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的筹款活动

　　关于孙中山筹款活动的分析，学术界多有文章进行论述，但一般都从其筹款方式上进行分析，本文虽然也要涉及孙中山筹款的方式，但更多地将要分析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以前的筹款活动对其革命活动的影响。

　　一、早期革命活动

　　“一生摆脱不开穷神的纠缠，是中国革命家的常事。”①这句话的确道出了孙中山一生革命的难处——缺饷。1894年孙中山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希望通过这位晚清重臣实现改良中国的抱负，但李鸿章的漠视使孙中山认识到改良道路是走不通的，他要用暴力推翻清政府。是年11月，孙中山来到华侨聚集的檀香山，创办了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这并不是一个完善的组织，孙中山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团结革命志士，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筹措经费，当时富足的华侨参加兴中会的极少，大部分会员都不大富裕，会员费加上捐款，所得并不多，后来由华侨邓荫南变卖家产，其兄孙眉以低价将农场的牛卖掉，才凑足第一次广州起义的经费。从一开始着手革命，孙中山就遇到了经费问题，而筹集经费也成了每次孙中山要举事前都必须准备而且费时费力颇多的工作。即使起义前筹足了款，后来在起义中由于形势发展需要粮草弹药的补充，孙中山又需要在起义中向各处呼吁筹措经费，因此，孙中山在很多时候将革命的失败归之于筹款的不力。

　　1908年6月，孙中山致函邓泽如，谈到河口起义的失败时，孙认为“辅以十万元便能取得云南全省，吾人之力尤不能办，此尚复何言。”②言下之意，只要有十万元的经费，革命便可成功。在另一封致苏汉忠的信中，孙中山也的确这样看“目前最重要者，乃战争之经费，一旦得此帮助，吾人将可随时驱除暴政，而军费之来源，端来富有者如爪哇人供给。”③孙中山看到了经费对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但却只能依靠别人供给，这种做法往往是杯水车薪，以至于在起义过程中缺乏经费，使得孙中山不得不向各处借款。1908年4月，孙中山发动马笃山起义时，电函庇月劳“刻下有最急之需不容缓者，有广西营勇约降之红花及饷二万余元，有云南待举之接济，需万余元，有钦军之加补子弹，需二万余元。此三宗统计，不过五、六万元耳。若能立得此数，则两粤云南三省数千里之地，可以同时活动。”④8月，他又向新加坡张永福写信“湖事只欠运动费，若能得数千元之数，专为湖用，更得数千元交子渝兄，再举于惠州，以谋牵制，则东路之师必大盛。此万余元之运动费，不能不望之星坡同志也。”⑤在起义过程中，寄希望于千里之外的同志筹措经费，即使筹到，再运到起义之处，需花费多少时间？而兵势一日数变，未等到款项送到，起义早已失败。孙中山从中得到的教训则是要大举筹办军费。1909年5月，他给邓泽如、庄银安、王斧等人的信中谈到：“弟以刻下人心，机局皆有可图，而吾人不能乘时而乱者，只以财政难题无从解决，故每每坐失良机，殊堪痛惜！”⑥军费不足致使起义不能发动，那么筹集大款变成了第一位的事。“鉴于前车，故为充分款项之筹集，事济与否，实全系之。”⑦因此，在1910年光绪、慈禧先后逝去，清政府政局动荡之际，本应是发动起义的机遇，孙中山仍坚持“今日之急，已在外运动款项为第一要义”。⑧

　　二、筹款方式

　　前面叙述了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以前的革命活动中筹款对其革命的重要性，从筹办兴中会开始，孙中山便多方开展活动筹款，其基本的筹款途径主要有：发行债券。兴中会成立后不久就发行了债券，许诺每认购10港元股银或债券，开国之后，可以收回百元。以后孙中山又多次发行股票或债券，并向人许以厚利。1910年6月，孙中山到达旧金山，发起美洲洪门筹饷局，在筹饷约章中规定“凡捐助军饷美金五美元以上者，发回中华民国金币票双倍之效收回”；“军饷至百元以上者，除照第一款办法之外，另行每百元记功一次，每千元记大功一次。民国成立之日，照为国立功之例，与军士一体论功行赏。”“凡记得大功者，于民国成立之日，可向民国政府请领一切实业优先权利。”⑨

1910年6月，孙中山到美国筹款，与友人在芝加哥合影

　　向华侨募捐。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几乎都是在海外进行，所以他筹款的主要对象是华侨。兴中会成立时，即得到华侨的大力帮助。孙中山向华侨募捐，一般是进行演说，以慷慨激昂之词动其心，再劝其捐款。1910年2月，孙中山到达温哥华，向当地华侨募捐七万余港元。可见大部分华侨对孙中山的事业还是支持的。而华侨也是孙中山推销其债券的主要对象。除了演说及兜售债券以外，孙中山还向华侨许诺各种权益，以换取其支持。钦州起义时，孙中山对新加坡华侨提出以专利十年的云南采矿权换取10万港元的贷款。甚至向华侨表示要按人们的要求和钱款大小予以报偿，以未来共和国的名义，将公民权、商业特许权和国会任期权都拿来拍卖，应允将以赞助者的名字命名公园和塑像。孙中山还出了另一个方案即出卖安民护照，“将来国内发动起义时，将此护照寄回国内亲友和自己家中，义军所过，得有受特别保护之权益”。⑩

