华人教授齐锡生认为：“各省督军很少能完全控制自己的管辖领地。有许多小军阀、师长、地区驻军司令，甚至旅长，都急于争夺地盘。这些势力较小的军人不管有没有正式宣布，实际上都是独立于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62]加拿大籍华人教授陈志让认为：“如果以旅长以上这一个时期的军人为军阀，我们应该考虑的有一千三百个军阀。”[63]显然，民国时期的军阀主要是军人出身者。

　　关于近代军阀的起源问题，罗尔纲先生早年讨论咸同时期“兵为将有”与“督抚专政”时曾认为，由于曾国藩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一脉相承，晚清“督抚专政”的直接后果，便是在民国初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遂演分崩割据之局”[64]。后世学者关于曾国藩、李鸿章与湘淮军史研究，及其对于晚清民初政局的认识，大都秉承了罗先生由“督抚专政”而“军阀割据”的基本论断，并不同程度地予以较深入的阐述。他们立论的基本逻辑是，清末“督抚专政”，地方主义抬头，地方势力增大，在民初便直接蜕变为近代军阀，甚至把曾国藩、李鸿章看作近代军阀的鼻祖。这个逻辑推论似是而非，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其实，民初军阀主要是清末军人尤其新军将领，而不是地方督抚。进入民国以后，前清督抚大都步入遗老行列，而新旧军事将领则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异常活跃。从袁世凯统治时期（1912年3月10日至1916年6月6日）各省军政长官出身背景统计分析，便可略见其端倪。据相关资料统计分析[65]，可得出两点重要认识：一是新旧军事将领占绝大多数。在袁世凯统治四年多时间里，各省军政长官59人，有36人来自新旧军事将领，包括新军统制、协统、标统、管带、督队官、教官与清朝提督、巡防营统领、管带等，占总数61%；另有革命党人即职业革命者7人，占12%；旧官僚与立宪派包括督抚、部院大臣、布政使、劝业道及谘议局议长16人，占27%。可见军人势力之强大，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张勋、段芝贵、倪嗣冲、张怀芝、靳云鹏、王占元、陈宦、李纯、赵倜、阎锡山、陆荣廷、唐继尧、汤芗铭、陈炯明、龙济光、刘显世、杨增新等著名的北洋时期军阀头目均赫然在列。二是地方督抚势力甚微。旧官僚包括督抚10人，其中未独立省份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吉林巡抚陈昭常、署黑龙江巡抚宋小濂、署山东巡抚张广建、河南巡抚齐耀琳、新疆巡抚袁大化，均由袁世凯于1912年3月15日电令改称都督，同时山西巡抚张锡銮改署直隶都督。他们大都任职较为短暂，如赵尔巽年底即请辞退隐，陈昭常、宋小濂在次年“二次革命”前后辞免，张广建改称都督仅14天便调任，齐耀琳改称都督仅8天便请假后辞职，袁大化更是托病请免而并未就职。另外，江苏巡抚程德全是武昌起义后第一个改称都督的巡抚，但在“二次革命”之后，遂退出政坛，闭门诵佛，不问政事。署直隶总督张镇芳出任河南都督，安徽巡抚朱家宝出任直隶都督，都是因为与袁世凯亲近的关系。这些督抚在民国时期大都少有作为，与上述军人势力几乎不可同日而语。

