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廉政思想产生的根源探析(2)

　　孙中山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是其廉政思想产生的重要因素

　　孙中山从事国民革命40年。他为了革命事业而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革命精神，是取得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其廉政思想产生的根源之一。对此，孙中山曾说：“毕生学力，尽瘁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卒赖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覆专制，创建共和。”对于孙中山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1925年4月12日，蔡元培在伦敦举行的孙中山追悼会致词中曾说：

　　孙先生奋斗的精神始终不懈，不因为有点成功就觉满足，尤不因为有点失败就要退缩。记得孙先生曾对我说：“我不善处成功，而善处失败；愈失败，我的精神愈焕发”。这种奋斗的精神，真是我们所少见的。（《蔡元培全集》第五卷第318页）

　　孙中山的一生中，从1895年到1911年，举行了十一次武装起义，即直至武昌起义才取得革命的胜利。在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对后事工作进行了冷静而缜密的处置。此事对孙中山的好友陆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博士捎话来叫我去香港见他。陆皓东的死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也更加坚定了他继续革命的决心。他告诉我他将会到日本神户去避难，并在那里开展工作，准备另外一次起义。他问我可否同带他的妻子、母亲和三个孩子一起回夏威夷（此处叙述有误，此时孙中山只有孙科和孙娫两个子女随陆灿到檀香山。孙中山的次女孙婉1896年11月12日才在檀香山出生。）委托他们给孙眉照料，因为他们留在中国已经不再安全了，我欣然同意。我们一群人很快就一起出发到夏威夷了。

　　在香港和他分别时，我感觉到这是一个新的孙逸仙——热情果断，又像将军那样冷静和深思熟虑。那个冲动的男孩——帝象，已经转变成一个我们期待的精明的、坚定不移的领袖。

　　即使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对这样不屈不挠的精神来说，都不算什么。虽然之前我许多亲密的朋友付出的微薄努力，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但和孙逸仙谈话之后，我觉得我第一次对中国有了明确的希望；而我自己也决心竭尽所能，为这个大业贡献力量。（陆灿著：《我所认识的孙逸仙——童年朋友陆灿的回忆》第22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对于孙中山的革命经历，孙中山的秘书黄昌谷，于1925年1月8日在北京琉璃厂蒲圻会馆对蒲圻旅京同学会同人演讲中作了最好的注解：

　　孙先生每次革命的生活，在将起事之前，总筹得有许多钱财和手枪炸弹。一次失败之后，总是两手空空，带一个空皮包，不是亡命到日本，就是亡命到南洋群岛。在满清禁令极严的时候，东亚这样的大领土，几乎没有孙先生的立足之地。孙先生因为在东亚不能立足，就不能不亡命到欧洲和美洲。因为他每次亡命，要特别秘密，而且两手空空，分文莫名。所以居住的地方，多是污秽不堪，饮食的养料甚至于不能饱充饥渴。照普通人讲，遇到了穷困的境况，总要变更宗旨，而孙先生的革命志气，始终没有变更。像这个样子讲，可以说孙先生的革命志气，是贫贱不能移的。孙先生革命，不怕清政府的专制淫威，不怕袁世凯、吴佩孚的武力。他总是用一支孤军，一直奋斗到现在。这种革命志气，真算是威武不能屈了。因为孙先生有这样好的奋斗精神，所以他每次革命，对于他的主义，有时便有一部分成功。所以一般的民众都是很崇拜的，譬如中华民国开国之始，十七省的代表，便一致选举孙先生为大总统。这个大总统，不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头一个大总统，也是东亚历史上的头一个大总统……若是以通常的人，处了这种地位，一定是再没有进步的，一定是很满足的。但是孙先生处于这种地位，他的进步，丝毫没有一点止境。每日工作，不是著书立说，就是计划怎样兴办全国的实业，不是监督腐败的军阀官僚，就是筹划军事，怎样打破那些军阀官僚，为国家求一个长治久安之计。

