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努力改造国民性与提升人文素质

　　孙先生曾多次指出：革命之目的是“欲使中国为世界最强之国、最富之国，又政治最良之国”，而建设一个“人民最安乐之国家。”然而，民国成立后之事实却是事与心违。他在痛定思痛后认为：我中华民国“会此时运进化之时，人文发达之际”，而未能“改造为一富强国家者，其故何也？人心溃散，民力不凝结也”；其还进而指出：此病状是由“中国的社会思想和社会生活还没有发达，人民知识没有普及”，而“放弃主人之天职”所造成的。有鉴于此，孙中山认为“欲图根本救治，非使国民群怀觉悟不可”；而令其“觉悟”之要诀，就在于改造国民性——应改变“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不足，……且加以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之状态，尤要去掉广大国民“向来多有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者”的坏思想与坏习惯，进而让这些作为“一国之主、为统治权之所出”的国民，由“幼稚而强壮，（使）民权发达，则纯粹之民国可指日而待也。”于是，他就把改造国民性，全面养成与提升人民的文化、政治与道德等整体素质，作为施政为重要大事而全力以赴之。

　　大力普及教育以提高国民的文化知识水平

　　孙中山承传儒家对民“教化有道”的主张，把大办和普及教育，作为养成与提升国民整体人文素质的主要途径，而大力倡行之。他的教育思想内涵颇为丰富——主要内容偏重于从“兴学育才”以建设好国家方面立论，但其中也不乏养成、提升国民文化知识水平的主张。孙强调指出，大办教育、广设各类学校，对养成与提升广大国民人文素质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认为大办学校可快速扫除文盲，提高国民之识字能力与文化水平。孙在论及此时谓：“今天下之失教也久矣”，致国民之“不识丁者十之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我们要改变这国民文化水平低下之现状，就“必须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则……妇孺也皆知诗书。”二是他强调多办与普及学校，能极大地提高国民的知识水平与增进其智能。孙认为每个人的知识程度与水平，都是通过后天所学而得来的——“有学校以陶冶之，则智者进焉，愚者止焉，偏才者专焉，全才者普焉。”其又指出：欲“将民国建成一极乐世界，非国民有充足之知识不为功。”而办教育正是做了促进提高广大国民文化知识与技能的工作，这既有利其自身人文素质之普遍提升，同时又可在智识与能力方面为振兴国家“奠定”好基础。三是他认为学校教育及革命宣传，还可以提高国民的政治素质水平。孙论及此时指出“凡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均有平等自由之权”，广大国民，“今日欲回复其人格，第一件须从教育始”；又“教育既兴，然后男女可望平权”。他又特别强调：民国的“当务之急为‘建设新政治’”。因我同胞“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现在故学校教育应做到德、智、体三育并重，而“教育家（则）须记提倡政治，实行改良政治，使四万万国民同心协力改良政治”。只有这样，才可“造成中国为世界第一庄严灿烂之真共和（国）”。

　　孙中山将兴教思想付诸实践，毕生为普及教育和提高国民之人文素质，进行了不懈努力。如他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任内批示：“民国新造，凡有教育应予提倡，乃足以启文明而速进化”；又提出了“教育主义，贵在普及”之主张，以便令“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为尽快恢复和发展教育事业，其批准教育部颁行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等法规，又亲自发出多项规复教育秩序，及保护学校与奖励游（留）学的令示。孙中山于解除大总统职后至三度在广州建政期间，仍把提高国民的文化与知识水平，及政治和智能素质事，视为其行政的当务之急，而一直“注重教育”事业的发达：他此间强调说：民国“建设一个新地方，首在办教育，要办普及的教育，令普通人民都可以得到教育，然后人人知道替国家做事。”其对此寄予厚望与充满着信心，其特别要求各地在实行地方自治时，“首当注重于学校”：所设“学校之等级，由幼稚园而小学而中学，当陆续按级而登，以至大学而后已。（除）教育青少年外，当设立公共讲堂、书库、夜学，为年长者养育知识之所”；并强调所有这些普通与社会学校，皆应“于读书、识字、学问、知识外，当注重于双手多能，力求实用。”孙中山之所以如此重视兴学育才和极大地提升国民之整体素质，是因为其深知这是关乎国家与民族振兴的根本大事。如他说：今后国家“振兴之基础，全在于国民知识之发达。学界中人当知责任之重”；其又曰：“欲我国转弱为强，反衰为盛，必俟学校振兴，家弦户诵，无民非士，无士非民，而后可与泰西各国并驾齐驱，驰骋于地球之上。”

　　勉励广大国民要树立并进一步增强爱国思想

　　孙中山在谈到提升国民人文素质之根本问题时，曾明确地指出：“做人的最大事件是什么呢？就是（应）知道怎么样爱国，怎么样可以管国事。”他早在兴中会时期，就界定近代中国的“爱国”二字，是与革命救亡、振兴中华连在一起的，并明确指出，革命者和广大民众“所爱之国应为中华国”。孙一生沿着共和革命之路前进，而成为一位赤诚的伟大爱国者，为我们留下了不少饱含爱国深情的格言。如“仆为中国一爱国者”；“中国土地人口，世界莫及。我们生在中国，实为幸福”；“文爱国若命”；“救国文之本怀”；“救国之心未尝少懈”；“共和国体若危，文视之为唯一生命，必尽其所能拥护之”等。孙先生将自己的毕生奉献给了救国革命事业，其爱国之言行，为近代中国所有的志士仁人建树了光辉的榜样与垂范！

