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中华文化的未来(2)

　　社会主义不是一座自天而降的乐园，不是哲人虚构的乌托邦、太阳城或大同世界，它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充满生机而又存在着种种矛盾的新社会。社会主义文化必然要走过崎岖坎坷的道路，目前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以中国为例，2000多年的宗法专制文化虽然留下丰富而深厚的遗产，却也带来因袭的重负；资本主义文化的积极因素，今日中国还吸收得很不充分，其消极因素的影响已经值得人们警惕。而社会主义文化既受惠于这两种传统文化，又面临这两种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影响，因而要谋求新的创造，此中的艰难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只要我们真正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确处理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以及现代与传统的对立统一关系，科学地整治文化生态，焕发整个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昌盛是可以预期的。

　　人类社会进程，通常有一个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经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递变的过程；与此同时，在经济形态上则有一个由自然经济经由商品经济向产品经济递变的过程。世界诸民族，并不是都要完整地经历社会形态诸过程，如东西方若干游牧部族在先进的农耕文明圈的刺激下，直接由原始社会的氏族制阶段跃向文明社会；中国等东方国家则由宗法专制社会跃向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晚年曾致函《祖国纪事》杂志，指出不要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中国避免了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证实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路径多样性的预见。然而，世界诸民族却无法在经济形态上超越商品经济阶段，直接从自然经济跃向产品经济。中国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社会，却不能越过商品经济阶段。而商品经济固然产生久远，但直到资本主义社会才得到充分发育，并构成近代文化的经济土壤。中国作为一个长期滞留在自然经济阶段的国度，发展商品经济有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当然不能关起国门完成，而必须广为汲取外域的、其中主要又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社会法治，以及其他优秀文化。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种种弊端，又是社会主义社会所应当加以防范的。作为主观社会主义者的孙中山，20世纪初便提出过“节制资本”的设想，在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的今日中国人，更应当自觉采取有力措施预防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和观念领域的种种病灶。

　　时至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新的国内、国际条件下，中国文化的现代转换获得了更为广泛而深刻的进展，其内容的丰富和新颖，都是空前的。它包括多重内涵：一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此即一般所谓的“现代化”，自洋务运动以来，一直在进行此一转变，时下仍在完成这一未竟之业。二是从国家统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三是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化，在全球化趋势下，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这一转化，也提上发展中国家的日程，发展中国家不必重走原初工业化的老路，直接采纳信息化时代的若干成果，从而赢得“后发优势”；与此同时，生态危机、信仰危机等后工业时代的多重问题，也直接呈现在当今中国人面前，亟待我们解决。上述三大转折，不仅提出经济的、社会的课题，也在深层次上提出文化的、精神的课题，要求我们综合古今中外智慧，加以创造性转换，促成可持续发展。我们应当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全面观照三大转变，以此作为省视中华文化传统的出发点。从实现前两项转变的视角，必须汲纳传统中有助现代文明进展的成分，扬弃传统中不适应现代文明的成分，“五四”以来所做的此类分梳工作应当更细致、更切实地继续下去；从实现第三项转变的视角，则需要对古典文明原始综合的思维成就(如和谐观、中道观、阴阳平衡观及道法自然等思想)作创造性诠释，用其疗治主客两分、一味强调征服自然、宰治人生所导致的“现代病”。一些站在科学及哲学前沿的西方学者，已揭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当下意义，如科学史家萨顿1930年在题为《东方和西方》的演讲中说：“新的启示可能会，并且一定会来自东方”，科学史家李约瑟，诺贝尔奖获得者波尔、普利高津、汤川秀树等都有类似见解，他们分别从自己的前沿性研究中，阐发了《老子》《周易》等中华元典包蕴的智慧的现代价值。这种对古典的抉发，决非复古倒退，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式的螺旋式上升。

　　中华民族在以往数千年的历史中贡献过震惊全人类的文化，又没有在近代的挫折中甘于沉沦，而是顽强地摸索重新崛起的路径。可以确信，有着如此雄健的生命活力与悠久灿烂的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界条件下，垦殖新生产力的丰厚土壤，汲取科学世界观的阳光雨露，一定可以重新赢得文化的原创性动力，创造出无愧于古人、无愧于现代世界的新文化。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古老的中华文化的维新之命，寄寓在全体中华儿女的努力之中。

　　（本文撰于1990年初，收录于《中华文化史》一书。本报刊发前略有删节和修改，已经作者本人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