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努力改造国民性与提升人文素质

辛亥革命网 2017-09-14 09:22 来源:团结报 作者:周兴樑 查看:

孙中山认为“欲图根本救治,非使国民群怀觉悟不可”;而令其“觉悟”之要诀,就在于改造国民性。于是,他就把改造国民性,全面养成与提升人民的文化、政治与道德等整体素质,作为施政为重要大事而全力以赴之。
  孙先生曾多次指出:革命之目的是“欲使中国为世界最强之国、最富之国,又政治最良之国”,而建设一个“人民最安乐之国家。”然而,民国成立后之事实却是事与心违。他在痛定思痛后认为:我中华民国“会此时运进化之时,人文发达之际”,而未能“改造为一富强国家者,其故何也?人心溃散,民力不凝结也”;其还进而指出:此病状是由“中国的社会思想和社会生活还没有发达,人民知识没有普及”,而“放弃主人之天职”所造成的。有鉴于此,孙中山认为“欲图根本救治,非使国民群怀觉悟不可”;而令其“觉悟”之要诀,就在于改造国民性——应改变“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不足,……且加以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之状态,尤要去掉广大国民“向来多有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者”的坏思想与坏习惯,进而让这些作为“一国之主、为统治权之所出”的国民,由“幼稚而强壮,(使)民权发达,则纯粹之民国可指日而待也。”于是,他就把改造国民性,全面养成与提升人民的文化、政治与道德等整体素质,作为施政为重要大事而全力以赴之。

  大力普及教育以提高国民的文化知识水平

  孙中山承传儒家对民“教化有道”的主张,把大办和普及教育,作为养成与提升国民整体人文素质的主要途径,而大力倡行之。他的教育思想内涵颇为丰富——主要内容偏重于从“兴学育才”以建设好国家方面立论,但其中也不乏养成、提升国民文化知识水平的主张。孙强调指出,大办教育、广设各类学校,对养成与提升广大国民人文素质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认为大办学校可快速扫除文盲,提高国民之识字能力与文化水平。孙在论及此时谓:“今天下之失教也久矣”,致国民之“不识丁者十之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我们要改变这国民文化水平低下之现状,就“必须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则……妇孺也皆知诗书。”二是他强调多办与普及学校,能极大地提高国民的知识水平与增进其智能。孙认为每个人的知识程度与水平,都是通过后天所学而得来的——“有学校以陶冶之,则智者进焉,愚者止焉,偏才者专焉,全才者普焉。”其又指出:欲“将民国建成一极乐世界,非国民有充足之知识不为功。”而办教育正是做了促进提高广大国民文化知识与技能的工作,这既有利其自身人文素质之普遍提升,同时又可在智识与能力方面为振兴国家“奠定”好基础。三是他认为学校教育及革命宣传,还可以提高国民的政治素质水平。孙论及此时指出“凡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均有平等自由之权”,广大国民,“今日欲回复其人格,第一件须从教育始”;又“教育既兴,然后男女可望平权”。他又特别强调:民国的“当务之急为‘建设新政治’”。因我同胞“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现在故学校教育应做到德、智、体三育并重,而“教育家(则)须记提倡政治,实行改良政治,使四万万国民同心协力改良政治”。只有这样,才可“造成中国为世界第一庄严灿烂之真共和(国)”。