　　孙中山的一生及其政治主张，充分体现了他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正如鲁迅评价说：“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孙中山的这种革命精神，是留给今人的宝贵财富。

　　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精神，是其廉政思想产生的基础

　　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精神是其廉政思想产生的基础。任何一种精神，如果没有个人品格和人格魅力的保障，也无法弘扬光大和普遍被人们所接受。而个人品格的升华和魅力的产生，又和个人的远大志向和崇高理想密不可分。孙中山正是以这个方面的强大影响，使得其精神普遍被人们所接受。

　　孙中山经常所书的《礼记·礼运》的内容，构成了孙中山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古人描绘的这幅和谐社会的画卷，是孙中山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在今天看来，孙中山所提倡的大同学说，正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之一。孙中山还曾多次手书“天下为公”条幅，赠人以为座右铭。“天下为公”的思想，给当时广大人民以极大振奋，同时也成为革命党人不懈的追求目标和远大的崇高理想。对此，1913年2月23日，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中指出：“近日社会学说，虽大昌明，而国家界限尚严。国与国之间，不能无争。道德家必愿世界大同，永无争战之一日。我辈亦须存此心理，感受此学说。将来世界上总有和平之望，总有大同之一日，此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理想。”任何社会都需要引导人们前进的理想。因此，孙中山关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也是激励今人实现中国梦的动力之一。

　　祖国统一的政治主张，是孙中山廉政思想产生的巨大动力

　　结合中国历史经验与世界发展的大势，于1916年9月25日，孙中山在浙江海宁观潮后，返回上海题写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孙中山关于中国统一的政治主张，就是顺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潮流。而孙中山对祖国建设未来宏伟蓝图的规划，则为后人建设祖国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资源。

　　在孙中山的革命一生中，多次莅临台湾，从事革命活动，并委派同志在台湾分别建立了兴中会分会、同盟会分会，宣传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活动，播撒了革命的种子，唤起台湾人民民族意识，鼓吹爱国精神，给台湾同胞以极大鼓舞。孙中山去世之后，台湾人民冲破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的重重阻挠，举行了追悼孙中山大会，表达了台湾人民心向祖国、继承孙中山革命遗志的决心和行动。昭告世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

　　孙中山历来反对分裂祖国的行径，强调中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国家统一是历史发展和人民意向的主流。他于1924年11月24日《在神户与日本新闻记者的谈话》中曾阐述了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民主富强的关系时指出：“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如旧中国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的悲剧，不就是明证吗？另外，孙中山的“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言，是其思想内容之一。关于这句话的价值，1925年3月14日到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吊祭孙中山时，由汪精卫接待。梁启超问孙中山病逝时情形，汪精卫说，孙中山先生自11日夜半以后，已不能为有贯的发言，惟断断续续，以英语或粤语及普通话，呼：“和平、奋斗、救中国”而已。梁启超极为感叹地说：“此数语实抵中山先生一部之著作，足予全国人民一极深之印象。”因为这句话是孙中山革命一生经验的总结，代表了孙中山晚年的主要思想。

　　孙中山不但是伟大的革命家，而且是祖国建设蓝图的超前的、宏伟的规划者。这集中体现他所著的《建国方略》之中。包括企业建设、商埠建设、商城建设、铁路系统建设、河流建设、衣食住行和生活文化用品建设、矿业建设等等。具体来说，三峡水库、海南建省、火车进西藏、北方大港（渤海湾的天津大港）、东方大港（即上海大港）、南方大港（即广州大港）的规划，今天都已经成为现实，并且已经超越了孙中山的规划与设想。如孙中山当年规划的铁路建设中西藏至兰州、西藏至成都的线路，今天北京至西藏的铁路已经建成通车，远远超出了孙中山的规划和预想。

　　可以说，孙中山对祖国未来愿景的规划已经实现。因此他的经济思想至今对我国的经济建设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因为孙中山了解世界发展的潮流，深刻认识到中国只有发展强大了，中华民族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