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亚洲意识及其政治遗产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中心从欧洲向亚太地区的转移，以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亚投行”的发起，“亚洲复兴”成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探讨的新热点。近代中国知识人的亚洲意识，是中国近代史学界需要深入探索的课题，其中对孙中山的亚洲论述进行重新检视尤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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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中国知识人对世界的理解，常以文野相分，不存在明确的民族国家观念，更谈不上洲际意识。这与其说是先贤的局限，不如说是古圣的睿智。华夷之辨的动态同心圆结构，将人类致思和致力的目标，从自然人性层次提升到德性道行的层次，它所内含的人文理想与世界上那些伟大的宗教异曲同工。然而，近代世界变迁的残酷事实，使这种高远而朴实的理想遭遇困境。知识人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开始“睁眼看世界”，逐步了解和接受近代西方人对于世界的认知，古朴的“家族－国家－天下”道义型世界图景“坎陷”而为“国民－族国－（弱肉强食的）世界”的现实景像。在族国和世界之间，洲际意识特别是亚洲意识、东亚意识也出现在近代中国知识人的思想格局之中，折射着他们对民族自救和复兴的期待。

　　洲际意识发端于近代西方，为地理大发现的一个结果。所以洲的最原始的意义在地理层次上。明清之际的传教士所制万国地图和所译西文地政书籍已经将地球分洲的知识引介到中国，但未引起中国士人注意，鸦片战争爆发后国人才开始有意识地了解世界。林则徐取材英人慕瑞《地理大全》编译《四洲志》，“四洲”即亚洲、欧洲、非洲、美洲；魏源增补而成《海国图志》，其“国地总论”中，介绍了西方的五大洲说，同时根据释典的四洲说指出这种划分的不妥，认为亚欧非实际上是连为一体的一个大洲。到了徐继畬的《瀛寰志略》，明确介绍地球各国“泰西人分为四土，曰亚细亚、曰欧罗巴、曰阿非利加，此三土相连，在地球之东半，别一土曰亚墨利加，在地球之西半”，“近又有将南洋群岛名为阿塞亚尼亚洲，称为天下第五大洲”，虽同样认为五洲说“颇属牵强”，却坦然“就泰西人海图立说”（徐继畬：《瀛寰志略》，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４页），以大洲为顺序分章设节。

　　重要概念都有扩张性，由于地理上的每个大洲，空间都相对独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只要有人类生存，就会受这个空间环境的型塑，形成具有特色的文化。这就使得洲的概念很快从地理延伸到文化，文化人类学进一步将经验性的洲际文化意识提升到学理层级，巩固了若隐若现、似有若无的文化洲际意识。近代中国知识人的亚洲意识，于是超越单纯的地理理解，而走向文化主义。1907年章太炎等人发起“亚洲和亲会”，在认同学习欧西文化的同时，主张中印文化联合以“保存亚粹”。20世纪1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引起了中国思想界对西方文明的反思，展开东西文化论战，对两种文化虽称“东西”，实为“亚欧”。印度文学家泰戈尔的来华讲演，使东方文化主义得到同属亚洲的另一个文明古国知识阶层的共鸣和背书。

　　洲际概念的另一种扩张指向政治，成为地缘政治学说的一部分和“族国”通向“世界”的过渡性区域。在近代国际秩序中，欧亚概念不断强化，代表洲际意识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国际共产主义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蔓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从另一面赋予了洲际意识的政治内涵。在中国语境中，如果说李大钊对“新亚细亚主义”的诠释，代表的是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论述的先导，那么孙中山将亚洲民族解放与亚洲民族复兴结合起来的论述，则更多代表了地缘政治框架下中国本土政治精英的一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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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对于亚洲的认知，既有地理的、人种的层面，也有文化的层面，但根本的落脚处，则是政治亚洲。他的政治亚洲论述，有两大目标，一是亚洲革命，一是亚洲复兴。

　　作为近代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亚洲革命论早于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而具有鼓动亚洲国家（特别是被迫脱离中国保护圈而坠入西方列强宰制之下的东南亚国家）反压迫的志士联手进行独立和共和革命的性质。在孙中山的这种亚洲革命论中，各亚洲国家人民被视为“兄弟”，各亚洲国家革命者被看作“同志”。1898年，美国以援助菲律宾为幌子企图夺取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权，作为进一步侵夺亚洲的前哨基地，遭到谋求菲律宾独立的革命军的抵抗。孙中山将中国的反清革命与菲律宾的独立革命联系起来，次年向菲律宾革命骨干彭西表示“愿意尽一切力量帮助菲律宾人民的独立事业”，甚至提出“愿意率领中国的革命同志参加菲律宾独立军”（孙穗芳：《我的祖父孙中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页），并切实派遣中国革命志士前往支援。1905年秋孙中山在日本流亡时，与越南革命先驱潘佩珠会见，一再向对方表达推翻君主制度建立民主共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承诺“中国革命党成功之时，则举全力援助亚洲诸被保护国同时独立，而首先著手于越南”（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57页）。基于亚洲国家联合革命的思想，众所周知，孙中山对朝鲜、马来西亚、印尼、缅甸、印度、土耳其等国的民族独立与民主建国运动也给予了热心支持，在亚洲各民族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影响，赢得了亚洲革命者的由衷尊敬。

　　如果说对于亚洲弱小民族孙中山主要诉诸联合革命，那么，对于亚洲已经崛起的国家日本，他的主要诉求则是唤起日本民众对亚洲各国革命的支持，和规劝日本朝野与革命后的中国友好合作，共同负起领导亚洲和平复兴的责任。呼吁日本民众支持亚洲革命，实际上是他亚洲联合革命论的延伸；而主张中日合作领导亚洲复兴，则涉及现代亚洲新秩序的重建。

　　梁启超曾将中国的历史演变划分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个阶段，近代以前的亚洲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亚洲之中国”范畴之内，即多数亚洲王国与华夏王朝建构起朝贡国家体系。这种体系在西方列强冲击下逐渐解体，朝贡国与“天朝上国”同时成为西方列强任意宰割的羔羊；位居亚洲东部、与华夏王朝未形成明确朝贡关系的日本，是最早逃出虎口的例外。日本以明治维新自救，进而逐步走上效法西洋列强的扩张之路，在知识界“攘夷论”一变而为“脱亚论”。1885年福泽谕吉在《脱亚论》里直言不讳地宣称：“我国不应犹豫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共同振兴亚细亚，不如脱离其行列与西方文明之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法，亦不能因其为邻国而给予特别关照，唯有按西方人对待彼等方式处理之。”（竹内好编：《現代日本思想大系·ァジァ主義》，东京：筑摩书房1963年版，第40页）这就揭开了日本鼓吹侵略中国和亚洲的序幕。与“脱亚论”并起的，还有一种“兴亚论”。这种论调最初以和平友善对待中国和亚洲为基调，但伴随日本国力的增强，一些人朝向亚洲门罗主义的“日本责任论”、“亚洲盟主论”发展，杉田鹑山的《兴亚策》、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草间时福的《东洋连衡论》等论著从肯定日本的亚洲连接的一面，渐次走上主张日本充当亚洲盟主的霸权之路。孙中山对日本提出的亚洲复兴论，不仅对立于日本思想界的“脱亚论”，也不同于日本思想界日益右转的“兴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