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国初张难先的思想与活动

辛亥革命网 2017-11-23 10:27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张继才 查看:

张难先任实职则是在建国初的五年,即从1949年到1954年卸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职务,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本文即以该时期张难先的思想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

  张难先(1874—1968),谱名辉澧,号义痴,字难先,湖北省沔阳县(今仙桃市)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民国时期,他官至考试院铨叙部长、浙江省主席,以为官清廉、个性狷介而著称,与严重、石瑛一起被称为湖北“三怪”。武汉解放前夕,与李书城、孔庚等民主人士建立“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阻止国民党军队逃离前的破坏活动,维持武汉秩序,迎接湖北解放。武汉解放后,被聘为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高级参议,不久,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府委员以及中央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不过,张难先任实职则是在建国初的五年,即从1949年到1954年卸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职务,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在张难先任实职的五年中,其中三年即1949年至1952年底是新中国过渡期,本文即以该时期张难先的思想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

  在政治上,参与国家政权建设

  建国初,国家百废待兴,维护秩序、恢复生产、巩固政权的任务十分繁重。1949年5月,武汉解放,中国共产党一面建立武汉市、湖北省政府,一面实行军事管制,以此作为过渡。张难先作为武汉和平解放的功臣,被邀请担任军管会高级参议,为武汉平稳过渡、秩序恢复出谋划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的各级政权很快建立起来,社会秩序得到稳定,百姓生活、生产恢复正常,武汉市的政权交接圆满结束。

  建国初期的三年是新中国的过渡期,在此阶段,张难先身兼数职,公务繁忙。其政治活动分为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

  在中央层面上。他更多地扮演了参与者的角色。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中央人民政府。作为著名的民主人士,张难先应邀出席大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见证者和参与者。在政协会议上,张难先被选为主席团成员、政协会议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召开,中央人民政府产生,毛泽东被选为主席,朱德等6人被选为副主席,大会选举政府委员56人,张难先就是其中之一。他还参加了政务院的组建。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成立时,选举谭平山为主任,刘景范、潘震亚为副主任, 15人为委员,张难先是其中之一。

  在地方层面,张难先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1949年12月,张难先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主席是林彪,副主席还有邓子恢、叶剑英、程潜。中南军政委员会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中南区地方工作的代表机关,管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六省,1950年初正式成立。当时,中南区各省市百废待兴,维护秩序、建立政权、恢复生产、推动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作为高龄老人,张难先的工作任务是十分繁重的。在这个岗位上,他经历了稳定秩序、建立政权、恢复生产、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等重大活动或事件,在这些历史场景中,他也是主要角色。

  三年过渡时期对新生的人民政权的稳固十分重要,张难先和中南区的领导者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也取得显著的成绩:“三年以来,军事方面,共歼敌一百六十七万多人,全部地肃清了全区的匪患;政治方面,经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工矿民主改革等四大运动,消灭了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残余,发动了群众。” [1]

  张难先以高龄积极奔走于国事,投身于中南政治建设,其思想基础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心悦诚服。张难先历经清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痛恨腐败政府的所作所为,虽然他是国民党员,但抗战时期,就对国民党的腐败表示不满。解放战争时期,他对国民党内战与独裁更加厌恶,绝意仕进。与共产党接触后,他对共产党深有好感,认为,相比国民党,共产党的作风令他佩服:“私念共党作风,甚合脾胃。”[2] “共产党、解放军不骄傲、不奢侈、不懒惰,更令我们放心,”“我们算得了一个好政府了,”共产党“现在的政策,实在是于全体人民有益的。”[3]在政协会议上,他的发言引起民主人士共鸣。他说:“本席这个单位的小组各代表对于本会议的共同纲领,组织法及政府的组织法三个草案,都认为妥帖之至。本席这个小组的代表中,如张代表元济,周代表善培,都是七八十多岁的人,数十年不愿参加甚么政治性的会议;再如李代表书城,宁代表武,张代表醁村等都是中国同盟会的老人,好多年看见旧政府所作所为,都是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主张,遇到甚么政治性的会议都是不肯参加的。但是此次所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却使大家都欢欣鼓舞,不顾衰老,毅然参加,这实在是解放军军风纪之好,政府人员之刻苦努力以及毛主席朱总司令之英明领导所感召。就这几位老先生之参加看来,就足见全国人民之心悦诚服的拥护人民政府。”[4]张难先的话语简短而朴实,发自肺腑,令人感佩,因而被媒体高度关注,给予很高的评价:“张难先代表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横溢、简短有力的演说。张老今年已有76岁的高龄,饱经沧桑,阅历丰富。他那个组里有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数十年来始终不愿参加什么政治性的会议。但这次‘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家都欢欣鼓舞,不顾衰老,毅然参加了’。全场热烈鼓掌庆贺这些久历事变的老人,也可以说是庆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本身。这些老人选择了几十年,现在真正选对了。”[5]参加会议的民主人士私下也认为,他的发言是“不落窠臼”,“最为出色”,“生面别开,毫无八股气息,博得全场鼓掌。”[6]10月3日,著名的民主人士邵力子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引用张难先的发言,并以其表现为例来表达自己的感同身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对此,全国人民也看得清清楚楚,因而因许多痛恶旧政府恶政,多少年来即不问政治的老先生,如中国同盟会的老人张难先、李书城、宁武等先生,欣闻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都不顾衰老,毅然前来参加,并不是偶然的。”[7]