　　向列强求援。由于孙中山在中国大陆无法立足，其革命活动多在海外，不免要与各国列强打交道，孙中山本人也认为只有得到一二列强的支持，中国革命才会成功。因此，求助于列强成为孙中山筹款活动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为打动列强，他也许下种种承诺。1903年2月，孙中山到达河内，希望得到法国殖民当局的赞助，允许他从越南向中国内陆发动起义。他向法国殖民者许诺：倘若其在华南成功建立革命政权，法国将享有特权。1908年在广东地区爆发群众抵制日贷事件。孙中山宣称，倘若日商给他30万的贷款，他能制止广州的抵制日贷运动，并写信表示“排日团体在新加坡、暹罗、西贡者，已为我党破除……故必被财雄，权大，四方鼓动，吾当财力难与匹敌，若能得30万元，既能尽数破除之”。⑪据黑龙会编的《先亚先觉志士记传》叙述，孙中山曾与日本妇女协会会长下田歌子交往，要求援助军资，……劝其谒见西太后，请她以组织东洋妇女会的名义从清室取得资金供给革命党，孙中山则承认下田歌子提出的要求作为报酬，将满洲割让给日本，⑫关于此事，史学界享有不同见解，但一开始，孙中山认为为取得日本援助，而将本属于满洲人的满洲割让给日本并不错误。孙中山与美国人荷马里、布恩等制定的红龙计划也属于此类，孙中山答应在革命胜利后给予包括为期99年的修筑和经营全中国的铁路、控制中央银行、25年的铸币权和垄断中国矿产资源等的特权。这一计划终成泡影。

　　谋求与清朝大臣的合作。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当然不只是限于筹款，但是没有款项他的革命事业就难以进行。为此他不仅同列强合作，而且也与他要推翻的清政府的官员谋求共识。1899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给了孙中山一个与自己的对头李鸿章合作的机会，尽管知道希望甚小，孙中山仍决定一试。1900年6月17日，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与孙中山的代表宫崎、内田等谈判商议合作事宜。谈判中，宫崎提出的条件之一即“为清理孙多年流亡生活的债务，贷与10万两（也说6万元）”。对于这一点刘学询倒是爽快地答应了，不久就支付了4万两白银。而这并不是孙中山第一次向自己的对头求援，早在1898年9月，孙中山为发动起义等筹措经费时，就已经向刘学询求援，允诺革命胜利后，新政府的领导职位不论是总统还是皇帝，一定给刘，以换取他捐款100万元。

　　三、筹款的结果

　　孙中山不辞辛苦，到处筹措捐款，自认“余每次会晤同志诸君，别无他故，则以劝诸同志捐款为事”。⑬但加入革命的会员大都不太富裕，即使有像邓荫南那样毁家纾难的志士，也仅是少数。况且孙中山领导起义频繁，单靠会员难以完成此任。海外华侨一开始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颇为支持，1894年在旧金山的一次捐款就得到13000美元。但由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一直没有成功，华侨对之明显失望。再加上一些富裕华侨思想仍然保守，对革命事业不太热心，孙中山向华侨的募捐也极不稳定。1910年2月，孙中山到旧金山筹款，黄伯耀、李是男、李旺等三人提出筹款5万元的计划后，分头各处劝捐，一日仅得数百美元；2月10日在致公堂演讲仅得102美元的捐款。

　　列强方面，孙中山求助于列强，而列强则各有目的。日本援助孙中山便附有割让满洲意向，至于帮助日本镇压台湾人民的起义、平息国内的反日风潮更属平常。甚至想利用孙中山起义而趁机侵略：惠州起义时，郑士南领导义军取得沙湾序战胜利后，奉孙中山的命令向厦门进军。实际上，这是日本故意使然。孙为军费向日本求援，日本驻台民政长宫后藤新门则建议义军去夺取厦门。明里是因为那边台湾银行的地方分行有几百万元可以就地夺取，而暗地里日本则可乘机攻占厦门。孙中山没有识破其阴谋，即令义军向厦门进军，导致起义失败。美国人表面上要援助孙中山，却以种种经济特权为附带条件，例如红龙计划。法国人曾有援助孙中山的意向，最后因自身利益而放弃，因为在他们看来“援助孙将是有害的”。⑭孙中山曾自述“当日图广州之革命以资财赞助者固无几人也。所得助者，香港一二人出资数千，檀香山人出资数千，合共不过万余耳。而数年之经营，数省之联络及与羊城失事时所发生现实迹，已非万余金所能办者也……其余之财何自来乎？皆我兄及我所出也”。⑮从开始革命，孙中山就为军费而奔忙，以后也莫不如此。由于经费困难，革命党内甚至发生倒孙风潮：一次因为章太炎嫌孙中山留给其主持的《民报》的经费太少而引发；一次则为陶成章为向孙索款未得而写了所谓孙文罪状到处散发。两次风潮虽然也有深层次的原因，但是经费问题确是导火线，孙中山内外交困的局面可见一斑。因此在1910年11月孙中山组织广州起义时曾经发愿“没天祚汉，吾党起义复遭失败，则余当无下次再扰诸同志，再向诸同志捐钱矣；倘或仍能生存，亦无面再见江东父老矣！……吾党无论如何险阻，破釜沉舟，成败利钝，实在此义举”，⑯多年的艰辛使孙中山痛下孤注一掷的决心，虽然只是一时的激愤之言，但也有本可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