  孙中山将兴教思想付诸实践,毕生为普及教育和提高国民之人文素质,进行了不懈努力。如他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任内批示:“民国新造,凡有教育应予提倡,乃足以启文明而速进化”;又提出了“教育主义,贵在普及”之主张,以便令“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为尽快恢复和发展教育事业,其批准教育部颁行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等法规,又亲自发出多项规复教育秩序,及保护学校与奖励游(留)学的令示。孙中山于解除大总统职后至三度在广州建政期间,仍把提高国民的文化与知识水平,及政治和智能素质事,视为其行政的当务之急,而一直“注重教育”事业的发达:他此间强调说:民国“建设一个新地方,首在办教育,要办普及的教育,令普通人民都可以得到教育,然后人人知道替国家做事。”其对此寄予厚望与充满着信心,其特别要求各地在实行地方自治时,“首当注重于学校”:所设“学校之等级,由幼稚园而小学而中学,当陆续按级而登,以至大学而后已。(除)教育青少年外,当设立公共讲堂、书库、夜学,为年长者养育知识之所”;并强调所有这些普通与社会学校,皆应“于读书、识字、学问、知识外,当注重于双手多能,力求实用。”孙中山之所以如此重视兴学育才和极大地提升国民之整体素质,是因为其深知这是关乎国家与民族振兴的根本大事。如他说:今后国家“振兴之基础,全在于国民知识之发达。学界中人当知责任之重”;其又曰:“欲我国转弱为强,反衰为盛,必俟学校振兴,家弦户诵,无民非士,无士非民,而后可与泰西各国并驾齐驱,驰骋于地球之上。”

  勉励广大国民要树立并进一步增强爱国思想

  孙中山在谈到提升国民人文素质之根本问题时,曾明确地指出:“做人的最大事件是什么呢?就是(应)知道怎么样爱国,怎么样可以管国事。”他早在兴中会时期,就界定近代中国的“爱国”二字,是与革命救亡、振兴中华连在一起的,并明确指出,革命者和广大民众“所爱之国应为中华国”。孙一生沿着共和革命之路前进,而成为一位赤诚的伟大爱国者,为我们留下了不少饱含爱国深情的格言。如“仆为中国一爱国者”;“中国土地人口,世界莫及。我们生在中国,实为幸福”;“文爱国若命”;“救国文之本怀”;“救国之心未尝少懈”;“共和国体若危,文视之为唯一生命,必尽其所能拥护之”等。孙先生将自己的毕生奉献给了救国革命事业,其爱国之言行,为近代中国所有的志士仁人建树了光辉的榜样与垂范!

  孙中山面对国事危殆之现实状况心急如焚,大声疾呼地勉励全体国民应树立坚强的爱国心。他一方面以近邻日本国由于其国民有强烈的爱国心,而能“一跃而与列强并峙”为例,来说明“故爱国心重者,其国必强,反是则弱”的道理。另一方面,其又多次勉励广大国民说:“今民国成立,国民须人人有爱国心,……尽应尽之义务”;“全世界文化进化,尚在竞争时代”,所有军政界人士“处此竞争剧烈之际,人人须以爱国保种为前提。”他还强调爱国就要厉行革命;今日之中国“非革命无以救亡”,只要广大国民“速立志以实行革命,则中国可救也。”

  孙中山在论及如何增强国民之爱国心,以凝聚中华民族全体的力量来挽救祖国于危亡时,特别强调了以下三点:一是他提出要“用民族精神来救国”。为此孙强调说:“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是一片散沙”,我们的挽救之法是“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所以救中国危亡的根本办法,在自己先有团体,用三四百个宗族的团体来顾国家。”“以成一个极大中华民国的国族团体,有了这国族团体,还怕什么外患,还怕不能兴邦吗?”二是他强调“要以革命党为根本”来救国。为此孙强调“办党事比无论何事都要重要”,并勉励与要求“数十万党员”:“须知救国即自救,责无旁贷”,应在“(将)抛却头颅,倾家救国,视为无上之职志,……(且)必要从事实上实行,……奋力猛进”。同时,是“必要应用群力,请全国人都同心协力去做,那才容易成功。”三是他要求身负“救亡”与“卫国卫民”重任的广大军人,尤其应有爱国的“高尚思想与强毅能力”,并负起“救国救民之责任”。孙还为此而勉诫诸将士:凡军人“不宜畏死。……须知军人之为国家效死,……我死则国生,我生则国死”,“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其价值之重可知”。其又谓:“若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而死,则为死重于泰山;其价值乃无量之价值,其光荣乃无上之光荣,惟诸君图之!”

