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教授随笔:“看家书”

辛亥革命网 2018-02-02 09:02 来源:武汉文化遗产网 作者:冯天瑜 查看:

介绍张世英先生与我谈论“看家书”,当然并非向大家推荐《大逻辑》、《小逻辑》、《历史哲学》、《读通鉴论》、《明夷待访录》这几种书,而是说,每个学人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专业、爱

  做学问的人(尤其是人文学者)必须在理论思维方面下功夫,这是众所共认的法则。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而理论思维的提升,有赖于对优秀哲学著作的攻读——

  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谈到“学习以往的哲学”,我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张世英先生的谈话。

  北京大学哲学系张世英教授,是黑格尔专家,堪称中国研究黑格尔第一人。张先生湖北籍,有很深的家乡情结,八十年代应湖北大学之邀,在湖大组建德国哲学研究所,集结张志扬、陈家琪、鲁萌等一批中年学者,创办《德国哲学》期刊。在研究德国哲学领域,这个团体和期刊达到当时国内的较高水平,这与张先生引领有关,当然也受益于八十年代宽松而富于创造精神的学术环境。八十年代中后期,坐六望七的张先生经常来湖北大学,我当时四十多岁,在湖大工作,虽然是西方哲学研究的圈外人,但与张世英先生一见如故,结成忘年交,我们常于傍晚在湖大校园外侧的沙湖边散步,从家常、时政到中西文化比较,都是漫议内容。九十年代初,湖大德国哲学研究团队风流云散,中年学者多出走海南、上海,张世英先生也少来湖大,我则调往武汉大学,数年未遇张先生。约在九十年代后期,香港举行一个广涉文史哲的大规模学术会议,张先生与我都参会,而且两人同住维多利亚海港边的一个宾馆,房间相邻,这样又有机会聚谈。会议期间,我们每天傍晚都在维多利亚公园散步,一如当年在武昌沙湖之滨的情景。这次香港晤谈,涉及到理论思维训练问题。

  记得张世英先生谈到:一个学者要攀登学术山峰,理论思维不可或缺,而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水平,当然须广泛阅览,拥有渊博知识,但尤当深研二三经典,要有自己的“看家书”。张先生的这个说法跟恩格斯的名论精神吻合,而又是从张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总结出来的,使人联想起各行各业皆需“看家本领”的俗语,听来特别亲切。于是我请教张先生:您的“看家书”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黑格尔的《小逻辑》和《大逻辑》。我从二十岁在西南朕大念哲学系开始,就反复钻研这两本书,后来做哲学研究半个世纪,反复阅览,常读常新。这两本看家书,对于理论思维的训练有很大好处,打下我研究黑格尔乃至西方哲学的基础。”紧接着,张先生反问:“冯先生(我是后辈,但张先生总是这样客气地称呼)你的‘看家书’是哪几种?”

  以前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并未自觉认定“看家书”。张先生之问,促使我反顾自己的读书历程:少时阅览甚泛,遍及中外文学名著,广涉史地杂学,谈不上“看家书”。而且,没有张先生那么幸运,我三十多岁方初入学术门牆,而一进门,即深感理论思维紧要。为弥补疏于理论的缺陷,读了一些思想史名著,渐被三本书所吸引,一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曾在一年间看了五六遍,以后还经常翻阅,那本王造时汉译的《历史哲学》被我翻烂了,书角都磨成圆形。黑格尔的辩证思维和“巨大的历史感”令我着迷,他关于人类的文明从东方发端,东方(印度、中国)是历史的少年时代、希腊是历史的青年时代、罗马是历史的壮年时代、日耳曼是历史的老年时代,钩画了全球精神史轮廓。黑格尔是一个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者,认为人类思维发展到日耳曼达到顶峰,这是我不能接受的观点,但黑格尔把历史视作世界性辩证过程的思想,对我深有启迪。后来我的几本拙著,包括《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都可以看到《历史哲学》的影响。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算得上我的一种“看家书”,当然并不意味着对这部著作的全面服膺。