　　孙中山面对国事危殆之现实状况心急如焚，大声疾呼地勉励全体国民应树立坚强的爱国心。他一方面以近邻日本国由于其国民有强烈的爱国心，而能“一跃而与列强并峙”为例，来说明“故爱国心重者，其国必强，反是则弱”的道理。另一方面，其又多次勉励广大国民说：“今民国成立，国民须人人有爱国心，……尽应尽之义务”；“全世界文化进化，尚在竞争时代”，所有军政界人士“处此竞争剧烈之际，人人须以爱国保种为前提。”他还强调爱国就要厉行革命；今日之中国“非革命无以救亡”，只要广大国民“速立志以实行革命，则中国可救也。”

　　孙中山在论及如何增强国民之爱国心，以凝聚中华民族全体的力量来挽救祖国于危亡时，特别强调了以下三点：一是他提出要“用民族精神来救国”。为此孙强调说：“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是一片散沙”，我们的挽救之法是“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所以救中国危亡的根本办法，在自己先有团体，用三四百个宗族的团体来顾国家。”“以成一个极大中华民国的国族团体，有了这国族团体，还怕什么外患，还怕不能兴邦吗？”二是他强调“要以革命党为根本”来救国。为此孙强调“办党事比无论何事都要重要”，并勉励与要求“数十万党员”：“须知救国即自救，责无旁贷”，应在“（将）抛却头颅，倾家救国，视为无上之职志，……（且）必要从事实上实行，……奋力猛进”。同时，是“必要应用群力，请全国人都同心协力去做，那才容易成功。”三是他要求身负“救亡”与“卫国卫民”重任的广大军人，尤其应有爱国的“高尚思想与强毅能力”，并负起“救国救民之责任”。孙还为此而勉诫诸将士：凡军人“不宜畏死。……须知军人之为国家效死，……我死则国生，我生则国死”，“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其价值之重可知”。其又谓：“若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而死，则为死重于泰山；其价值乃无量之价值，其光荣乃无上之光荣，惟诸君图之！”

　　号召国民养成良好道德与高尚人格来救国

　　孙中山认为提高全体国民人文素质之关键，在于使人人养成良好道德与高尚人格。他对道德之社会功能和作用，给予了极高评价。如其谓：“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的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我们要造成一个好国家，便先要人人有好人格”，因此“要改良人格来救国。”其甚至还说：“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有世界”——把它的功用提到了前所未有之高度。

　　孙中山进而联系到民国的社会现实，认为应从坚守民族之固有道德，及跟上世界进步潮流而树立新的道德两个方面着手，相济为用地来养成全体国民之好道德与好人格，以期不断地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致国家于富强。

　　首先，孙中山强调“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到底要恢复哪些“固有的旧道德”呢？对此他指出：“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先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再）其次是和平”——“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孙又补充道：除了“我们旧有的道德应该恢复以外，还有固有的智能也应该恢复起来。”其所谓之“智”者何指？“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这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围。”而他所说的“能”，是指我们民族“固有的”创造力，即要将古代人民发明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火药，及制作茶叶、磁器和丝织品等“固有的能力，一齐都恢复起来。”

　　孙中山在提倡恢复中华民族“固有旧道德”的同时，还对其中某些内容，作了革命性的改造与全新之诠释。如他在谈到“忠”字时说：我们对“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即“在民国之内，……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另外还要“忠于事”——“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这便是忠。”再如他在论及恢复“祖宗”政治哲学中之“内治”与“外修”的“道德功夫”时，还同时强调今天在“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

　　其次，孙中山勉励与号召革命党人，以及学界及军队等广大国民，应追上世界人类道德进步之新潮流，人人都“树立高尚志愿”，而具备“求大家之利益，办大家之事业”的新道德。他指出：“现在文明进化的人类觉悟起来，发生一种新道德，这种新道德就是有聪明能力的人，应该替众人来服务；这种替众人来服务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为此，孙先生一再叮嘱学界诸君：一定要学习革命先烈，树立“为人类来服务的那种道德观念，……有了学问之后，便要立志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他又多次要求党员诸君：大家应“恢复以前为党奋斗之精神”，做到“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其还勉励“西南政府旗下的军队”众将士：军人应具备“智、仁、勇”三达德，要明白今日“为人民革命”，其旨在“再造一庄严华丽之新民国”，切望诸君从此能把“升官发财、自私自利的思想化除，……一致为三民主义牺牲。”

　　总之，孙中山上述通过重塑国民性来全面提升其人文素质的种种努力，目的是要将原来专制统治下的臣民，改造成为共和民国体制下的新国民。他常将这项改造国民性的工作，列为其推行的民国“心性文明建设”之重要内容。孙中山在此过程中，非常强调以下两点：一是以三民主义感化、改造与征服民心的重要性，二是此事须有必要的制度来保证进行；并认为切实做好这一思想转化工作，会大益于国民人文素质之提升，及进而建设一个富强又安乐的新民国。如他强调指出：“人心就是立国的大根本”，“国家的基础，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而“基础之巩固，就在于主义之坚定与人心之固结”，故“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基础的革新。”如何才能实现这项“革新”？孙采取的办法有二：（一）实行宣誓制度——“凡文武官吏军士人民，当一律宣誓，表示归顺民国，而尽其忠勤”——“必从宣誓以发其正心、诚意之端，而后修、齐、治、平之望可几也。”（二）建立宣传制度——依靠宣传党的主义来激发国民的主人翁使命感与责任心，因为“本党的三民主义，便是无形中改造人民思想的”利器；它是“确实适合中国国情，顺应世界潮流，建设新国家一个最完全的主义”。因此，党人和学界应坚持“经常向人民宣传，以唤醒国民精神”，“要劝世人都明白本党主义，都来倾向本党”，“到了全国人民的心理都被本党统一了，……（去）实行三民主义”，那时定可“建设一个驾乎欧美之上的真民国。”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