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剧“志士班”与清末广东革命

　　广东在旧民主主义时期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粤剧起源于广东，流行于广东广西以及港澳台地区，在我国南方以及海外华人中影响广泛。在旧民主主义时期，为救亡图存，广东的革命党人将革命理念注入粤剧戏班，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政治主张，传播革命思想。部分粤剧艺人也投身革命，参加革命活动，接受革命的洗礼。革命理念和戏剧形式的相互渗透，革命党人和粤剧艺人的密切合作，融合组成了粤剧“志士班”。晚清广东地区粤剧“志士班”的出现，革新了粤剧旧貌，使粤剧切合鲜明的时代主题，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粤剧由内容到形式的改良；革命理念和斗争形式借助粤剧在民间广泛传播，逐渐成为群众的谈资话题，深入影响到群众日常生活，也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从而推动了革命的纵深发展。

　　清末庚子以后，清政府丧权辱国，列强侵略日趋严重，革命志士在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主张实行“革命排满”，同时也认识到戏剧能“灌输文明”、“开通民智”，对宣传革命思想具有潜在的作用。陈独秀当时就认为，“戏园者，实普天下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之大教师也”。①柳亚子在戏剧专刊《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呼吁“他日民智大开，河山还我，建独立之阁，撞自由之钟”。②蔡元培主编的《警钟日报》则希望戏剧能发动群众、“警醒国民”、“唤起民族主义之暗潮”。③广东的革命者在此时代背景下，积极融入革命洪流，先是利用报刊，编撰戏剧歌谣，倡导反满革命；继而创办戏剧学校，培养演员，在广东城乡及港澳等地演出；进而与粤剧界艺人合作，组织各种改良戏班，借助粤剧鼓吹民族民主革命。这种改良戏班时称“志士班”，粤剧界人称之为“九和班”，以别于旧粤剧戏班的“八和会馆”。有些“志士班”不使用通行的红船，而自制一种漆成绿色的戏船，故又被称为“绿船班”，但以“志士班”这个名称最为流行。④它是革命党人借助粤剧改良宣传鼓动革命的一种重要手段。

　　1904年，由革命党人程子仪、李纪堂、陈少白发起，得粤中富绅黎国廉、钟仲珏、钟锡璜、潘佩瑜等出资相助，创办了“天演公司”，公司设址于广州河南海幢寺诸天阁。公司先办戏剧学校，招收80名青少年，传授普通知识和戏剧常识，一年后即登台演出，称“采南歌”剧团，所演剧目有《地府革命》、《黄帝战蚩尤》、《六国朝宗》、《文天祥殉国》、《侠男儿》、《儿女英雄》等，“或破除迷信，或讽刺时政，或发扬忠义，或排斥异族，均为有益世道人心之作”。⑤“采南歌”尽管只存在了两年，但实为“志士班”的胚胎。第一个正式的“志士班”是由报界志士黄鲁逸、黄轩胄等于1907年在澳门组织的“优天影”剧团。该剧团“诸志士多粉墨登场，现身说法，对于暴露官僚罪恶及排斥专制虐政，不遗余力，粤人颇欢迎之，号之曰‘志士班’”。⑥1908年，“优天影”遭清廷禁演被迫解散，陈铁军等部分社员在广州荔枝湾彭园另组“振天声”剧团，“分赴粤港澳各地排演”，所演剧目主要有《熊飞起义》、《博浪沙击秦》、《剃头痛》、《虐婢报》等，“多宣扬民族主义，较以前志士班尤为激烈”。⑦

　　“志士班”尽管是由非专业人士组织的业余剧社，但它的兴起对粤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粤剧专业班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粤剧是岭南地区广为流行的地方剧种之一，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其演出风格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粤剧属皮黄系统的地方戏剧，其腔调以梆黄为主。早期粤剧称“广东梆黄”，其演出采用舞台官话，剧目多与皮黄系统的京、汉、湘等剧种雷同。清中叶以后，出现了新编的提纲戏和移植改革剧目，但也多是传统剧目的改头换面，很少创作新剧目。⑧当时粤剧界戏称“志士班”为“九和班”，以违反行规和破坏传统为由，不愿与其交往。后来由于“志士班”的新戏改良内容顺应了社会潮流，“剧本多是讽刺时事，很含有些革命性，形式多采时装，规矩还是旧的。因为很新鲜，一时可以给社会新一新头脑，倒很站得稳。……这算是改良粤剧的先声”，而且人们“见过新的戏，就感觉到旧戏不适用，不新鲜，这种空气促着戏剧本身起了变化”。⑨

　　“志士班”一度雄踞广州有名的海珠戏院、乐善戏院等地，与粤剧专业班形成争霸之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在1908-1909年间，“志士班”最多时达20多个，除了上文介绍的采南歌、优天影、振天声外，比较重要的还有陈俊鹏等在香港成立的“现身说法社”、李德兴等在广州市河南组织的“移风社”、梁侠侬等在广州花地组织的“现身说法台”、黄大汉等组织的“真相剧社”，黄侠剧、莫纪彭、李文甫、林直勉等在东莞县石龙镇组建的“醒天梦”剧团以及由“振天声社”和“现身说法社”合并而在香港成立的“振南天社”。“志士班”改用广州方言演出后，观众日多，促使旧式粤剧戏班逐渐采用广州方言，并搬演“志士班”剧目，使粤剧成为深入民间宣传革命的载体。据粤剧大师罗品超回忆，将白话掺入粤剧，其目的就是要借助粤剧鼓吹孙中山的革命。⑩从“志士班”创作和上演的新剧目来看，它对广东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宣传鼓动作用，主要表现如下：