  张先生赞同我关于黑格尔文明史观的评价,并批评黑格尔无视中国哲学的偏颇之论。张先生接着询问:你另外的“看家书”是什么呢?我说:“是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二书是历史学者,尤其是近古及近代文化史研究者的必读之书。”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洞察历史发展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这便是“一动而不可止”的“势”(《读通鉴论》卷十五)。自先秦以来,多有哲人论“势”,如孟子谓“虽存智慧,不如乘势”;韩非子谓“服于势”“乘必胜之势”;唐人刘知几、杜佑、柳宗元都论势。但中古时代占主导的史观是“心术决定论”,如朱熹认为历史变化取决于“心术”,尤其是“人主之心术”。而王夫之认为心术论浅薄,他的《读通鉴论》指出,在“心术”之后,有更深沉的力量左右历史进程,这便是“趋势”“机势”。如张骞通西域,固然直接起因于汉武帝“远求善马”及邀击匈奴之类的“心术”,但其背后的推力则是中原与西域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势,这是“武帝、张骞之意计”所不及的。(《读通鉴论》卷三)又如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出于一家之私,是嬴政期望秦朝从始皇、二世一直到万世能够传继不辍。但因为郡县制有利于国家统一,符合历史趋势,故两千年相沿不改,王夫之的评判是:“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读通鉴论》卷一)此论类似黑格尔“最大的‘罪孽’反而最有益于人类”以及“恶”是历史前进的“槓杆”的警句。王夫之指出,而导致这种历史吊诡的,是不以人的主观动机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趋势。再如汉武帝频繁用兵,将文景之治以来国家积累的财富消耗几尽,武帝的做法在后世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读通鉴论》指出,武帝之作为,虽有劳民伤财之弊,但收到国家统一、开发东南西南的大利,“以一时之利害言之,则病天下。通古今而计之,则利大而圣道以弘。”(《读通鉴论》卷三)诸如此类以历史大势观史、辩证观史,突破了流行的以“仁义”论史的皮相之见,打开我的脑洞。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展示了中国的历史哲学的深刻与博大,是我的又一本反复研读的“看家书”,这在拙著《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可略见踪迹。

  第三本“看家书”,是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这部仅十万言的论著把中国古典的政治学说推向高峰。西方近代的政治哲学,如卢梭的《民约论》(后来翻译为《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提供了今之政治建构的理论基石,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若干方面可以与孟德斯鸠、卢梭的思想相比肩,当然彼此也多有差异。

  《明夷待访录》第一篇是《原君》。古人把讨论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称“原”,“原君”是讲君主、王权(或皇权)的形成及演变。黄氏以“公天下”为判断标准,赞扬“古之君”、谴责“今之君”。所谓“古之君”,用社会发展史眼光看,约指原始共产时代的部落领袖,譬如黄帝、炎帝,以及尧、舜、禹等上古“圣君”。这些圣君为什么一向被人们所崇仰?因他们守持“天下为公”,一切思想和行动都是为了大众,天下最劳苦的事情自己担起来,益处好处都给公众。“古之君”只有那些道德最高尚的人,如尧、舜、禹才愿意去干,畏苦者避之唯恐不及。所谓“今之君”,则指家天下的王者,尤其指秦汉以下的专制君主,《原君》篇从总体加以谴责。此前的古代典籍,多有批评、限制帝王的民本思想,如《左传》的“从道不从君”说,《孟子》的“民贵君轻”说,逐桀、诛纣是挞伐“独夫民贼”说,但民本主义的批判仅指向“暴君”“昏君”。而黄宗羲抨击的是整个“今之君”,指出“今之君”把天下之利都收归己有,把天下之害都让老百姓去承受。故求私利者竞相争逐君位。这就接近于否定专制君主制度。

