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住读”湖北省图书馆八年——十八岁及之前小记(3)

　　青年时历史与哲学著作对我更有吸引力，而早年广览文学名著为史哲研习奠定了基础。中年开始跨入学术研究门槛，自此被一个又一个课题挤兑着，很少有余暇读文学作品，常常引以为憾。但早年从中外名著中获得的对中西文化的体悟，却在不断反刍，颇有助于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尤其有助于中外文化比较的展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后能从事中国文化史及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得益于18岁前后对中外名著的大量阅读和整体、有机的把握。比照当下的大学文科教育，学生主要接触的是几种通史课本，如历史系的中外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中文系的中外文学史，辅之以少量的原著选读。这些教材自然是应当学的，但今日大学生多是一路从严格的应试教育筛选上来的，6年中学被沉重的课业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难得有时间精力阅览整部名著(如果今日的孩子像我少时那样在图书馆看“闲书”，一定会遭到老师和家长的厉禁)，到了大学，他们学的又是多门二手性课本，较少接触文史哲元典。美国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同在，与亚里士多德同在”，我们的大学也可以立信条为“与先秦诸子同在，与李白、曹雪芹同时”。然而，如果不读先哲元典，对元典有较深切的体悟，怎能得其真精神，怎能与先哲“同在”呢？

　　少时在湖北图书馆喜欢阅览的另一类书籍是游记和地理书，它们使我足未出户，而遍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尾随司马迁(约前145—?)“西至崆峒，北过琢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追迹徐霞客(1586—1641)“朝碧海而暮苍梧”。除神交古人，泛游九州外，更远涉重洋，遨翔于佛罗伦萨、斯德哥尔摩，深入亚马逊热带雨林，穿越撒哈拉大沙漠。十几岁时，我特别着迷于地图，常将湖北图书馆的各种中外地图册借来，铺在阅览室大桌上反复参看。记得某馆员笑问我是不是有周游世界的计划？这真道出了我的心思，那时我的最大愿望确乎是周游世界。为周游世界作练习，我1958年暑假应湖北省博物馆之约，到鄂东山区搜集革命文物。一个16岁的孩子，怀揣省博给的二三十元钱，乘车先至麻城、蕲春、英山等县城，从县文化馆获得文物线索，只身步行大别山纵深处（好几次走到深夜），造访许多老红军（皆为当年脱队留下当农民者），收取文物十余件（红四方面军留下的刀枪、旗帜、货币等），大半个月间对土地革命的真实情况略有一点超出教科书的认识（如获知麻城乘马岗的白骨墩埋葬的数千红军官兵和地方干部，并非牺牲于与国民党军的战斗中，而是在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时遇难，老红军带我到现场观看，并历数当年情景）。那次经历使我初领不仅要“破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的道理。

　　由于熟读各类地理书和地图册，加之睡觉前时常想象自己到世界某地，并为某国某地设计发展蓝图，久而久之，便能如数家珍地说出中国各省乃至世界各国的简史、面积、人口、都市、山脉、河川、矿藏资源、风俗习惯，乃至国民经济总产值，钢铁及粮食产量等指标约数，并养成持续关注的习惯。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改革开放的拓展，我也得以历访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法国、瑞士、新加坡、俄罗斯、瑞典、匈牙利、奥地利、斯洛伐克等国，部分实现早年“周游世界”的梦想。在国外会议或讲学之余，与同行中国朋友及陪同游览名胜的外国友人谈及该国该地自然状貌、社会风情、历史演进、艺文哲思诸细节，有些内容外国友人亦觉新鲜，于是大表惊讶，或夸我为“某国通”，或问我是不是访问前夕对该国、该地的史地概况作过专门准备，我说，非然也，那些“准备”是小时候完成的。其潜台词为：那一切是18岁前后在湖北图书馆准备的。

　　地理常识当然不是高深学问，但烂熟于胸可以产生实在的空间感。历史总是在特定空间运行，史学工作者不仅要有清晰的时间意识，还应当形成真实的空间意识，只有如此，才能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产生方位感、质地感和度量感，历史人物和事件才能立体地得以再现，我们也才有可能对其作同情的理解，达到“知人论世”的境界。我每每建议学文史的青年朋友，多读点地理书和高水准的游记，熟悉地图，以合古之治史者“左图右史”的教言。而这种心得，是18岁在湖北省图书馆获得的。

