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鸦片财政流毒全国(2)

　　云南禁种鸦片原植物罂粟，本是迫于政治的压力，而唐继尧从禁种之后的远景看到了巨大的商机。如果真的能够实现英国鸦片不再进入云南，那么云南的鸦片就可以大行其道了，于是禁种的积极性非常高。

　　民国吸食鸦片的瘾君子们，其实鸦片也有贵贱之分，从印度来的“洋土”质量最好，也最贵，其次是云南的“湛土”，再次则为“杂膏”、“劣土”，价格只是洋土的五分之一。

　　抽鸦片上瘾的人，往往都是骨瘦如柴、面黄肌瘦、无心工作等，对人的身体和心理上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要在一年之内把全省烟苗禁绝，唐继尧采取了血腥的办法：“规定禁绝烟苗条例，巡视铲烟规则，责成各道尹和各县知事，督率地方团保绅首，在鸦片播种期前，劝导农民不种鸦片，并收毁鸦片烟籽；至烟苗出土期后，由官绅初查，省派委员复查；县知事查获有种烟的种户，要把种烟的人立刻枪毙，烟地没收充公，该管绅团要拘押讯办……唐继尧又在一九一六年冬间，派军政界的中级官十二人，分区前去各县巡查。这些委员利用种种方法，查着有溜生的烟苗（从前烟籽浇在土塘中或肥料内自然生的烟苗叫溜生），或隐僻处偷种的烟苗，就借此敲诈官绅种户，得了贿赂，不往上报。妥协了事的很多，也有妥协不了而往上报的。各委员查毕回报，道尹和县知事受到处分的不过十几个人，各县的绅团和人民因此倾家丧命的就很多了。”

　　中英会勘烟苗经过如下：“唐继尧在一九一六年末，电知北京政府称：已准备周妥，可以会勘。北京政府与英使商定，分两路会勘，一路由英使派驻宜昌总领事窦尔恭偕云南督军署谍查课长詹秉忠会勘滇中蒙自两道区，一路派驻腾越领事义思得偕腾越道尹由人龙，普洱道尹陆邦会勘腾越普洱两道区。……由詹秉忠等三个会勘员各将证明书送省，唐继尧汇送与北 京 政 府，至此中英会勘烟苗的事才告结束。”【注：宋光焘：《鸦片流毒云南概述》，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02页。】

　　中英会勘烟苗从两条线路勘察，是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过去种烟很多，会勘时这两条线烟苗没有了。边远地区的烟苗则难以禁绝，甚至出现武装抗铲烟苗的事件。1916年准备会勘期间，澜沧县的阿佤山区发生了武装抗铲烟苗案，铲烟军队遭到山民伏击，没有办法应付，只得不了了之。腾冲边区王子树地区抗铲，军队只将路边的烟苗略为铲拔，并暗中许以相当赔偿，未曾发生军事冲突，然后谎报无烟苗，后来会勘时也没有到这个地点查勘。

　　也就在1916这一年，唐继尧只禁烟苗，不禁制烟运烟贩烟吸烟，而且实行运烟抽收厘税的办法，使贩运烟毒合法化，作为政府的可靠的长期收入。宋光焘在《鸦片流毒云南概述》中继续写道：“抽收烟厘一事，开始于护国军讨袁时。当时军饷浩繁，有人建议仿照清末的土药统税办法，抽收运烟捐款。唐继尧采纳，命筹饷局和财政司会同办理，责成各厘金局卡，于鸦片烟经过时，照各路土产药材完厘办法，抽收捐款，填发完纳药材厘金的票子。因为办法太活动，捐率也不一律，事前又未曾广为宣布，运烟商人临时出钱，所以收得不多，流弊百出。相沿到一九二〇年，乃并入禁烟局，改收内运捐。”

　　唐继尧只铲烟苗不禁鸦片贸易，而且用收税的办法使贩运烟毒合法化，阻止了外来的贩运，自己独占烟毒贩运市场，可以看出唐的禁种本意。云南有人写文章美化唐，不提云南铲烟这一年鸦片泛滥，却只在铲烟苗这一点上进行夸大宣传，说：“这次铲烟会勘，震动全国”，“在中外禁烟史上实为罕见，堪称奇迹”，还有人说“震惊世界”的。那么，唐继尧到底是禁毒大王还是贩毒大王呢？

