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商会与辛亥革命在宜昌的“有序失败”(2)

　　辅助袁世凯政权权威在宜昌地方有序链接

　　当宜昌商会带领商人整齐地迈出脱离革命阵营的脚步，结束与革命党合作关系的时候，袁世凯政权的统治链条也在宜昌商会等社会力量的辅助下，逐步在宜昌有序铺设，其统治权威也随之平稳有序地植入宜昌社会土壤。

　　1912年12月5日，已经附属于袁世凯统治集团的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向各州县通电布告：“南北军已联合，赞成共和。凡能维持秩序，即一体优待，毋庸避匿”。在来自包括宜昌商会在内的地方社会力量，与来自包括旧官僚在内的袁世凯统治集团力量的双重挤压下，宜昌革命党力量被从民初宜昌地方政权结构中有序地排除出局。时人在记述此时荆宜地方革命党遭受排挤、打击的情形时，不无凄凉地写道：“殆及清帝退位，武汉解兵，荆、宜情形，又非昔比。至逃官沈岳等相继用事，发难人遂尽作弓藏矣”。袁世凯政权统治链条开始顺利、有序地在宜昌地方铺设。

　　袁世凯强权统治无疑很大程度地满足了宜昌商人对秩序稳定的企盼；1913年前后，袁世凯政权颁布的一些振兴工商业的政策，更进一步给商人们带来了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的希望。宜昌商会在脱离革命阵营的同时，加紧迈出了靠拢、支持、维护袁世凯政权权威的步伐。在袁世凯政权行政权威于宜昌地方树立的过程中，宜昌商会通过其“通官商之邮”的角色活动，一面辅助袁世凯政权有关财政、商务政策措施在宜昌地方顺利贯彻，一面又尽可能缓解袁世凯强权政治带给宜昌商人的过度压力，促使袁世凯政权行政推行更加平稳有序。1913年，为创造有利于宜昌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的政策环境，宜昌商会与北京政府进行的一系列沟通，就取得了类似的社会政治效果。

　　其一，宜昌商会向北京政府疏通，缓解宜昌商人面对的政府追讨欠款的巨大压力。宜昌钱庄税铺在辛亥革命战火中遭受了巨大损失，但它们此前未曾向清政府官钱局交割的巨额款项，此时则须向民国政府一一偿还。宜昌商人在金融奇窘的情况下无力清还。袁世凯主政后，北京政府财政司催款急切，多次向宜昌川盐局和宜昌县知事发来“严追此项欠款”的电文，其中还有将欠款税铺铺主“送审判庭押追等语”，并派来员司在宜昌“守提”欠款。已经还款“十余万金”，以致“精疲力竭”的宜昌各欠款税铺不得不在“万分惶愧”中通过宜昌商会代为恳请北京政府财政司，允许缓期偿还“下欠未缴各款”。宜昌商会一面采取多种措施，帮助各欠款税铺筹集款项，督导各税铺向政府清还欠款；一面多次向北京政府陈述商艰，请予展限还款日期。北京政府后允准延展了还款期限。

　　其二，宜昌商会进一步与北京政府沟通，争取若干有利于宜昌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的政策。如宜昌商会代表宜昌商人向国务院提出了解救宜昌金融枯竭的议案，北京政府财政司不久即向湖北省政府“拨款四百万为开办官钱局经费之用”。对此企盼若渴的宜昌商会，在得到这一消息后，迅速致函汉口、武昌两商会，并派出代表前往会议。宜昌商会还代宜昌川路公司各包工，向北京政府交通部转禀了要求政府清算和赎回川路债票的呈文，不久得到了交通部“允俟拨款照赎”的答复。结果“此项债票前有折价甘愿卖者，刻价大涨，已无人肯售……”宜昌金融随之出现活络迹象，宜昌商人禁不住展望：“如明年宜夔、汉宜两路开工，生意必然畅旺”，宜昌“将来轮轨交通，其商务之兴起讵有涯耶？”

　　通过宜昌商会的中介缓冲，袁世凯强权政治权威在通向宜昌地方的行政过程中，既得到了有序维护，又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柔化”。而宜昌商人在体会到某些工商业发展实惠的同时，也更加紧密、有序地靠拢到了袁世凯集团的左右。宜昌商会与袁世凯北京政权结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与袁世凯宜昌地方政权更结成了十分亲近的合作关系。

　　1913年3月，宜昌商会召开改组大会，宜昌地方“行政、司法、军警各级长官及绅、学各界诸先生联袂惠临，不吝金玉”；新上任的鄂西最高行政长官鄂西观察使施南人饶凤璜也“躬奉其盛”，发表演说。宜昌商会新当选总理李稷勋在就职演说中，满怀信心，展望未来，提出了诸如积极筹办、振兴宜昌地方商务，并联合上海、武汉、沙市各商会，推进整个长江沿江商务发展的“施政”宏愿；同时表明宜昌商会作为地方自治法团，“对于地方官厅仍立于辅助之地位”。饶凤璜则在演说中对宜昌商会推进地方商务、辅助地方治安之成效极尽赞扬，并表示愿与宜昌商会诸君子“群策群力，亟图进行，以为全国商务之中坚而与世界列强争雄长”。[21]宜昌商会改组大会，呈现了一派政商和谐的景象。

