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住读”湖北省图书馆八年——十八岁及之前小记(2)

湖北省图书馆老照片 供图/刘建林

　　我的母亲张秀宜(1901—1971) 多年做中小学教员，1949年到湖北省图书馆工作，直到1962年退休。我是五兄弟中最年幼的，大概也是随慈母左右时间最长的一个。自小学三、四年级起，我每天从武昌实验小学步行半小时，穿过立有孙中山铜像的阅马场，到绿树掩映的蛇山之麓、抱冰堂下的省图。开始两年，多在儿童阅览室看小人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说岳》、《希腊神话》、《三个火枪手》一类连环画是我的最爱，除熟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外，还因连环画的导引而迷上人物白描，有一段时间，我的课本、练习簿的空白处都画满中外英雄豪杰的造像，连解手纸也未能幸免。这种随手画人物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近30年在国内外参加学术活动，留下一批中外文化人的速写。被画者常问，你是不是接受过美术专业训练？我说没有，是小时候在湖北省图书馆儿童阅览室形成的信笔涂抹习惯。

　　大约从小学六年级开始，主要是在初中和高中阶段，我又成为省图成人阅览室的常客，每天放学归来，包括星期天，大都泡在阅览室里(省图只在周一休馆)。这得感谢20世纪50年代的中学教育尚无沉重的课业负担，即使像初中母校武昌实验中学、高中母校华师一附中这样的重点中学，功课在校内自习时便可做完。我对考分又一向不大经意，母亲也从未因我某次考分高而表扬、考分低而责备，没有为课业施加压力，故我放学后便自由徜徉于省图的书廊之间。那种纵游书海，与应试无涉，没有被功利心所污染，惟一的驱动力是兴趣、好奇，堂皇言之，是求知欲望。中年时读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名论：“人们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回想自己少时读书经历，竟与古希腊哲言相暗合！惭愧的是，中年以后阅读，多是为了课题研究而找材料，各类图籍大多被分割、拼合成了为写某书所要用的资料长编，昔时那种悠游于名著佳篇之中的陶醉感，以及对名著的整体把握，实在是久违了。近年我多次下决心，一定要摆脱中年读书的异化状况，复归少时读书的本真情态。然而，逝去了的过往，还能重拾吗？但总该努力一试吧。

　　在嗜书者那里，“心游万仞”、“思接千载”的文学女神往往最早降临。忆昔少年时，湖北图书馆群籍中，首先令我形诸舞咏、心驰神往的，是中外文学名著。《三国》等讲史小说，《水浒》等英雄小说，《西游》等神魔小说，《红楼》等世情小说自然读得烂熟，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悲壮、秦琼卖马的无奈、岳飞枪挑小梁王的神勇，都使人摇情动魄；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也略有领悟，最初的“历史观念”大约由此获得。

　　以初中二年级为端绪，另一扇知识之窗豁然敞开：俄罗斯、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文学，如磁石般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在那一相对禁锢、封闭的时期，这些名著打开了一个个孔隙，可以窥探广远、深邃而又新奇的外部世界。少时的阅读刻下的印象实在真切，屠格涅夫(1818—1883)描绘的林中狩猎、转型时期父与子两代人之间的精神冲突、农奴木木的悲惨遭际；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铺陈的俄法战争壮阔场景，安德列公爵战死前仰望苍天的冥想，比埃尔苦苦的精神探讨，《复活》中聂赫留道夫的自我拷问；陀斯妥耶夫斯基(1821—1881)抒写的彼得堡白夜飘荡的那些敏感而又病态的魂灵；契诃夫(1860—1904)对孤儿万卡一类底层人物的深切同情，对专制政治和市侩风气的揭露与鞭挞，都与我得之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忧患意识交相呼应。而肖洛霍夫(1905—1984)展开的顿河草原上葛利高里们的血战，阿列克赛· 托尔斯泰(1883—1945)表现的十月革命前后知识分子的“苦难的历程”，则与当时从教科书上获得的革命史观颇有相异之处。巴尔扎克(1799—1850)精工细描的巴黎社会，葛朗台的吝啬、高里奥的晚境凄苦、拉斯蒂涅的名利追逐，皆以艺术典型永记心际；斯汤达（1783—1842）《红与黑》展开的法国王政复辟时期贵族与第三等级的矛盾冲突，狄更斯(1812—1870)刻画的阴暗的伦敦下层，德莱赛(1871—1945)揭示的纽约金融界和艺术界，浮士德博士的渊渊哲思，……不仅提供了美学感受，还多有社会史的认知收获。以后读到恩格斯对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评价：

　　在这幅中心图画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联系早年读巴尔扎克《欧也尼·葛朗台》、《高老头》、《贝姨》、《邦斯舅舅》的印象，对恩格斯的这段论述深以为然。后来我从事文化史研究，颇服膺于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这里的“诗”可泛解为各类文学作品)的路数，这与早年从文学名著获得社会史的认知启示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