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人凤《致章太炎书》写作时间考

　　谭人凤与章太炎是一对相识于东京同盟会时期，为中国民主革命并肩战斗长达15年之久的老战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们虽然时聚时分，但书信往来频繁，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

　　1980年，谭人凤逝世60周年之际，章太炎长子章导作《忆辛亥革命前后先父章太炎若干事》一文，其中披露了其家中珍藏的谭人凤致其父章太炎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太炎先生执事：

　　自遭大难，凤逐公幽，两地暌违，领教日少。元凶殂没，始获自由。邂逅春申，遽又别去。人间天上，会见未缘。满腹牢骚，无从告诉。今兹局势，不逮初元。幸进者流，诸事敷衍。巧言利用，愚弄于人。过爱和平，反遗巨祸。党同伐异，徒事纷争。内政外交，谁遑注意。凡兹险象，触目伤怀。欲警国人，厥惟报馆。现拟着手组织，分为日报、杂志两种：日报所以抵制帝党所办二百万金之《民德报》，用劈妖言；杂志则专为厘定国事。开办之费，已与华侨郑君克绳稍有筹备。基金百万，尚待招募，借重我公列名发起，想老同志不我摈弃。日报尽先出版，杂志待公主任。知公忧国情殷，必能俯如所请。瞻望南云，曷胜伫候。尊驾倘逮富翁，尚乞便中劝募巨款，以固根基。临颖神驰，不尽所欲。肃叩近安。谭人凤谨启。十月廿二。印。

　　对于谭人凤与章太炎的关系及这封信的写作时间，章导是这样说的：“谭人凤(石屏)先生与先父在日本相识，他当时在同盟会员中年龄最长，耆艾骨鲠，与先父交谊甚笃，我称他谭伯伯。先父曾说谭伯伯亲与孙武(尧卿)策划武昌起义，对辛亥革命建有大功，生平为统一祖国，捍卫辛亥革命的成果，不遗余力。在护法战争时，为了抵制帝党《民德报》，曾函请先父共同号召，主办报纸杂志，以申正气，唤醒民众。”

　　关于谭人凤的这封信的写作时间，谭人凤信中只署为“十月廿二”，未署年份。因此，章导在前文中也只是说，谭人凤此信写于“护法战争时”，并未提及具体年份。

　　众所周知，孙中山曾先后两次发动护法运动。第一次是在1917年7月到1918年5月；第二次是1921年4月到1922年8月。而谭人凤则于1920年4月逝世。因此，2013年，汤志钧先生的《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下册）收录谭人凤此信时，即参照章导的说法，将其具体时间定为1917年10月22日。

　　 但笔者认真阅读此信并查考相关史料后认为，章导和汤志钧先生的说法，均不符合史实。谭人凤此信不是写于1917年10月22日，而应写于1916年10月22日。主要理由有以下三点：

　　其一，从谭、章二人“二次革命”后到1917年之前的主要行止看，谭人凤此信应写于1916年12月之前。谭、章二人1917年10月之前有过相聚。谭人凤在信中，首先对其二人自“二次革命”后到1917年的主要行止有明确的交代：“自遭大难，凤逐公幽，两地暌违，领教日少。元凶殂没，始获自由。邂逅春申，遽又别去。”经查，章太炎自“二次革命”后即被袁世凯软禁京城，直到护国战争兴起，袁世凯暴亡，黎元洪继任总统后才恢复自由，并于1916年7月10日由北京回到阔别三年的上海。而谭人凤“二次革命”失败后即避难日本，直到1916年4月才返回上海，参加护国战争。以上就是谭人凤信中所谓“自遭大难，凤逐公幽，两地暌违，领教日少。元凶殂没，始获自由”的写照。但章太炎7月回沪之际，正值谭人凤赴山东调处民军矛盾之时。谭人凤得悉章获释返沪，曾由山东致电章约其赴鲁。但章未应，谭人凤只好于7月底由鲁返沪。此时，谭、章二人始“邂逅春申”，“春申”即上海别称。两个老朋友相聚后又立即投入了护国战争后期的相关活动。据报载，8月3日，谭人凤、章太炎与时在上海的孙中山、黄兴等人发起纪念陈其美暨癸丑以后诸烈士追悼大会。8月13日，谭人凤、章太炎均出席该追悼大会，并分别发表演讲。追悼会后不久，章太炎即离沪南下广东肇庆。这就是谭人凤信中“遽又别去”一语的写照。

