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未成文的家训

　　一次朋友聚会，大家在漫议间，追忆起各自的家训，于是，不少警辟的治家格言竞相呈现，或引人莞尔一笑，或令人击节赞叹，然而我却侧坐无语。一位老兄发问：“天瑜，你怎么不作声？你那书香世家，应当有很好的家训，说来听听。”我一时应答不出，因为，我们家里并未拟订过家训，没有琅琅上口的治家格言。散会后，我时而琢磨：冯家固然未能拟出成文家训，先父母也不爱说教，极少宣讲“如何作人”之类的大道理，但冯家还是无言地传承着自己的作派与风格。那么，这种传递不辍的风格（或曰“家训”）应当如何概括呢？回顾先父母的音容笑貌，追忆他们一生行事作风给我们兄弟树立的身教，我吟出六字——“远权贵 拒妄财”，这是否可以视作冯氏家训呢？

　　父母都不具有进攻型的性格，讲究的是“君子不为”，一生守住底线：抵禦权贵和金钱的威压、诱惑，只求一个心安理得。我把上述六字报告天琪大哥，他立表赞同，并举出故事，说明父母如何“远权贵  拒妄财”，其中新疆一例较为典型。

　　大哥长我十多岁，与父母相处最久远。1935年，六岁的大哥与两岁的二哥随父母赴新疆。当时统治新疆的盛世才，正以“开明”面目现世，吸引了不少内地知识分子，如茅盾、杜重远、萨空了，乃至赵丹，皆曾远投新疆，期望以新疆作建设新中国的基地。先父也是此行列中人。到新疆后，父亲确实受到盛世才的重用，出任当时新疆最高学府——新疆师范学校校长，又任新疆编译委员会委员长，地位颇高，生活优渥。盛世才还许诺，以后将委以更显赫的重任。但先父在与盛世才交往中，发现此人野心勃勃，又阴挚可怖，先父毫不留恋地位和待遇，决计摆脱盛氏、离开新疆。盛氏当然不愿放走好不容易从内地邀请来的人才，一再挽留，先父使尽各种计策，包括仿效蔡锷脱离袁世凯的办法：装作与夫人大闹，以家庭无法维持为理由，诱使袁世凯同意蔡锷离京，先父也如此演绎，几番周折，盛世才只得放行。先父遂带长子天琪经河西走廊返回内地（二哥已过继给有女无子的大舅，留在新疆），先母则赴苏联塔什干留学，后从西伯利亚铁路绕道海参崴，沿海路、江航，到武汉与父亲团聚，冯家算是摆脱盛氏的掌控。几年后，盛世才撕破“开明”假面，在新疆屠戮各种进步人士（包括共产党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时任新疆教育厅长的我大舅死于刀下、四叔被投入监狱，二哥与表姐流浪新疆数年。若父亲当年稍有依恋权贵、金钱之念，不毅然离新，必死于盛氏屠刀之下。

　　天琪大哥还讲到，抗日战争期间，父母在鄂东山区执教省立第二高中（父亲当过二高校长），不惧当局高压，抵制cc系对学校的控制，终于辞职以抗，一段时间家庭生活极度艰困。

　　抗战胜利后，冯家回到武昌，其时年幼的我渐有生活印象。记得家居的正对门住着一位国民党元老，民国间地位甚高，1948年当选“国大代表”，那条小巷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先父母多年间绝不与这一巨室来往，少时的我从未进过其大门。反之，冯家与周围的贫寒人（谢家、戴家等孤寡之家）相处极好，对其常有周济。（“文革”期间冯家遭难，一再被抄，而暗中帮助冯家脱险的，正是谢、戴等人。）母亲的一位同事周安（我少时称她“周先生”），丧夫，自己又半身不遂，母亲迎其在我家居住多年，直至送终。冯家与另一对门的李家关系密切，往来频繁。这李家主人是中共创始人李汉俊，李汉俊1928年被当局杀害，李太太带女儿住此。我少时常去李太太家玩耍，见其孤儿寡母，家徒四壁，清贫孤苦，而我父母对李太太母女十分亲近。前几年我在武大校园遇到李汉俊女儿（武大化学系教授，已行年90），共同忆起李冯二家的情谊，李教授连称冯先生、张先生（指我父母）人好，决不势利，并夸奖：“冯家家风上品”。

　　父亲的不畏权势威压，坚守正直人格，有一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957年春，父亲的老学生，时为武汉师院教师、工会主席的高维岳，受校党委指示，主持教师“大鸣大放”。不久“反右”运动骤至，高维岳被指煽动教师“向党进攻”，第一批划为右派，父亲拍案而起，说高维岳是老实人，按党委布置，组织教师提意见，怎么成了“反党”？本来，父亲并未参与“鸣放”，不会成右派，现在他自己“跳出来”，为右派鸣不平，且不肯认错，又拒不“揭发”他人，于是在1958年春被戴上最后一批右派分子帽子，停发工资（只给“生活费”），以六十高龄遣送农场劳动。后来我大哥、二哥到校方了解父亲情况，主事者说：冯某人本无太多反动言论，但居然抗拒反右运动，“态度极坏”，又在师生中影响大，阻止师生揭发右派，成为运动阻力，故非打成右派不可。

　　父亲这种不憚权势压力，宁可自受伤害也决不陷害人的作派，给我以潜移黙化的影响。在后来的岁月，我也有数次“挨整”经历，但挨整间决不揭发别人，是我的原则。单位的专案组负责人对我极其恼火，告知属下：对冯某别抱幻想，他“要作人”。事后我想，这位以“左”闻名的专案官的“要作人”之说，却道出了真相，而这正是冯家风格的一个方面。

　　此外，我本人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一再拒绝“进京任职”（因此避免了日后的种种麻烦），又在1984年、1986年两拒校长任命（因而得有时间精力专务学术），几位兄长和我妻子都支持这种抉择，此皆冯氏家教的余韵流风。（略需说明；进京任职、当校长的，好人多多，作出有益贡献的也不乏其例，只是我于“当官”无兴趣，故辞谢之，这只是说明家教影响力之深，决非自鸣清高，更无推广上述作法之意。）

　　父母一生清贫自守，淡看金钱，“有饭吃即可，何必追求多财”是冯家口头禅。父亲有颇高的文物鉴赏水平，几十年间又在全国各地周游教书，每到一地，必从自己有限薪水中挤出资金，选购书画、钱币等文物，几十年下来，数量可观，且多精品，自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即有人求购，父亲总以“非卖品”相应。1978年，冯家将所藏古币（从夏代贝币、春秋战国布币刀币、秦半两、汉五铢，直到唐宋元明清的通宝钱），全部捐赠武汉师院刚复建的历史系，今湖北大学钱币馆的主要馆藏来自此。近十年来，我整理出版家藏文物图册（《冯氏藏墨》《冯氏藏札》《冯氏藏币》，合称“冯氏三藏”），冯氏收藏渐为人知，内地及香港欲以高价收购者不时与我直接或间接联络，皆被谢绝。这是遵循“收藏而不贩卖”“取自社会，回聩社会”的冯家原则行事。

　　父母曾经讲过什么立身作人的教言，我已失去记忆，但他们“远权贵  拒妄财”的处世风格，却至今历历在目，且对我们兄弟影响深远。友人唐翼明说，在嗜权逐钱之风日盛的当下，冯氏“远权贵  拒妄财”的家教尤具价值。翼明兄言重了，那卑之无甚高论的六个字，冯氏子孙用以独善其身，庶几可以，然治平社会则不敢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