　　20世纪50、60年代的省图可谓藏龙卧虎之地，少时我在馆里见过的老馆长方壮猷(1902—1970)、杨开道(1899—1981)等都是硕学鸿儒。方先生50年代初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是卓有贡献的历史学家，与我父亲冯永轩(1897—1979)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期同学，受业于梁启超、王国维等国学大师。方先生一次巡视阅览室，发现成人读者中有一个小孩(按规定，小孩不能入成人阅览室)，便上前亲切询问，馆员介绍，“这是张老师的儿子”，方先生马上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说：“那不是永轩兄的公子嘛，好，好，他这么好学，将来一定可以继承乃父事业。”方先生这番不经意的话，我记了一辈子。

　　杨开道馆长是我国农业社会学开创者，好像是留美的，是费孝通的老师，曾任华中农学院院长，来省图做馆长约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已念高中，常在晚饭后与正在图书馆院子里散步的杨先生相逢，一次聊起天来，老少间谈及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我不知天高地厚，列举各国经济及社会数据，比较其自然条件和工农业特色，杨先生大感惊讶，高兴道：“你是个经济学、社会学的好材料，以后跟我学吧。”在场的一位馆员说：“他熟读文史，大概会学文史。” 杨先生说：“多了解经济、社会实态，于攻文史也有好处。”由于父亲当时戴着右派帽子，而1958年以后高考“政治条件”压倒一切，我早已不存考取理想专业及大学的念想，故只能对杨馆长等人的期望付之一笑。当时还隐约获悉，杨先生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但他仍显得潇洒自如、气宇轩昂，我心中暗暗佩服。

　　副馆长张遵俭先生(1915—1990)寡言、低调，我少年时与他好像没有对过话。20世纪80年代初写作《张之洞评传》，获知张馆长是张之洞侄孙，曾两次造访，一谈之下，发现此人内秀、博学，不愧文襄公后人。

　　新时期担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的孙式礼，是“38式”南下干部，20世纪50年代人称“孙秘书”，负责馆里的党政事务，他为人谦和、广闻多识，从他那里时能听得种种掌故和名人逸事，足见其阅览之博。副馆长徐孝宓，是藏书大家徐行可(1890—1959)的哲嗣，我少时从父亲处听过关于徐老先生苦心孤诣搜罗秘籍的趣事，又从母亲处得知，徐孝宓没有进过学校，得徐老先生家学，成为渊博的图书馆学家，其对版本、目录学之精熟，省内难得。我住图书馆时，徐孝宓夫妇都还年轻，待我十分亲切。以上提及的前辈多已乘鹤仙逝，但他们的音容笑貌永存吾心。

　　“文革”期间，退休在家的父母屡受街道居委会的迫害之累，母亲还弄瞎一只眼睛。父亲一生省吃俭用、采自各地的相当丰富的藏书，被抄走又退回，后听说将有一次更彻底的查抄，我与父母商量，决定抢在查抄者到来之前，将藏书捐给省图，以免珍贵文籍损失。图书馆派人用几辆板车将书拖走，父亲尾随板车队踉踉跄跄地追随了好长一段路，回家后发呆几天。20世纪80年代初，我听说省图书馆特藏部中还散置着不少盖有“冯永轩珍藏”“黄安冯氏藏”等藏书章的书籍，我几次想提出进特藏室看看这些自小常常翻阅的旧籍，也曾想建议设一冯永轩赠书专架，但念及历时已久，原有的近万册书籍大多风流云散，于是也就把这种请求咽了回去。

　　中年后从事文史研究，除自己日渐壮大的藏书外，主要利用所在大学及院系的藏书，但偶尔也到省图书馆查阅，而每到馆里，老馆员张德英先生等都热情接待，颇有如归故里的感觉。二十年前撰写《张之洞评传》，近十年撰写《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术语生成》，曾到省馆查书，杨海清馆长等大力帮助。熟识的学界前辈，如姚雪垠、张舜徽先生等，也曾对我提及过他们从事撰著(如姚写《李自成》、张写《清人文集别录》)得益于省馆藏书的故事。湖北学人的著述活动多得省图之助，此言并不夸张。

　　省馆百年馆庆，我专程到少时生活过8年的故地转了一圈，看到省馆新起的楼宇和绝大多数工作人员生疏的面孔，颇有时光“如白驹过隙，忽然也”的慨叹。然而，八年“住读”往事历历在目，这里永远是亲切的、生机勃勃的，因为它是哺育自己的精神家园。

　　2004年秋季草撰

　　文 / 辛亥革命网高级顾问、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 冯天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