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问题的再历史化——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些思考(2)

　　第一是科举改革对民主、共和观念的传播作用。对于清末十年民主、共和观念的传播我们多注意的是报刊舆论这一层面，而较少关注1902年科举改策论这一层面。其实从时人的记述看已明显透露出科举改策论后从考题到应试风气的大变化。黄遵宪就说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之言论已进入了“大吏之奏折”和“试官之题目”。任甘肃学政的叶昌炽更是在七月初二日((1905年)刚读到五月初的《申报》，得知俄国舰队惨败于对马海峡。七月廿二日就把此事放进了童生考试的策论题电云:“俄国波罗的海师船又熠于对马峡，海军两次失律，势难复振其陆军，能否延续战局策。”而在考生一方，所谓“玉版金符兼秘牒，非是时文非试帖，新闻之纸东洋书，叠叠重重堆满箧，腹中学此间接挟”。在湖北士子朱峙三眼中，新书报就是“科举利器”。亦有记者在江苏泰州调查报刊销量时发现，当地士人阅读报刊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供岁科乡试之抄袭”。正是有了这样的上下呼应，虽然大多数士子并不能真的去深入理解新学知识中所包含的精神和义理，但却能借助应付考试的普遍性和获求功名的进取心，形成新学包括民主、共和观念浅层次普及的持续动力。如朱峙三的塾师在科举改策论后就会出“泰西何为君主之国、何为民主之国、何为君民共主之国，试举各国之所在”这样的题目让他们练笔。关于此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我们需要关注《清代硃卷集》，各省留存下来的乡试录，各种报刊，书商为盈利而汇编的策论集，时人日记、回忆录中留存的考题、答卷和阅读体验来做更全面的把握和分析。

　　第二是学堂建立的衍生效应。废科举、兴学堂后，因为财政困难、人员混杂和新政骤兴，很多学堂面临着“经费难筹、教习难延、经理无人”的窘迫局面。地方社会对学堂也是爱恨交织，一面对新学抱持很高的期待，一面又因观念冲突，利益争夺等因素而频发毁学风潮。但学堂取代科举作为一项截断中流的大改制，其在各方面的衍生效应仍非常明显，尤其是在观念的传播上。从较长时段看，由学堂开始的观念传播和城市中新兴起的各类生意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未因学堂处境的窘迫或毁学风潮的频发而受到太大影响。万千学堂首先带来了教科书买卖的勃兴。是时凡国文、修身、历史、地理等科的教科书都会出现不少与民权、立宪乃至共和相关的课文，“辛亥革命”后积极向“共和”靠拢的各种订正版本中的课文里此类内容则更为普遍。它们凭借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巨型出版社的资本力量，随每一所中学、小学乃至私塾的采用而拓展其被阅读的次数，又在教师的教案设计和临场发挥中不断推陈出新，并保持了一版、二版乃至数十版的不间断性。跟随教科书之后的还有围绕学堂运作而产生的各种商品，如学生的课业、毕业奖品、帮助学习的药物、开展校内活动的参考读物、阅报室里的新书报等都成为了当时民主、共和观念传播的上佳孔道。以学生的课业、毕业奖品为例，广智书局在“学堂奖赏之良品”的广告中就包括了《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和《福泽渝吉谈丛》这样的书。包天笑则回忆他的小说《馨儿就学记》销量达到数十万册，这是因为“好多高小学校，均以此书为学生毕业时奖品，那一送每次就是成百本，那时定价每册只售三角五分”。《馨儿就学记》是一本作者自认为“讲的中国事，提倡旧道德”的书，但仔细阅读这部小说，尤其是“开小国会”一章，就会发现其中有多强的民主、共和观念的痕迹：

　　雏国会者，盖国会之雏形也。除学堂中女学生及幼稚生外，悉来会。已而女学生合群争之，欲得参政权。校长排解之，以我国尚无女子参政权，乃得列旁听席。开会于本学校之最大讲堂，俨然一小国会也。 　　

　　……至第四议案，而质问之声四起，盖此为保护劳动者之问题也。久之亦遂通过。第五议案则为议会中出色之大问题，盖改正通行之刑事诉讼法也。此时议者纷纭，会场中声音骚乱。议长急按铃镇定之。于是法部大臣冯道善起谓：吾政府久望此刑事诉讼法全部之改正也，非一日矣。故今先以该法律中之一部之改正提出于本议案。勿令有蹂躏人权之恐，并考察世界先进各国之近状，以为改正之企画。愿议员熟思之。斯时政府反对党之急先锋赖广照起言：诉讼法改正案之无理由，并肆诟政府之无能，进步党亦蜂起辩论，其结果乃以多数可决。 　　

　　第六议案为增加农工商务部经费案，人声骚然，群言先听政府之报告，于是农工商部大臣田振实起言：欲求政务之进步，先计实业之发达，而吾部中每岁经费仅四十八万圆，是实不敷展布。保守党议员张衡极力反对，谓：政府徒糜巨款，而民间产业实未发达，且并无提倡之功。进步党议员江运同驳辩之，谓：吾辈当审查事实，不能事事挟破坏主义以反对政府。已而政府委员长请以此案付委员会审查。 　　