  号召国民养成良好道德与高尚人格来救国

  孙中山认为提高全体国民人文素质之关键,在于使人人养成良好道德与高尚人格。他对道德之社会功能和作用,给予了极高评价。如其谓:“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的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我们要造成一个好国家,便先要人人有好人格”,因此“要改良人格来救国。”其甚至还说:“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有世界”——把它的功用提到了前所未有之高度。

  孙中山进而联系到民国的社会现实,认为应从坚守民族之固有道德,及跟上世界进步潮流而树立新的道德两个方面着手,相济为用地来养成全体国民之好道德与好人格,以期不断地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致国家于富强。

  首先,孙中山强调“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到底要恢复哪些“固有的旧道德”呢?对此他指出:“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先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再)其次是和平”——“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孙又补充道:除了“我们旧有的道德应该恢复以外,还有固有的智能也应该恢复起来。”其所谓之“智”者何指?“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这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围。”而他所说的“能”,是指我们民族“固有的”创造力,即要将古代人民发明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火药,及制作茶叶、磁器和丝织品等“固有的能力,一齐都恢复起来。”

  孙中山在提倡恢复中华民族“固有旧道德”的同时,还对其中某些内容,作了革命性的改造与全新之诠释。如他在谈到“忠”字时说:我们对“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即“在民国之内,……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另外还要“忠于事”——“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这便是忠。”再如他在论及恢复“祖宗”政治哲学中之“内治”与“外修”的“道德功夫”时,还同时强调今天在“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

  其次,孙中山勉励与号召革命党人,以及学界及军队等广大国民,应追上世界人类道德进步之新潮流,人人都“树立高尚志愿”,而具备“求大家之利益,办大家之事业”的新道德。他指出:“现在文明进化的人类觉悟起来,发生一种新道德,这种新道德就是有聪明能力的人,应该替众人来服务;这种替众人来服务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为此,孙先生一再叮嘱学界诸君:一定要学习革命先烈,树立“为人类来服务的那种道德观念,……有了学问之后,便要立志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他又多次要求党员诸君:大家应“恢复以前为党奋斗之精神”,做到“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其还勉励“西南政府旗下的军队”众将士:军人应具备“智、仁、勇”三达德,要明白今日“为人民革命”,其旨在“再造一庄严华丽之新民国”,切望诸君从此能把“升官发财、自私自利的思想化除,……一致为三民主义牺牲。”

  总之,孙中山上述通过重塑国民性来全面提升其人文素质的种种努力,目的是要将原来专制统治下的臣民,改造成为共和民国体制下的新国民。他常将这项改造国民性的工作,列为其推行的民国“心性文明建设”之重要内容。孙中山在此过程中,非常强调以下两点:一是以三民主义感化、改造与征服民心的重要性,二是此事须有必要的制度来保证进行;并认为切实做好这一思想转化工作,会大益于国民人文素质之提升,及进而建设一个富强又安乐的新民国。如他强调指出:“人心就是立国的大根本”,“国家的基础,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而“基础之巩固,就在于主义之坚定与人心之固结”,故“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基础的革新。”如何才能实现这项“革新”?孙采取的办法有二:(一)实行宣誓制度——“凡文武官吏军士人民,当一律宣誓,表示归顺民国,而尽其忠勤”——“必从宣誓以发其正心、诚意之端,而后修、齐、治、平之望可几也。”(二)建立宣传制度——依靠宣传党的主义来激发国民的主人翁使命感与责任心,因为“本党的三民主义,便是无形中改造人民思想的”利器;它是“确实适合中国国情,顺应世界潮流,建设新国家一个最完全的主义”。因此,党人和学界应坚持“经常向人民宣传,以唤醒国民精神”,“要劝世人都明白本党主义,都来倾向本党”,“到了全国人民的心理都被本党统一了,……(去)实行三民主义”,那时定可“建设一个驾乎欧美之上的真民国。”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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