　　云南一次自然灾害能看到成百上千的人死亡，例如1914年峨山大地震，当时云南的房屋都不抗震，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非常巨大，滇声报向社会发起募捐救济，并没有震动全国，更没有震惊世界，为什么地上看不到烟苗偏偏就会震动啊，震惊啊？

　　三、鸦片丑闻成了国际笑话

　　护国运动刚结束时，唐派员大宗贩运鸦片烟，在上海还闹出了丑闻。马伯周在《叶荃生平述闻》中记载道：“袁世凯死后，唐继尧垂涎副总统地位，就中央召开会议的机会，派出多数代表到北京参加会议，叶荃被派为军事代表，陈钧（鹤亭）为政治代表，唐继虞、王九龄（竹村）……等多人。亦各有代表名义。唐继虞为乃兄筹措庞大费用，暗将云南鸦片烟土，伪装为土产礼物，作为代表团行李运京，高价出售，作贿选资本。抵上海时，为英租界巡捕发觉，新闻界揭露内幕，而案中主角唐继虞尚有意识的滞留香港，未抵上海，袁嘉谷（树五）在事发后，立即遁往北京，出席国会会议；部分代表，方游览西湖归来，于是叶荃、陈钧、王九龄三人被拘押月余，才得释放。叶赴京逗留数月，然后返滇，对唐氏此种卑鄙行为，极为不满。”【注：马伯周：《叶荃生平述闻》，载《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76页。】

　　李丕章的《关于护国之役蔡锷和唐继尧间所出现的分歧》也反映了这个问题：“不幸的是这个代表团在取得法帝给以通过越南海关‘免检’的便利，把大庄烟土运到了上海，而又在上海租界上被发觉了，成为喧嚷一时的大烟土案。南方代表王九龄坐了洋牢，另一代表袁状元（袁嘉穀）脱身快，跑回了云南。但是明的暗的敌人不会放松机会，竭力加以宣扬，而在上海中外报纸上大叫大喊地要把满身带烟土气（因为袁嘉穀三个字都有‘土头’）的‘首犯’归案，连那早已被唾弃甩在时代后面的辫子军张勋，也像煞有介事的出来说话了。南方起义保卫共和的光荣受到莫大的玷污，其中有敌人的奸计，也有我们自己人的愚蠢。我们陪同蔡锷就医到上海恰恰碰上了这样一个不光彩的局面。‘五华山一群叫花子抢吃烧饼’，不幸而言中。后来五华山这群‘智囊团’还曾一度把这犯过大烟案坐过洋牢的王九龄推到北京去当教育部长。这位部长大人，莅任视事，不到三天被学生哄下了台。三天的部长，并不妨碍王九龄在自己家里要人终身称他‘部长’。那末唐坟上的抚军长碑同样将为我‘唐公’九泉有灵起个自我陶醉可也，何有于我护国军，更何有于我首义的云南人民！”【注：李丕章：《关于护国之役蔡锷和唐继尧间所出现的分歧》，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348页。】

　　云南护国的荣誉被唐继尧糟踏殆尽，怎能不激起云南人的义愤？

　　四、鼓励农民种烟

民国时期的罂粟花田

　　迫于政治压力一年内实现禁种罂粟，这本来是好事，可是唐继尧居然把好事变坏事，化神奇为腐朽。在达到了英国鸦片不再进入云南的效果之后，甩开膀子大力发展鸦片贸易。

　　宋光焘在《鸦片流毒云南概述》中还记载唐继尧实行“烟亩罚金”鼓励种烟的情况：“一九二〇年因驻川滇军失败，不能在四川立足，要移军回滇，每年需要六十万元的现金作饷糈，无法筹措，唐继尧谋诸多数幕僚绅耆，都主张由开放烟禁来筹款。唐继尧为要保全他的地位，决定采纳这个‘饮鸩止渴’的办法，但不便由政府直接发动，乃示意省议会作为议会主张，将政府拟好的‘云南禁烟处罚暂行章程’通过，请由政府执行。这样重大的事体，要议会来作傀儡，有些议员就乘机向政府提出要求，要以县知事或厘金官来作为报酬，条件商定，这项开放烟禁的章程，果然顺利通过，各县的议员就纷纷写信给家乡的官绅，准备大量种烟。开放种烟的目的，在于征收捐款，而美其名曰罚金，同时更规定运输鸦片，无论在省内运输或运出省外，都听商人自便，只要缴款取票，就可通行，并且提倡外运，换取金钱回来。至于吸烟售烟，置之不闻不问。于是云南的烟祸，乃一发而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