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史事编年》的创新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孙中山研究是近代中国研究领域的一个显学，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术机构和学者的关注与探讨，其中一个里程碑的研究成果即是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陈锡祺教授领衔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150万字，上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

　　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各类纪念性活动和学术研讨会仍在继续，可是孙中山研究的热潮渐渐褪去，相关问题也无法引起青年学人作为学位论文。当年从事孙中山研究的老辈学人年岁逐年增高，而后继者却越来越少。纵观当今学界，精通孙中山研究的青年学者（若以三十八岁为断），可说是寥寥无几。因此，孙中山研究如何深化，或者如何坚守，都成为困扰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问题。

　　有鉴于此，作为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长，桑兵教授逐步拟订并落实提升孙中山研究的取径和训练孙中山研究的青年学者的研究计划。其中，《孙中山年史事编年》的编纂即是研究计划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先生为本文作者安东强颁奖

　　在《孙中山史事编年》开始编纂之前，已组织中青年学者编纂《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十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2012年秋季，《孙中山史事编年》的编纂团队正式组建，又于2013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如期于2016年结项，最终形成《孙中山史事编年》（12卷，555万字，中华书局2017年）的成果。

　　《孙中山史事编年》是一个集众式的研究成果，各卷分别由不同学力的学者负责，总体而言，其研究创获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研究视野的扩展。

　　一方面继承前辈陈锡祺教授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注意孙中山及其时代的互动，以及研究孙中山的思想与活动相辅相成的理念，注重孙中山等枢纽性人物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则拓展视野，不局限于孙中山本人的言行简单地加以反复解读，尽可能同时梳理与孙中山有关的近代中国所有人、事、制度与思想。

　　《孙中山史事编年》在编纂过程中，不仅仅以孙中山为轴串联历史，而是将孙中山放到历史的整体联系之中，凡涉及相关人事，尽可能多角度呈现历史的复杂本相，既不以孙中山的是非为是非，亦不以其他某一方的看法为成见，而是梳理和比勘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各方意见，尽可能揭示孙中山的本来地位与作用，使得孙中山研究能够发挥提纲挈领的作用，更好地把握近代中国发展变化的脉络。

　　其二，研究方法的继承与发扬。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方法和门径也在逐渐成熟的过程之中。《孙中山史事编年》则继承传统编年体的史法，以长编考异之法作为研究孙中山的门径，力求编成一部内容详实的信史。

　　作为《孙中山史事编年》的主编，桑兵教授总结了近代学问大家关于长编考异之法的讲法，主张将长编考异与域外比较研究法相互参合，并借由极大丰富的史料史事进一步发挥，努力近真并得其头绪，使得中国的治史良法发扬光大，改变近代中国研究因史料多史事繁及方法不当所产生的各说各话状态。

　　在编纂之初，桑兵教授已将此心得与各位编者研讨和传授，后又著文《提升孙中山研究的取径》（《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详细阐述。各卷编者尽可能学习与理解编年体史法与长编考异之法，将与孙中山有关的各种史料史事集中汇集，并对各种材料和事实进行系统整理，比勘互证，订正各种误说歧见，保存难以确证的异说。因此，《孙中山史事编年》并不同于专题式的研究，而是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纲举目张，以一部内容详尽的客观记载，为学术界和全社会可供实事求是全面认识孙中山以及近代中国的凭借和保障，防止随心所欲的曲解和盲人摸象似的瞎说。

　　其三，史料的扩张。

　　自《孙中山年谱长编》刊行以后，近二十余年间各种新出史料层出不穷，扩大了孙中山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尤其是编辑出版了许多档案及文献汇编和开发了各种网络资源、数据库，使得《孙中山史事编年》的编者可以接触利用的史料大幅度增加。其中，以档案和报刊两类最为突出。

　　在档案方面，《孙中山史事编年》集中使用了台北国民党党史馆所藏的“环龙路档案”和“五部档”，其中大量的信札、文书等史料，在此前几乎未经学者有效的解读和利用，这批档案不仅可以充实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国民党改组前后各阶段的言行，而且披露了党内各派各系人士对孙中山的复杂态度。其次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电报档”、《辛亥革命史料新编》所译日本、法国、英国档案、中山市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的南京临时政府档案、北洋政府档案等等，对于梳理清末民初各方对孙中山的认识和态度，较之以前更加丰富和翔实。