  在经济上,重视民生建设

  张难先一向心系百姓。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参政会上,他向国民党政府呼吁,要求改善士兵、学生生活,凝聚人心,团结对敌;在湖北省政府委员、民政厅长任上,大力推进减租,减轻农民负担。解放后,张难先一如既往地重视民瘼。

  在任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高级参议时,他为改善民生而出谋划策:

  第一,主张恢复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由于战争的创伤,中南区元气大伤,加之水、旱、虫等灾害频仍,城市和农村都比较凋蔽。在军事管制时期,中南各省市都把恢复生产、稳定秩序作为首要任务。1949年6月,武汉市刚刚解放,市政府和军管会就邀约各界人士,“讨论恢复生产问题,陶副主任解释中共工商业政策。”作为军管会高级参议,张难先应邀与会。在会上,“军管会谭政主任在致词中指出,武汉人民今天的共同任务,除了支援前线,就是建设,希望大家多提意见,想想办法。”张难先在会上作了发言,表示支持中共现行工商业政策,并提出了一些恢复生产的建议。

  第二,建议修筑堤防,保护百姓安宁。1949年8月,他写信给湖北省政府主席说:“吾鄂强半为湖乡,故历来疆吏无不注重堤防,因堤防不啻民众之第二生命也。”[8]他建议在秋季进行动员,冬季农闲时组织农民修筑。不仅如此,他还提供了1947年他办理沔阳堤防修筑时的方案,供省政府参考。

  第三,提倡厉行节约,减轻人民负担。1949年8月,他写信给好友、政协筹备会副主任李济深说,新政权即将建立,百废待兴,政府开支很大,必须勤俭节约:“现在经济拮据已为无可掩讳之事实。中央号召节约,自应从政协做起。……惟治国者不仅在己立己达,必须立人达人,造成全国风气,始于事有济。仆以为此次开会,宜以蒋政权时代之浪费为殷鉴,招待代表,用人宜少、供应宜俭,一洗从前官僚恶习。……唐虞时代九年大水,夏禹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即以此挽滔天厄运。今世较唐虞尤甚,若尤不能摆脱世俗,牵就陋俗,糜费民脂民膏,纵国人不言,然环顾全国之父老兄弟、诸姑姊妹之颠连无告,转徙沟壑,而吾辈高坐唐皇,酣嬉醉饱,尚得谓有心肝耶!”[9]

  由于武汉秩序很快恢复正常,武汉市军管会只存在了三个月(五月至八月)便告撤销。此时,张难先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这个岗位上,张难先与中南区军政委员会领导成员一道,为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在经济建设上,张难先有几个特点:

  第一,重视水利建设。如前所述,在旧中国时代,张难先就从事过水利建设,具有丰富的经验,武汉军事管制时期,他就向有关领导提出相关建议。1952年,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张难先提交提案四个,其中一个就是建议兴修水利,认为这是“民食要政” [10]。1952年著名的荆江分洪工程修建时,张难先激动不已,先后发表两篇文章《报告一件大喜事》、《报告一件大奇事》,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在修筑期间,中南军政委员会组成慰问团,到工地慰问荆江分洪工程的建设者,张难先任慰问团团长。

  第二,重视土地改革。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南区积极贯彻执行,9月,中南区出台土地改革的实施方案和实施办法。经过2年多的土地改革,中南区废除了农村封建生产关系,解放了劳动生产力。1952年8月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张难先代表中南区汇报了土地改革的成绩:“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六省两市,已有一亿一千八百七十五万农业人口地区完成了土改。农村面貌为之一新。”[11]通过土地改革,张难先的思想得到进一步提升,对土地改革的实质和意义有了深刻的认识:“土地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几千年来,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残酷地压榨农民,窒息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生机。农民们在封建制度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高租和杂役,使农民终年劳碌,不得温饱,剥夺了农民发展生产的兴趣与可能。因此旧的土地制度不改革,封建主义不打到,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不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就谈不上革命的胜利。”土地改革使中南区“三年来迅速恢复与发展了生产力,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了道路,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张难先深有感触:“由此可以看出,土地改革的结果,恰为国家工业化开辟了前程万里的道路。”[12]这样的认识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对他个人而言,也是前所未有的。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填写您的邮件地址,订阅我们的精彩内容: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合作支持 | 网站地图 | 网站律师 | 隐私条款 | 感谢表彰 | 在线投稿
   2008-2017 武汉升华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鄂ICP备10021768号 鄂公网安备 4201850200059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