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亚洲意识及其政治遗产(2)

　　孙中山复兴亚洲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其1924年到日本神户所做的《大亚洲主义》专题演讲中。关于这次讲演的真实动机和意涵，学界讨论很多，见仁见智。以文本论，直接的意思包括：亚洲曾经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有着很高的精神和物质文化，晚近几百年才趋于衰弱，受制于欧洲国家；衰弱到了极端而发生转机，日本第一个实现独立富强，其他民族和国家受到鼓舞也积极追求独立富强，使亚洲出现复兴的希望；要恢复亚洲从前的地位，亚洲国家要联合起来，中国和日本应成为东亚联合的原动力，但这种联合的基础应该是发挥亚洲固有的王道文化，而不是追随欧洲的霸道文化（孙中山：《大亚洲主义———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五团体讲演词》，载《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广州民智书局1925年版，第1-22页）。孙中山的这些见解既吸收了日本早期兴亚论的合理成分，也结合新的时代环境作出了独到的创发，对日本当局“做西方霸权的鹰犬”的企图给予了明确警示。这与他1913年在胡汉民陪侍下会见日本首相桂太郎时所说的“就大亚细亚主义之精神言，实以真正平等友善为原则”（胡汉民：《大亚细亚主义与抗日》，《胡汉民先生文集》第２册，台北，中央党史会1978年版，第539页），要义一脉相承，绝非应景之言。

　　孙中山希望先行独立的日本，发挥亚洲固有的王道文化，隐含的意思就是要以中国文化的精神去联合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和民族，抵抗欧洲国家的霸道，从它们的宰制下解放出来，实现亚洲的独立自主和繁荣昌盛。当时的中国尚未实现自身的独立，但孙中山相信中国必将独立自主，而且中国的文化精神之伟大，应该足以在未来的亚洲复兴中发挥正面的支柱作用。他认为这种王道文化是跨国界、跨洲际的，即使在欧洲，也可适用于那些愿意平等对待弱小民族之国家，如欧战中诞生的苏俄；王道文化并非不讲武力，对于压迫弱小民族之国家，无论是列强还是独强，单纯以感化他们的方式，要他们“和平的退回我们的权利，那就像与虎谋皮，一定是做不到的”，对于他们应采取武力的抵抗，因为“我们讲大亚洲主义，以王道为基础，是为打不平”。

　　中日提携以王道领导亚洲，不是要称霸亚洲。孙中山特别提到，行王道文化的大亚洲主义，永远不会行霸道。日本不能称霸，中国也不会称霸。过去中国在世界上最强大的时候，各弱小国家都拜中国为上邦，以能来朝为荣耀，不能来朝为耻辱，都不是以武力行霸道强迫的结果，“中国完全是用王道感化他们，他们是怀中国的德，甘心情愿，自己来朝贡的”。以后的中国实行民主共和，更会善尽王道，善待其他民族和国家，即使将来强大了，也不会存在称霸一方的问题。“做东方王道的干城”，目的在于和平友善帮助弱小民族复兴，推而广之开创全世界的和平发展，以此，他自始就明确表述自己的革命事业是“为中国苍生，为亚洲黄种人，更为了世界人类”（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版，第123-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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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的亚洲意识将亚洲革命与亚洲复兴结合起来，在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增加了一个区域政治的维度，原因有多种，包括学者们所指出的：东方各民族的独立和民主革命在世纪之交广泛发生，联合互助成为一种需要；人种学的兴起和黄祸论在西方的滥觞，需要有相应的亚洲论述做回应；日本思想界的亚洲论述，出现畸变的危险；西方对日本态度出现分歧，为争取日本支持亚洲革命和复兴提供了某种可能；等等。这些原因或条件，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孙中山的亚洲意识和亚洲论述，有些目标实现了，如亚洲弱小民族之间的联合互助革命；有些愿望落空了，如日本走上对中国和亚洲国家进行帝国主义侵略的歧途，一度对亚洲表现出善意的苏联，也与王道文化背道而驰，搞起“少数压迫多数”的国际霸权。

　　尽管如此，孙中山关于亚洲的思考，本质上的合理性不可抹杀。首先，孙中山终身致力于民族民主革命，却非革命目的论者，而以革命为复兴之基础，复兴为革命之目的。他将亚洲革命与亚洲复兴结合在一起，凸显了亚洲摆脱殖民奴役而自由发展之梦。其次，孙中山看到，在国家视角与世界视角之间，洲际区域的视角具有政治意义。这种中观的区域政治视角，追求亚洲各民族间，及亚洲与他洲间平等、亲和的关系，以实现共同繁荣，既体现民族主义，也体现世界主义，而又能避免片面民族主义或空想世界主义之失。第三，孙中山关于中华民族复兴是亚洲复兴的关键认识，弥足珍贵。他确曾寄希望于日本与中国合作，共同承担起领导亚洲复兴的重任，但内心对日本是警惕的，忧虑日本可能为亚洲带来浩劫。他坚持中国复兴对于亚洲的关键意义，除了中国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大国，最主要的是因为他认为中国深厚的王道文化传统将惠及整个亚洲和世界。

　　可惜的是，孙中山去世之后，其国民党内的继承者，并没有把握好这一精神。以孙中山继承人自居的汪精卫，在日本公然全面侵华的背景下竟歪曲解释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中的中日亲善本义，建立日本刺刀扶植下的傀儡政权，沦为民族罪人。自负为孙中山继承人的其他政治人物，如胡汉民、蒋介石等，后来在如何处理亚洲问题上，各有关注，各有阐发。其中蒋介石长期主政国民党政府，亦曾对中日提携有所幻想，在抗战爆发之前和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都曾明确表示对“中日亲善”的期待。不过他在日军悍然全面侵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秋，领导国民政府与各党派合作坚持抗战，并对同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展开支援，维护了孙中山亚洲论述中武力抵抗霸权者的精义，应该给予肯定。

　　孙中山亚洲论述的政治遗产被不同运用的事实提示人们，在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的区域政治图谱，本身具有多重的方向性，而只有体会到孙中山民族主义－亚洲主义－世界主义相连接的真实内涵，贯彻其本质精神，才可能导亚洲主义于正途。

　　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革命的进程中，一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一面也宣示尊重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地位和思想，视自己为孙中山事业的真正继承者。孙中山的亚洲联合革命观点与中共的殖民地解放理论有一致性，中共支持的越南、朝鲜等亚洲弱小民族革命团体常常与这些民族在孙中山影响下的一些革命团体有密切合作关系，体现了中共对孙中山亚洲意识的有机吸收。而在中国和亚洲进入全面现代化建设的当代，孙中山的亚洲复兴论，尤其是他以亚洲主义连接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思想，以东方王道御西方霸道的思想，也将为中国新时期区域国际政治理论的建构提供重要资鉴。今天的亚洲已经超越发动革命的历史阶段，开始进入快速经济增长时期，但仍然面临世界强权的挑战，中国和亚洲各国做好与国际强权斗争的准备必不可少，而如何以王道智慧推进亚洲各国共同发展，甚至不战而屈霸者之兵，需要借助孙中山的思想而有放眼未来的深谋。中国领导人近年为推进“一带一路”采取的一系列与亚洲相关国家合作发展的举措，以及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显示当代中国政府正努力整合、反思和发展孙中山亚洲复兴论的政治遗产，致力于与各国一道努力实现平等、和平、共同发展的“亚洲梦”。

　　作者：何卓恩，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