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凤昌藏札》的整理与研究

辛亥革命网 2017-10-19 09:28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李志茗 查看:

《赵凤昌藏札》是赵凤昌和他儿子赵尊岳合力收藏的一份私人档案。《赵札》内容丰富,包罗广泛,为我们提供了解读清末民初政情与社会的第一手资料。

  《赵凤昌藏札》(以下简称《赵札》)是赵凤昌和他儿子赵尊岳合力收藏的一份私人档案。赵凤昌(1856-1938),字荣庆,号竹君、惜阴,谱名坦,江苏武进县人。年方弱冠就走上了游幕之路,后进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任文案处缮校委员兼充文巡捕,凭借办事稳细、勤敏慎密,逐渐获得张之洞的赏识和信任,成为其亲信幕僚。张之洞移任湖广总督,也奏调赵凤昌随其赴任。赵凤昌除继续担任文巡捕外,还兼办理督署笔墨事件等,并更受张之洞器重和倚任,结果也因此遭到弹劾,于光绪十九年被革职回籍。然而,第二年他即走出阴霾,迎来人生的新起点。这年他移居上海,恰巧甲午战争爆发,正在积极备战的张之洞请他为自己搜集情报,购买枪械。于是,赵凤昌打着张之洞的旗号办事,不仅畅通无阻,顺利高效,而且与汇聚上海的中外精英打成一片,积攒了丰厚的人脉,从而一跃而为东南社会的重要人物。正是在这样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中,赵凤昌周旋于各色人等之间,亲历近代许多重大事件,收集和保存了不少函电和相关资料,留下了一份精心装裱的达109册之多的《赵札》(其中也包括他儿子的收藏)。

  《赵札》内容丰富,包罗广泛,为我们提供了解读清末民初政情与社会的第一手资料。章开沅先生称其“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孔祥吉也誉之为尺牍之精华、史料之瑰宝,是“美不胜收的晚清史料”,“谓其价值连城亦不为过”。遗憾的是,如此美不胜收、价值连城的史料却一直未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机缘凑巧,我闯入这片天地,进行整理研究工作,因水平所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进展却不大。尽管如此,我仍然愿意分享研究过程中的甘苦和曲折,并总结教训,提出一些思考。

  《赵凤昌藏札》:一份江南文献的形成与奇遇

  《赵札》的收藏起源于赵凤昌在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任职期间,他在幕府中的主要职务为文巡捕。巡捕是清代总督、巡抚、将军的随从官,有文、武之分。下车伊始,张之洞就公开宣称,他对于传宣事件向来责成巡捕官。因此,巡捕成为其传达政令和接见僚属的非常重要的居间联系人物。张之洞在晚清以号令不时、起居无节出名,生活习性比较怪异,时人多有批评讥讽,但只有赵凤昌能够接受和适应,成为其身边不可或缺之人,遂得以深度介入督署衙门的政务活动。据披露,“之洞办事没有一定时间,有时正在办公事文书的时候忽然睡着了,又忽然想到要检查书籍;有时正在看书,忽然又想检查档案。只有赵凤昌有此记忆力,替他随时检查。又他对日行公事之来往文件卷宗,往往随手抛弃,事过辄忘不易搜寻。只有赵凤昌能替他整理安排,井井有条,一索即得”。

  在为张之洞整理公文的过程中,赵凤昌开始收藏张之洞随手抛弃的文件,如公文底稿、往来信札等。根据《赵札》统计,在两广督署幕府期间,赵凤昌共收藏张之洞奏折底稿23份、电奏底稿24份、咨札谕示底稿10份、电牍底稿53封、书札17封。与此同时,他还保存当时广东官绅写给张之洞的书札以及这些官绅间的往来信函,并注意收藏晚清名人的墨迹,如胡林翼书信等。这些赵凤昌的最初藏品,奠定了“赵凤昌藏札”的基础,也是“赵凤昌藏札”的要件。

  定居上海后,赵凤昌再接再厉,主要收藏他与清末民初名人政要之间的往来函电以及各方来信等。随后他儿子赵尊岳也加入进来。赵尊岳是民国时期著名词人、词学家,他所收藏以他与友朋间的词学唱和和书信往来为主,时间截止至抗日战争胜利前。《赵札》3000通(件)左右,对于这么一批宝贵的藏品,赵凤昌父子生前都各自做过整理,分装成109册。其中,92册为赵凤昌收藏,17册为赵尊岳收藏。但他们是“为自己收藏把玩而装裱,并没有想给外人看,更不会想到他人查找是否方便,故而没有像一般收藏家一样,请名人题签写跋,加盖印章,编排序号”。这一点可与赵凤昌外孙杨小佛的回忆相验证:小时候在外祖父家惜阴堂住过一年,“常见外祖父取出书橱中的信札翻阅欣赏,回忆过去的活动”。

  可见,《赵札》原为私藏私用,不拟公布,后来随着时代风云变幻,发生了一些堪称奇遇的经历。据杨小佛回忆:

  1945年日本投降,舅舅赵尊岳因附逆被捕,惜阴堂房屋被查封。但允许家属取出衣物、书籍等。舅母王季淑乃租下愚园路岐山邨一屋,存放取出的书籍、信札等。

  不知不觉过了十几年,可能由于不胜房租负担或其他考虑,舅母决定处理掉这些书籍:大部分捐给上海图书馆,小部分交外祖父元配洪夫人之女赵汝欢保存。因此她雇三轮车分批将书籍从岐山邨运到安亭路71号三楼她住的公寓里加以处理。