　　总之，从民初军阀并非清末地方督抚而多为新旧军事将领的事实可知，近代军阀的起源并非地方势力的兴起，而是军人以武力控制地方的结果。在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之下，中央与地方权威一并衰落，军人势力乘间而起，以致出现军人干政局面。袁世凯正是依靠北洋新军的力量，进入清廷权力核心，从中央而不是从地方控制清政府，借革命之力，迫使清帝退位，并攫取新生的中华民国政权。本来，袁世凯企图建立强有力的政府，重建统治权威，扭转清末以来“内外皆轻”的局面，但却逆潮流而动，走上了帝制自为的不归路。袁世凯去世后，没有强有力的核心人物能够牢固地控制最高统治权力，北洋集团四分五裂，各自为政，全国演变为军阀割据局面，涌现无数大大小小的军阀。这些军阀，并不是先来就有地方根基，实际上只是因掌握一定的军队而控制相应的地盘而已。全国性军阀如皖系段祺瑞、直系冯国璋为北洋重要将领从中央控制地方，地方军阀多为军事将领掌握军队后控制地盘，如东北张作霖（后来走向中央成为全国性军阀）、山西阎锡山、广西陆荣廷、云南唐继尧、广东陈炯明等，都是如此。他们各自盘踞一方，为争夺地盘和统治权力而互相厮杀。早在曹锟发动北京兵变时，有人感叹：“五代骄兵之祸，将见于共和世界矣。”[66]历史无情地重演了，近代中国政治在袁世凯之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军阀混战之局。

　　References

　　Anthony M. Orum. Political Sociology. translated by Zhang Huaqing etc.,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9.(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张华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Chen Boda. Introduction on Yuan Shikai as Arch-usurp of State Power. Xinhua Bookstore in North China, 1946.（陈伯达：《介绍窃国大盗袁世凯》，华北新华书店，1946年）

　　Ch’en, Jerome. The Army-gentry Regimes——The Warlord Period in Modern China.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0.（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

　　Edmund S.K. Fung. 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Guo Taifeng,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4.（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郭太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Hsi-Sheng Ch'i.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1916-1928. translated by Yang Yunruo and Xiao Yanzho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10.（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Hu sheng.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Politics. 6th Editio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9.（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79年，6版）

　　Li Shu.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Yuan Shik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48.（黎澍：《辛亥革命与袁世凯》，三联书店，1948年）

　　Li Xizhu. Local Governors and New Policy Reforms：Further Study on the Power Structure in Late Q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2012.（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Li Zongyi. Biography of Yuan Shikai.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0.（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

　　Liu Wei. The Politics of Governors in Late Qing: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Hubei Education Press，2003.（刘伟：《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luo Er-gang. The New Record of Hunan Army. The Commercial Press，1939.（罗尔纲：《湘军新志》，商务印书馆，1939年）

　　Qiu Tao. The Change of the Power Structure between the Qing Court and the Xianghuai Group during the Reign of Xianfeng and Tongzhi.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0.（邱涛：《咸同年间清廷与湘淮集团权力格局之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Ralph L. Powell. 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1895-1912. translated by Chen Xiafei etc.,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1979.（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陈霞飞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translated by Zhang Daiyun etc.,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1989.（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

　　Wang Er-min. The Record of Anhui Army.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7.（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年）

　　Wang Shijie, Qian duansheng. Comparison of Constitution. The Commercial Press，1999（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1999年）

　　Li xizhu.“Further Study on the Power of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Concurrent Weakness of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Qing History Journal. 3（2012）：1-29.（李细珠：《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清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1-29页）

　　Li xizhu.“The Courses of Action Chosen by Governors-General and Governors in the 1911 Revolution—Also Discuss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Weak Inside and Weak Outside” Power Configuration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3(2012)：89-108.（李细珠：《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的出处抉择——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影响》，《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89-108页）

　　Liu Kuang-ching. “Discussion on the Power of the Governor-generals in Late Qing Dynasty.” Proceeding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Vol.6.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Taiwan, 1985:341-386.（刘广京：《晚清督抚权力问题商榷》，《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6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41-386页）

　　Luo Er-gang. “The Origin of Soldiers were Owned by Gener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Journal of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Vol.5, 2(1937)：235-250.（罗尔纲：《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5卷第2期，1937年，第235-250页）

　　Sun Yanjing. “‘Strong Inside and Weak Outside’ or ‘Weak Inside and Weak Outside’?——Commenting on Local Governors and the New Policies in the Late Qing by Li Xizhu Also Discussing Studies on Late Qing Political History.”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2(2014)：140-149.（孙燕京：《“内轻外重”抑或“内外皆轻”？——评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兼论晚清政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140-149页）

　　[作者简介]李细珠（1967—），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