　　……第七议案为添练陆军事件。陆军大臣周邦杰报告甫毕。保守党人群起为剧烈之反对，斥为穷兵黩武，不顾国民之负担，斯时反对者占多数，此议遂否决，一时欢声雷动。 　　

　　第八议案为设立商科大学事件，先由委员长报告委员会否决之旨，且云:吾国已有南洋商科大学及农工商部所设之商科大学，及度支部所设之专门理财科。其余私家及公立之高等商科亦复林立，何苦复设此商科大学为？此时保守党中复有多数人之反对，乃起而演说，互相辩驳，终得多数否决。

　　……至第十议案方提出时，而保守党之急先锋赖广照忽以紧急动议提出议院不信任政府案。谓现今之内阁内政徒事弥缝，外交亦失机要，国家之前途大可忧虑，我辈今日决提出不信任案。此时议场中方有倦意，至是又精神一振，而保守党之气焰益高。

　　总理大臣高景明在此鼓掌、嘲笑声中登坛言曰:外交不振，乃前保守党内阁之责也。吾内阁任事仅四阅月，夙夜思挽回前内阁之失政，以计外交之刷新与内政之进步。盖以休养民力，一意发达产业为主义，上承主权者之付托，下洽多数国民之企望。吾内阁殊无一点不信任之理由。惟恐一入盲人之眼中，纵有灿然电灯之光，亦黯然如无睹也。斯时各部大臣亦群起为辩护现政府之足以信任，以诉于公明之各议员。 　　

　　斯时议员右席中群呼议长、议长，盖保守党中争欲得此发言权。而会场中一时亦微露骚乱之状况。忽焉议场中之视线群集一处，则一黄色之书函自总理大臣移诸议长之手，于是杨议长以严肃之态度登坛曰:本议长顷奉解散议会之敕令，愿在场诸君遵奉此诏。遂朗诵诏敕。诸人咸三呼万岁而出。时正午后六点十分钟也。

　　第三是“辛亥革命”前后流行的一些当时包含着民主色彩的流行说法如“国家如公司”论等，因其并不反皇帝，且其滥觞者如梁启超在后人心中变得“赶不上时代潮流”而渐渐不再被人提起，但在当时其实相当深入人心，在《新民丛报》第四号梁启超《新民说》的“国家如公司”论的边上，毛泽东就曾写过洋洋洒洒的批文。广东一学堂学生的作业中也有明显受到“国家如公司”论影响的痕迹:

　　国者非一人独有之国，乃人民公共之国也，何则一国之中如一大公司，君乃公司之司事，官乃公司之伙伴，民乃公司之股东。国民者应尽国民之义务，则纳税当兵之类是也，今中国人不知自己有国民之义务，又或知义务而不知权利，以为国乃皇帝之国，财乃皇帝之财，自己并无与也，观泰西文明诸国，每欲举一世事，必由上下议院议定方可准行，比之中国则有天渊之隔矣。吾辈尚不发愤而造一新国乎？

　　最后则是不少出现在“辛亥革命”前后，如用于宣讲普及的小册子、学堂的补充读物和报纸副刊的相关余兴文章等都是了解时人如何去理解并接受民主、共和观念的好材料。有人在报纸副刊上就作文说:甲乙二人讨论何为共和?甲说:“共者与世界各国同此政治也，和者以后能与各国皆玉帛相见永无争战之谓也。”乙则说:“共和国指中国而言，非合各国而言之也。共者一切财产与众共有之谓也，和者无贫富、无贵贱、无智愚贤不肖，互相和好，彼此无意见之谓也。”在作者看来甲说合于大同主义，乙说合于社会主义。可见时人对共和的理解实有比较多元的方式。此外还有不少文人将共和曲解为共妻、打麻将一同和牌、剪辫后共做和尚等来戏谑博嗤，更有甚者认定一副麻将牌处处为建立共和之吉兆，如万子、同子、索子合在一处就代表四万万同胞响应甚速(“速”同“索”)，通心合力建设共和国。以上均可略见当时大众文化是如何来理解和接受共和观念的。

　　第二个例子是“辛亥革命”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革命这样的问题。以往讨论曾给出过很多答案，诸如全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反满革命、反帝革命，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社会革命，失败的、不彻底的、未完成的等等，同时这些答案又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质疑。因此我们是否能改变提问的方式，从“辛亥革命”作为符号的历史演化进程入手，把问题置换成:对“辛亥革命”的成败、性质从1911年开始形成了哪几套叙述?这些叙述是如何形成的?它们怎样竞争?这样的提问方式就要求我们不仅仅把研究时段局限在清末民初，而是要通贯史事，从较长的时段去考察作为概念、知识、记忆的“辛亥革命”的历史。

　　对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有关“辛亥革命”成败和性质的叙述形成的背后都或多或少地隐含着权力关系的操纵，各类政治、文化力量都参与在它的建构过程之中。概要而言主要有四股力量。最早为“辛亥革命”界定性质的著作出自日本。中岛端在1912年10月出版的《支那分割之命运》里就说革命要使“一切旧物破坏之，荡灭之”，而“支那派”之革命“无一刀两断之勇”，“无一气猛进之慨”，可谓“无精神之革命，不彻底之革命”。如从我们今日对辛亥革命的一般判断出发，这段评说似乎不无道理。但我们只要把他那本书通读一遍，就会图穷匕现地看到正因为“支那人无共和国民之资格，无共和之历史，无共和之思想，无共和国民之素养，无共和之信念”，日本才必须要实行“东亚孟禄(Monroe)主义”，以免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这套论证逻辑被李大钊曾逐段驳斥过，而作为中日对于“亚洲主义”观念的一次较重要的交锋目前却少见有人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