  有一次装运书籍的三轮车行近安亭路时,被民警喝停检查并命三轮车驶往天平路派出所听候处理。舅母未敢深究就回家了。事后舅母一直挂念着这车书籍的最后归宿,担心会不会被当废纸处理。有一次她将处理书籍的经过告诉了我,并要我设法去打听一下。那时我在上海徐汇区政协翻译组工作,便将此事经过向区政协干部吴秋萍同志反映,并请她向天平路派出所了解一下这批书籍、信札的下落。几天后吴同志告诉我,派出所将这批东西交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了。

  租房存放十几年、分批雇三轮车装运、被民警没收、过了很久才托人打听,如果上述回忆没有偏差,那么这些环节中无论哪一个有纰漏,《赵札》都可能出现闪失,从而造成莫大的遗憾,所幸有惊无险,《赵札》安全交由专业部门保管。但它的奇妙之旅尚未结束,后来的漂流过程如下:

  这批书札被派出所没收后的确被送往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管会将这批文献转交给上海图书馆。后来因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举办展览的需要,由文化部通过上海文化局,将其调借至北京图书馆展览。在此期间,北京图书馆的专家们发现了这批文献的价值,于是打报告给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请求留下其中最有价值的二十二册永久保藏。经文化部决定,将整批文献全部拨归北京图书馆入藏,至此赵凤昌藏札正式入藏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名家手稿文库。在往来公函中,这批藏札一直被称作“近代史资料信札”,后来入藏北京图书馆,一度仍沿用该名。 《赵札》经历一番波折后,最终入藏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应该说找到了应有的理想归宿。而它也从赵凤昌父子品鉴把玩的私藏,转变成为极其珍贵的公共文化资源,嘉惠学界,展示了自身独有的魅力和价值。

  最初的整理研究

  作为私藏,《赵札》养在深闺人未识,但变身公用后,便一朝面世天下知了。不过如同武学秘笈一样,刚开始只有少数人知道它的要义所在。这部分内容经手抄流传,果然精彩纷呈,引起世人关注,遂口口相传,名闻天下。可因它是作为善本特藏的,借阅不易,难见真容,遂越发神秘,让人垂涎欲滴。章开沅先生回忆其事说:史学界对赵凤昌藏札的关注,始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资深学者徐崙。1961年10月,武昌举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徐崙提交的论文题为《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文中多处即以赵凤昌藏札相关函电为依据,由于是首次公开利用,引起强烈反响。但其引文注释为“北京图书馆藏《辛亥史料》第107—109册(据张静庐抄本)”,“可见张静庐对这批函电的关注更早于徐崙,而且他确实是看到赵氏藏札原件的”。章先生指出这批函电即所谓《辛亥要件》,后被收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只是不知“是根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原件,还是根据张静庐的抄件”。他还披露说,从徐崙处得知《辛亥要件》不久,他刚好借调北京协助北洋史料征集工作,便利用业余时间到北京图书馆善本阅览室翻阅赵凤昌藏札,发现“馆藏名称为《近代史料信札》”,“所收函电范围极广,从中法战争到南北军阀混战,从张之洞、彭玉麟到张謇、袁世凯、汪精卫,内容非常丰富”。

  其实对《赵札》关注且亲眼见到原件的还有比张静庐更早的人。1914年9月22日,这天为阴历八月初三日,是赵凤昌已故幕主张之洞生日,他在家宴请郑孝胥等人予以纪念。郑孝胥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次“为张之洞寿”的活动:“是日为张文襄生日,赵设南皮像,以所收南皮手稿、奏牍、电报数册及阎文介、潘伯寅以下数十人与南皮往来信札十余册列于案头,恣客览之”。据此可知,郑孝胥应是较早见到《赵札》的人,也是最先介绍《赵札》部分藏品的人。1930年,张孝若在所著《南通张季直传记》中称,据胡汉民相告,《清帝退位诏书》系其父张謇所拟,紧接着他写道:得知该信息不久,“又听说我父此项亲笔原稿,现存赵先生凤昌处。辛亥前后,赵先生本参与大计及建立民主之役。那时我父到沪,也常住赵先生家,此电即在彼处属稿,固意中事也”。这大概是首次公开披露赵凤昌藏有辛亥时期重要文献。此事得到赵凤昌儿子赵尊岳的证实,1943年,赵尊岳在《古今》上开设《人往风微录》专栏,第二篇就是《张謇孝若》,文中他含蓄地说张謇所拟《清帝退位诏书》,“其原稿犹在人间也”,后来他在所写《惜阴堂辛亥革命记》中明言“张手稿存惜阴堂有年,某年《申报》国庆增刊,嘱余记辛亥事,因影印以存其真,惟张谱失载其事”。惜阴堂为赵尊岳家住宅名,但他所说的《清帝退位诏书》影印版发表于《申报》,经查,并无其事。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填写您的邮件地址,订阅我们的精彩内容: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合作支持 | 网站地图 | 网站律师 | 隐私条款 | 感谢表彰 | 在线投稿
   2008-2017 武汉升华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鄂ICP备10021768号 鄂公网安备 4201850200059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