　　在报刊方面，由于数据库和网络资源的开发，今人能够浏览、检索清末民初的报刊数量大大增加，此前尚不能直接利用的海内外报刊，在最近二十余年间，陆续能够直接浏览甚至检索。如海外的《中兴日报》（新加坡）、《南洋总汇新报》（新加坡）、The Times、The New York Times、《少年中国晨报》（旧金山）、《大阪朝日新闻》（日本）、《东京朝日新闻》（日本）、《汉文台湾日日新报》（台北）、《台湾日日新报》（台北）等；国内的如《顺天时报》（北京）、《盛京时报》（沈阳）、《香港华字日报》（香港）、《新闻报》（上海）、《时报》（上海）、《时事新报》（上海）、《晨报》（北京）、《神州日报》、《中外日报》、《北京日报》等。至于杂志期刊，更是不胜枚举。

　　除了档案、报刊外，近年新出的其他文献，如文集、函电、信札、日记等史料，也是《孙中山史事编年》极力搜索利用的对象。其中的有关记载或许不多，却可为解决许多问题提供有力的证据。如有关《民报》纪念大会的到场人数，历来说法不一，但都缺乏全程亲历者的记载。但时为留日学生的钱玄同却是当日的亲历者，并在日记（《钱玄同日记》）里记载了当天的盛况，可补证既往各种说法。

　　其四，旧问题的解决和新问题的提出。

　　《孙中山年谱长编》刊行之后，孙中山研究领域由于老辈学人的坚守，以及相关问题的进展，在新史料、新问题方面均有进展，一些老问题也得以解决。《孙中山史事编年》在充分吸收这些研究成果之外，通过耙梳、比勘各种史料，在解决旧问题与提出新问题两方面亦有明显创获。

　　孙中山研究领域有许多学人长期关注，且不能彻底解决的旧问题。如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绕道日本在神户发表大亚洲主义演讲一事，在当时及后世均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单纯依据某一方史料而言，均可自圆其说，却难以贯通各方说法而不疑滞，不免以偏概全。诸如孙中山为何会绕道日本北上、目的何在、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各方反应等问题，《孙中山史事编》搜索、排比当时各种记载和各方言论，按时序和政治立场梳理各方意见。在此基础上，前后左右上下内外地通语境以解文本，继而从中日朝以及亚洲各国的反应来考察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实际效应，大体能够接近孙中山的本意，并多角度地揭示演讲所产生的政治与社会的反响。（桑兵：《解读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真意》，《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期）

　　跳出仅仅以孙中山本人言行的局限，《孙中山史事编年》尽可能展现与孙中山有关的各方意见、行事，亦可在旧问题上提出新问题。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研究为例，既有研究往往以革命党为中心叙述各方的历史，忽略革命对方手的言论与举措，对于革命及革命活动在清末政治、社会各界的反应与影响认识不免偏颇。《孙中山史事编年》则注意除孙中山等革命党之外的各方言行，如清政府、保皇派、立宪党、海外和国内知识界、会党等，使得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许多问题得以拓展和深化。其中的一些具体进展，包括清政府最早通过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戴鸿慈密奏获知乙未广州起义和“孙文”其人，清政府侦缉孙中山的措施演变，以及注意《民报》在国内的流通和销售情形，可以反映《民报》的销售受阻与同盟会东京总部内部分歧的关系。

　　其五，孙中山研究青年学者的训练。

　　《孙中山史事编年》在孙中山研究领域取得学术进展的同时，还训练和培养了一批研究孙中山的青年学者。本研究团队的青年学者，在此之前术有专攻，较少涉及孙中山研究领域的专门问题。通过参与《孙中山史事编年》的编纂工作，不仅顺利完成负责各卷的撰写，而且对专门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撰写专题学术论文，在《历史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史林》等学术刊物上发表，逐渐成为孙中山研究乃至近代中国研究的骨干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