　　歌颂英雄人物，尤其是历史民族英雄，以此激发汉族人民反对异族统治。如《文天祥殉国》、《熊飞起义》、《袁崇焕督师》等。文天祥曾在广东坚持抗元斗争，熊飞、袁崇焕都是东莞人。这些题材和人物为广大群众所熟悉，容易产生思想共鸣，对于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反清革命，具有很好的效果。“其影响所及，遂使在旧式戏班之诸优伶，亦渐有排演爱国新剧之倾向。”{11}如“人寿年”戏班主角梁垣三等所演的《岳飞报国仇》一剧，仿效新剧形式，彰扬忠义，唤起民族观念，收效之速，较新剧团的宣传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日报》赠梁垣三等“石破天惊”的横幅，以表其功。据赵连城回忆，《岳飞报国仇》在澳门演出后，“由于演员演技的成功，在澳门社会曾掀起一阵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高潮。我们学校里的同学都废寝忘食地前往看戏，回到学校谈论起来，不少人热泪纵横，把岳飞的抗金和当前的反清运动很自然地联系起来”。{12}

　　编排当代革命题材的新戏，号召人民进行反满斗争。如《火烧大沙头》、《义刺马新贻》、《温生才刺孚琦》、《秋瑾》等。《义刺马新贻》一剧，演江湖义侠张文祥于1870年刺死两江总督马新贻的故事。此案在清末广东轰动一时，当时部分革命党人倡行暗杀活动，曾在香港成立“支那暗杀团”，“专以暗杀满清权要为宗旨”。{13}可见，“志士班”将刺马事件搬上粤剧舞台，实为革命党人宣传暗杀手段服务。

　　反对封建陋习，进行移风易俗的道德教育。如《盲公问米》、《周大姑放脚》、《与烟无缘》、《黑狱红莲》等。《盲公问米》是一出讽刺封建迷信的名剧，剧中借“请神曲”咒骂神鬼，嘲讽愚昧，庄谐杂出，痛快淋漓。《周大姑放脚》则反对妇女缠足，提倡妇女解放。其他剧目则以反对烟赌为主题，起到了移风易俗、革除陋习的作用。

　　揭露官吏腐败及封建政权的罪恶，同情劳苦大众的遭遇。如《地府革命》、《骂城隍》、《贼现官身》、《自梳女不落家》、《声声泪》等。《地府革命》借神界土地公不堪压迫奋起反抗，影射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暗示人民进行反封建革命。尤其是潘达微自编自演的《声声泪》一剧，以男女爱情为线索，揭露社会的污浊奸恶，剧本打破因果报应的大团圆的旧框框，以女主人公的悲剧结束。该剧上演后，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时任广东警察厅厅长陈景华观看了《声声泪》的演出，大受感动，特赠“天地不仁”四字给潘达微，自署“世界罪人陈景华”，表示“愤世嫉俗，把改造社会为己任。”{14}

　　综上，粤剧“志士班”的创作演出，大部分以反满、反封建为宗旨，辅之以革除陋习、移风易俗的内容，对号召大众起而进行反满斗争，实行民族民主革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如冯自由指出：“广东号称革命策源地，世人咸归于新学画报之宣传，然剧本之改良及维新志士之现身说法，亦与有大力焉”。{15}有人撰文评论道：“民族革命之领导，人皆知为孙中山国父。民族革命之鼓吹，人皆知国民党兴中会诸先烈暨清末报界、文化界诸名宿。民族革命思想之传播，则人罕知为戏剧界，尤其是粤剧界诸先达之特奏殊功。”{16}粤剧“志士班”对广东辛亥革命的宣传鼓动作用，由此可见一斑。革命志士利用粤剧改良宣传革命，成为辛亥革命在广东的重要特色之一。

　　注释：

　　①三爱（陈独秀）：《论戏曲》，《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4期。

　　②柳亚子：《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辞》，《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年第1期。

　　③健鹤：《改良戏剧之计画》，《警钟日报》，1904年6月1日。

　　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7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247页。

　　⑤⑥⑦{11}{13}{15}冯自由：《广东戏剧家与革命运动》，《革命逸史》第2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年。

　　⑧欧阳予倩：《谈粤剧》，《欧阳予倩戏剧论文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

　　⑨易建庵：《怎样来改良粤剧》，《戏剧》，1929年2期。

　　⑩罗品超：《粤剧“南派”传统艺术演讲》，黎键编：《香港粤剧口述史》，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1年。

　　{12}赵连城：《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妇女界参加革命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二），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

　　{14}陆丹林：《亦禅亦侠的潘达微》，《革命史谭》，上海：独立出版社1947年。

　　{16}麦啸霞：《广东戏剧史略》，《广东文物》，1940年。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