  《明夷待访录》第二篇《原臣》也颇富创意:一反传统的君臣主奴论,提倡君臣同事论,君臣如扛木头的一群人,前面的唱“嗬”,后面的唱“嘿”,是彼此呼应、协作的同事关系。再如《明夷待访录》的《学校》篇,认为学校不仅是教育机关,而且应该成为议政讲堂,“公天下之是非于学校”,是非不能仅由朝廷说了算,还要学校代表民众来评议。这都是很了不起的思想,至今仍有生命力。

  《明夷待访录》里还有篇什也很精采,比如《奄宦》篇,揭示宦官干政的根源于君主集权。再如《置相》篇剖析道:君主和普通人一样,杰出者是少数,多半是庸人,还有坏人,而君主是世袭的,没有选择余地,而丞相不是世袭的,是精选出来的杰出人才。故明代废除丞相制,使君主专制之弊愈益深重。如此谈“置相”,是对世袭君主制的批判。《明夷待访录》还提出“工商皆本”命题,是对“重本(农)抑末(商)”传统的救正。

  黄宗羲承袭先秦以来的民本思想,又向前跨进,直逼近代民主主义。我把明清之际产生的这种思想称之“新民本”,在拙著《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中加以阐述,意在于说明:中国近代民主主义并非全为舶来品,还自有民族文化的内在根据。梁启超便讲过此点,孙中山多次给日本友人赠送《明夷待访录》的《原君》与《原臣》,也是强调此点。

  黑格尔把古希腊称作欧洲人的“精神家园”。我们中国人也有自已的“精神家园”,先秦诸子便是。论及近代启蒙思想,并非只有西方的伏尔泰、卢梭、洛克,中国明清之际的“黄、顾、王”的思想也有独到处,前面略讲我的两本“看家书”——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王夫之《读通鉴论》,皆不让于伏尔泰、卢梭、洛克。此外,顾炎武也有富于近代启蒙意义的观点,如他区分“天下”与“国家”,这也是纠谬归正的卓识。顾氏中年,明清鼎革,有些人因朱明王朝的覆灭痛不欲生。顾炎武也十分悲愤,他曾经冒死参加抗清活动,但是他的认识超乎一般,不赞成将“天下”与“国家”相混同。国家(朝廷)是李姓、赵姓或朱姓的,是为君为臣者的专利品,所以国家兴亡当由“肉食者谋之”(中国古代把吃肉的人喻为统治者),老百姓(“菜食者”)不必为某一朝廷的垮台如丧考妣。而“天下”则不然,天下(包括其文化)是天下人的,所以,天下(包括其文化)的兴亡“虽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到了近代,梁启超把顾氏语概括成很精练的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指出一个微贱到没有任何功名、地位的匹夫,对于天下的兴亡都负有责任,因为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现在有些影视剧把这句话给“阉割”了,说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就忽略了顾炎武的苦心和深义。

  介绍张世英先生与我谈论“看家书”,当然并非向大家推荐《大逻辑》、《小逻辑》、《历史哲学》、《读通鉴论》、《明夷待访录》这几种书,而是说,每个学人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专业、爱好等等)选择“看家书”。庄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面对浩茫无际的书籍海洋,当有选择,应该确定自己的“看家书”。

  “义理”能力的提升,必须经由对前贤的哲理杰作的攻读、体悟。从先秦诸子、希腊群哲,到现代各思想流派代表作均应有选择地涉猎,义理收获自见。以《庄子》为例,多由寓言故事昭显哲理,其《天下篇》记述惠施的言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道出了空间无限可分和时间无限可分的观点。《秋水》中的庄子与惠子濠上观鱼,就人可否“知鱼之乐”展开辩论,提出人除自知之外,能否感悟其他事物的问题,这是认识论的一大题目。此外,《庄子》关于“庄生梦蝶”还是“蝶梦庄生”的遐想,直逼认识主体与客体的互动问题;“庖丁解牛”以屠夫宰牛比喻从实践中掌握客观规律,做事便得心应手、迎刃而解。以上诸篇,给人哲理启示良多。总之,理论思维的训练,离不开“学习以往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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