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人与民国初年的会党

　　会党，是清代民间反清秘密结社的泛称，其名目甚多，如三合会、天地会、小刀会、哥老会等。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会党即各地民间反清秘密结社是一支活跃的力量。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曾以各种方式在会党中开展工作，发动会党起来参加革命。会党也乐意接受他们的领导，参加反清的武装斗争，对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武昌起义和民国成立后，会党逐渐成为令革命党人深感棘手的问题。

　　民初会党的活动

　　与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相比较，会党的活动有了明显的变化，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一，响应武昌起义，发动起义建立政权，遭到镇压。武昌首义后，各地单独由会党发动起义建立起革命政权的事例不多。人们比较熟悉的例子，是湖北江湖会首领李秀昂在老河口发动起义，攻占襄阳，建立起以张国荃为司令的襄阳军政分府。但这个军政分府并没有得到湖北军政府的真正支持。后来李秀昂被革命党人北伐招讨使季雨霖所杀。不久，张国荃也为共进会首领刘公赶出襄阳，后为黎元洪所杀害。根据调查资料，张国荃、李秀昂所建立的襄阳军政分府成立后，颇有些建树，并对地方豪强有所打击。季雨霖之所以要杀害李秀昂，主要是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刘公之所以要赶走张国荃，旨在扩充和巩固自己在襄阳地区的势力。

　　其二，失去了斗争的目标，很多人走上了歪路。参加过会党的组织，曾在谭人凤领导下联络过湖南的会党和新军，对湖南会党情况相当熟悉的陈浴新，在《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中写道：“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指导，所以到了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他们中就有很多人走上了歪路，逐渐蜕化变质。在长沙起义后的一个短时期内，进出都督府(焦达峰任内)的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吃大锅饭，要求安置，都督忙于应接，几至无暇治事。他们以为起义成功，就百事大吉了，根本没想到如何巩固革命成果和建设问题。衡阳以南各属会党更是风起云涌，认为‘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我们洪家天下了’。他们就是这样庸俗地看待革命的。因此，各地的流氓、痞棍就乘机假冒会党之名，破坏社会秩序，为人诟病”（《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第134页）。

　　贵州的革命党人胡刚、吴雪俦在谈到贵州光复后当地哥老会的情形时说：“光复前，各县哥老会均由自治学社派人联络；光复后已成军的编为巡防军，其余在各城乡公开活动，各行各业纷纷开公口，立山堂，头打包巾，身穿短打，背插双刀，额立英雄结子的人随处可见。各地哥老会中，亦趁机大肆活动，地方秩序逐渐呈现混乱。巡防总统黄泽霖，迭接各地请求维持秩序文电，已无法应付，乃纳北路分统李立监等建议，亦广开光汉会公口，图以哥老会驾驭哥老会”（《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第112页》）。革命本应给贵州带来一个新局面，但展现在群众面前的新政权竟是如此，这对革命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其他各省，如陕西和四川的会党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同志军因绝大部分是哥老会的势力，军政府对之又无法律的约束，因之哥老会公口完全公开出来。防军、流氓，本来都是哥老会人，一时得意疯狂，为所欲为。市民争取参加袍哥，希图自保，人心浮动；袍哥们日益跋扈飞扬，寻仇报复，日有所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137页）。

　　其三，利用封建迷信或打出“皇帝”旗号，图谋不轨。在民国初年的会党中，有的曾打出“皇帝”旗号，企图反对共和，恢复帝制。当时活动在江、浙、皖地区的九龙山会就是一例。据报道，该会以南京城西20余里八百桥附近的四羊山和城外60里的竹镇集为据点，“上联衙厅差警，下至一般无赖匪徒”，“一般署差及司法警察大半皆系帮首”，“声势浩大，党羽千人白日结队横行”。在上海、安庆、大通等地均设有机关，暗中进行活动，宣称“所奉山主为王儒同大佛”，并奉“弥勒命令”，“运动南五省预备起事”（《神州日报》1913年2月15、25、27日、3月6、16日）。

　　其四，渗入军队，发展组织，图谋暴动，但却无明确的政治目标。武昌起义后，会党成员被各地军政府大量招入军队。他们在军队中有的仍按会党的系统进行活动，有的甚至发展组织，图谋暴动。这种情况在湖北、湖南、福建、江西等省都曾出现过。如1912年1月鄂军17标1营后队中的会党分子杨国标、刘德荣、陈孝贞、刘起胜等，在军队中组织“香山堂一百零八将会”，“秘密放飘，约期举事”。时任鄂军第三区司令张廷辅对此事的处理严酷，杨国标等被处死。在福建，驻汀州新军中也出现过洪江会的秘密组织（《神州日报》1912年1月14日、1913年2月28日）。

　　其五，借用政党名义，进行活动。民国成立后，各种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般配出现，于是有的地方的会党成员乃借用政党的名义进行活动。卞绍庭、石子卿等人在江苏泰兴组织了自由党支部，成立后加入者渐多，“于是变更自由党面目，改名龙虎自由党，又名大刀会，以均贫富为宗旨”（《神州日报》1913年2月12日）。1912年7月1日，由洪帮、青帮和公口三家联合成立了“中华国民共进会”，由应夔丞任会长。湖南的哥老会首领张尧卿在会上发表讲演，宣布成立共进会的理由。接着，设立了中华国民共进会总机关，发布通告要求各省成立支部。

　　共进会的总机关在上海成立后，江浙一带的会党纷纷打起共进会的旗号活动，并有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不断受到舆论的谴责。起初，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朱瑞只是对肇事地区的共进会组织予以解散，并未明令在全省范围查禁该会。后来各地会党继续用共进会名义扰乱社会秩序。于是，浙江发布在全省查禁共进会的通令。程德全为了取缔在江苏的共进会，曾动用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