　　谭人凤接着又写道：“人间天上，会见未缘。满腹牢骚，无从告诉。”这就说明，章太炎南下广东肇庆之后至谭人凤写此信之时，谭、章二人并未谋面。如果谭人凤此信真如章导和汤志钧写于护国运动时期或1917年10月22日，那么，自1916年7月谭、章二人在上海分别之后，至1917年7月或10月22日之前的这段时间之内，应当是“会见未缘”。但不争的历史事实是，章太炎“12月初，由南洋返沪。”1917年2月至3月，谭、章二人就反对中国加入一战问题，先后6次联名致电黎元洪、段祺瑞、北京政府及西南各省当道。7月2日，张勋拥清室复辟消息传到上海，谭人凤“闻不胜愤，上气几死”，立即与孙中山、唐绍仪、章太炎等人在沪邀集名流政客及热心共和志士商量讨伐张勋复辟计划。由上可证，谭人凤这封致章太炎书应写于章太炎1916年12月返沪之前。

　　其二，从谭人凤在信中所述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来看，谭人凤写信的时间应在1916年下半年。护国战争结束后，谭人凤虽然感到“年老力衰，无能为役”，但仍坚定表示“一息尚在，救国之念未便就衰，拟于沪上办一言论机关，以警聩聋而通声气”。在他看来，“中国报多如鲫，其有真正价值者，甚属寥寥。公论不彰，国是安定”?因此，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报界放一线光明”。主意一定，谭人凤起草了章程，并以上海日清公司为办公地址，紧锣密鼓地开展联络发起人和募集股款等工作。1916年12月22日，谭人凤在致黄阅卿信中说：“报馆章程久已拟就付印，惟筹画之基本十万金尚未收齐，故未敢轻易发布，大约开年之后当可出版。”1917年1月14日，谭人凤致信四川督军罗佩金，向其求援。信中说：为反对张勋等帝制余孽，“与章太炎、吴稚晖、王亮畴诸君等商议组织《中和日报》及杂志各一，磋议已经数月，醵集之款，尚不过二三万金，未敢冒昧出版。……特寄上章程数十份，除恳解囊赞助外，尚乞广为提倡，幸观厥成。醵集之金，希即汇寄上海日清公司王一亭君代收，并祈开示股东姓名，以便寄奉股券。”通过以上史料，我们不难看出，第一，谭人凤1916年12月之前就计划创办报纸、杂志各一份，借以驳斥帝制言论，“为报界放一线光明”。第二，1917年1月之前，此计划已与章太炎、吴稚晖等人“磋议已经数月”。第三，报刊“未敢冒昧出版”，是因为“醵集之款，尚不过二三万金”，还需筹款。由上不难看出，谭人凤此时关注和从事之工作，与其致章太炎信中所言在沪创办言论机关“分为日报、杂志两种”、“杂志待公主任”和“尚乞便中劝募巨款”等事情相吻合。因此，谭人凤写信的时间应在1916年下半年。

　　其三，从当时章太炎的行止来看，谭人凤写信给章太炎的时间也应在1916年下半年。章太炎于1916年7月返沪之际，护国战争已进入尾声。但他主张保留军务院及护国军，继续把护国战争打下去，以免蹈辛亥茧命失败的覆辙。因此他分别致电大总统黎元洪和南方护国军军务院摄行抚军长职权的抚军副长岑春煊，坚决反对取消南方各省独立和军务院。但事与愿违，7月14日，军务院发布第六号布告宣布：撤销军务院，“国家一切政务，静听元首、政府、国会主持”。章太炎闻讯大为不满，即于“8月下旬，南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所在地广东肇庆会见岑春煊、李根源等，责问他们余孽犹在，段祺瑞专恣，大难未已，何以轻于收束若是。见南方无可与谋者，遂出游南洋群岛，访新加坡、吉隆坡、爪哇等地。12月初，由南洋返沪。”这说明，1916年8月下旬之后至12月间，章太炎正在南洋，与谭人凤信中所言“瞻望南云，曷胜伫候。尊驾倘逮富翁，尚乞便中劝募巨款”之托正相吻合。而1917年10月，章太炎则“被任命为军政府总代表，经越南转道去昆明，赉送军政府元帅印信给唐继尧，说服唐支持护法”。这显然与谭人凤信中希望章太炎“倘逮富翁，尚乞便中劝募巨款”之事大不相符。而且1917年12月，谭人凤也曾有函给在西南的章太炎说：“先生由粤而滇而蜀，长途跋涉，为国宣劳，联络西南，发抒卓见，钦佩无已。……恳就近与唐帅（即唐继尧）筹商，倘能沿江而下，则辛亥未竟之功，均可于此次解决也。” 所以，从章太炎1916年10月间的行止来看，谭人凤致章太炎书时间也应在1916年下半年。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考证，我们足可确定，章导所珍藏的这封谭人凤致章太炎书不应写于1917年10月22日，而应写于1916年10月22日。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章导所珍藏的这封谭人凤致章太炎书是谭人凤的一篇佚文，它的出现及其写作时间的正确确定，对于深入研究谭人凤反帝制思想、新闻舆论思想及其与章太炎之间的人际交往和战斗友谊，均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