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曾承认辞职让位袁世凯“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错误”

　　孙中山与列宁是20世纪初中俄两国的两个革命领袖。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十分关注。1912年3月31日孙中山《在南京中国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的前半部分被译成法文载于同年7月11日比利时工人党机关报——布鲁塞尔《人民报》，7月15日俄国布尔什维克报纸《涅瓦明星报》第十七期就以俄文刊出，同时发表了列宁著名的评论文章《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关于此事，学术界多有论述，笔者在此不赘。遗憾的是，孙中山生前一直没有机会看到此文。

　　由于地理上关山阻隔，生理上健康欠佳，两位革命领袖也从未谋面。但这并不妨碍孙中山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列宁，并与之交往。由于孙中山与列宁都是集党政大权于一身的领袖，他俩的交往决不仅是个人之间的交情，而是关系到两党、两国的大事。

　　一

　　迄今为止，人们所知孙中山最早与列宁的交往是1918年6月26日孙中山由广州经日本到达上海后，以南方国会和中国革命党的名义首次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电文中言“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俄国存在八个月之久”，认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抱有同样目的，即解放工人并建立以承认俄、中两国伟大无产阶级共同利益为基础的持久和平。”收电人列宁时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众所周知，十月革命发生在1917年11月25日，不久消息就传到中国。消息还算灵通的孙中山为何直到8个月之后才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表示祝贺，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日理万机的列宁办事效率很高。收电后随即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于同年8月1日就此复函孙中山，但未送达。于是契切林成为列宁与孙中山通信联系的桥梁。8月28日孙中山复函契切林，向契切林以及“我的朋友列宁和所有为人类自由作出卓著贡献的人致以最良好的祝愿！”信中承认民国初年辞职让位于袁世凯“乃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错误，它所酿成的政治后果好有一比，犹如在俄国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弗朗格尔在莫斯科取代列宁。袁很快或者说立即着手复辟帝制，当上新皇帝。”

　　这是孙中山与列宁交往的最初时期，还只是停留在礼节性的问好以及介绍情况的阶段。

　　二

　　1922年6月经历了陈炯明兵变后，孙中山在指望英、美等列强援助无望的情况下，与列宁领导的苏俄之间的关系迅速升温。11月2日孙中山复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函，婉转拒绝了苏俄方面提出的联吴（佩孚）拒张（作霖）的建议，信中说：“至于吴佩孚，文很想与之合作。但文的旧友至今仍忠于文重新统一中国的计划，文不能弃之而谋求任何合作。吴佩孚想让文与张作霖分手，以此代价谋求与吴携手。文不能接受此种行动方针，况且张作霖愿意接受有各派系领袖参加的全国性协调。……请将此信寄给我们莫斯科的朋友们，尤其是列宁、托洛茨基和契切林。”这里孙中山将列宁、托洛茨基（时任苏俄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契切林称为“我们莫斯科的朋友们”，列宁名列第一，可见孙中山心中列宁的位置。不能说孙中山信中的见解一无是处，后来的实践表明，苏俄原先对吴佩孚的期望是落空了。但鉴于张作霖与日本过往甚密，出于地缘政治及多方面的考虑，孙中山提出的这个合作人选始终没有得到苏俄方面的认可。在联张问题上，孙中山与苏俄（含后来的苏联）的分歧一直是存在的。在我们看来，这是孙中山利用一个军阀反对另一个军阀机会主义策略在20世纪20年代上半期的运用而已，不足为怪。

　　12月6日孙中山打破常规，直接致函列宁：

　　亲爱的列宁：因有要事，今趁机致短函于阁下。得悉苏俄武装力量正在满洲边界集结准备占领北满。文担心，此种占领将来会给中苏关系造成严重后果，对于中国人来说，昔日北满的被占领曾经是沙皇制度的明显例证。如果贵国占领这一地区，文相信，中国人民定会将其视为旧俄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文本人不相信，莫斯科的举措乃出于帝国主义的动机。文本人坚信，事实上，贵国乃因不信任张作霖才必须占领北满。请允许文再次强调，通过文，与文合作，阁下能够迫使张作霖最明智地为俄国安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文不久即拟遣全权代表赴莫斯科与阁下和其他同志共商保护中俄合法利益应该采取的行动。同时，文应再次说明，同中国现政府的谈判不仅是浪费时间，而且可能是危险的。……致敬意和兄弟般的问候！

　　信中所说的苏俄武装力量正在满洲边界集结准备占领北满，是否属实尚待考证，现在也不知道孙中山从何种渠道获悉之一情报的。可以肯定的是未见列宁对于这一电文有任何直接的反应。不过直到孙中山逝世，苏俄方面没有出兵中国东北地区。孙中山的立场是爱国的，出发点也是力求避免事态扩大化，既为中国着想，也为苏俄着想，用心良苦，措词委婉，但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既然信中对列宁“致敬意和兄弟般的问候”，也可以理解为即使在这个微妙的时刻，孙中山还是愿意与列宁称兄道弟的。

　　1923年6月中旬孙中山对来访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想借助布尔什维主义和德国的技术这一口号，在五年之内“建立新中国”。当马林对德国垄断资本巨头斯汀尼斯和列宁结合起来的可能性表示怀疑时，孙中山解释说，除了斯汀尼斯外还有别人，“日本的维新需要五十年，我们将在五年内实现”。孙中山这一谈话不无过于乐观的成分，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它透露出的历史信息表明当时孙中山可能已经知道列宁提出的苏维埃政权+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的提法，将政治精神、组织保障与科学技术相结合，仿效列宁，将建设自己国家的经济建设放到议事日程中去。

　　同年9月17日孙中山致已抵北京的苏俄代表加拉罕函透露，“数星期以前，我送了同一内容的信件给列宁、齐契林、托洛茨基同志，介绍了我的参谋总长和最可信赖的代理人蒋介石将军，我已经给莫斯科向他发出急电，嘱他在莫斯科和我们的朋友讨论方法和手段，以便据此对我们这个国家的工作进行帮助。”信中告以已派蒋介石、张太雷等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授以全权赴苏俄考察，并突出强调了蒋介石提出的中苏合作的西北军事行动建议。但直到现在，尚未发现列宁与托洛茨基有对孙中山的复函，而且由于种种原因西北军事计划被搁置，以后不再提及。

　　纵观这一时期的孙列关系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孙中山对列宁由将信将疑、信疑参半到充分信任，派出要员出访苏联，与对方商谈绝密的军事合作问题。最后西北这扇窗户未能打开，却很快开启了创建黄埔军校，苏联运来真枪实弹的大门。

　　三

　　1924年1月21日列宁在莫斯科与世长辞。孙中山得知噩耗后，于1月25日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主席身份向大会提出哀悼列宁提案，提议用大会全体名义发一电报哀悼列宁，并延会三日，下半旗致哀，同时拍发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