　　曾经是革命党重要臂膀的宜昌商会，在袁世凯当政后，潜心致力于推动地方工商实业发展，并与袁世凯当局结成了利益攸关、甚为亲近的合作关系，心悦诚服地成为袁世凯政权统治宜昌地方社会的重要臂膀之一。而袁世凯政权权威得力于民间商人社团宜昌商会的合作与支持，也平稳、有序地植入到了宜昌地方社会土壤中。革命党在宜昌地方的政治根基随着宜昌商会政治态度的转向从一个方面被有序清除。

　　赞助宜昌袁世凯军政当局有序防范“二次革命”

　　经历了民初革命起义、政权更迭之动荡局面的宜昌商人，在袁世凯强权统治下终于初步走上工商实业恢复和发展的轨道，他们对于这种局面倍感珍惜。此时对于宜昌商会和商人来说，维护袁世凯政权无异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商业发展，反对袁世凯政权无异于制造混乱和阻碍商业发展。当革命党为即时实现共和理想再次掀起“二次革命”，及至“二次革命”向长江中上游沿岸地区蔓延时，刚刚走上恢复和发展轨道的宜昌商务果然受到很大干扰。如在宜昌改包过境的货物，1913年较1912年“竟减少七万余件，皆因六七月间九江及重庆上下乱事阻扰之故。”深恐政局再次陷入动荡无序境地的宜昌商会和商人，在革命党掀起的“二次革命”中，当然地站到了革命党阵营的对立面，反对革命，并采取措施，赞助宜昌袁世凯军政当局有序防范“二次革命”，维护、强化袁世凯统治权威。

　　首先，宜昌商会从舆论上壮大袁世凯集团有序镇压“二次革命”，平定各地叛乱的声势。“二次革命”蔓延到四川后，“平叛”军相互争斗、劫掠地方，川江地区无序局面进一步加剧，宜昌商会总理李稷勋领衔偕同宜昌商会会董及旅宜川省绅商代表，呈文“袁世凯大总统、黎元洪副总统、国务院”，一面挞伐“叛军”、“逆党”之肇衅，使“东南沸沸”；一面指斥川黔等平叛军“横启战端”，致使“阛阓萧条，百货停阻，沿江商务均受连带恐慌……”；一面急切呈请政府“分饬援川各军申明纪律，严惩抢掠，务释主客之嫌”，“刷新精神”，迅速清除“匪乱”。

　　其次，宜昌商会尽力从财政上增强宜昌地方驻军有序防范“二次革命”的实力。早在1913年6月25日，宜昌地方就发生了公民讨贼团反袁起义之举，但由于孤立无援，在宜昌驻军用兵镇压下，当晚即遭到失败。为了谨防“二次革命”进一步向宜昌蔓延，宜昌商会积极筹集款项，“鼎力维持”驻守宜昌的喻洪启旅军饷。

　　其三，宜昌商会还以地方社会代表的身份，从精神上嘉奖宜昌地方军政机关员弁，强化其保全地方秩序之意识。“二次革命”期间，宜昌商会先后向宜昌驻军官兵赠送镀金五彩徽章、五彩徽章、本色徽章等各种名誉银牌538枚，并称“贵军保卫地方，凡属商界靡不同声称颂”。此外，还向宜昌稽查司署各员弁颁发各色徽章125枚。宜昌商会通过这种激励方式，极力避免宜昌地方出现军政机关员弁趁乱骚扰地方之事，增强驻军军官及政府官员约束部属行为、维护地方秩序安定的责任感。

　　宜昌商会的上述一系列赞助政府当局有序防范革命的活动，有序阻塞、封闭、切断了革命党反袁力量向宜昌渗透的一个渠道，促使宜昌地方在“二次革命”期间维持了相对有序、稳定的“反革命”局面，维护和强化了袁世凯统治权威。当袁世凯政权终于平敉“渝乱”后，宜昌商人“不胜欢慰”，宜昌商会大为感慨地声称：“地方人民从此当获安谧”，“商务流通，地方元气可收桑榆之效用”。宜昌商会对袁世凯政权终于荡平“二次革命”并慑服地方军阀的欣慰之情溢于言表。宜昌商人眼前再度展现出了社会秩序恢复安谧、工商实业徐图兴盛的前景。满怀欣慰的宜昌商会还即刻将“渝乱平敉”消息进一步函电通告巴东、秭归、汉口、武昌、沙市、当阳、宜都、河溶各商会，且在电报末尾专门写道：“尚祈玉神广为传布，俾静人心而兴商业”。宜昌商会在通过商会组织网络快速传播有利于工商业迅速恢复正常化的消息的同时，也主动充当了维护袁世凯政权强有力的统治权威形象的义务宣传员。

　　随着宜昌商会成为塑造宜昌地方拥护袁世凯统治权威的政治新局面的一分子，宜昌地方曾经出现的革命党“手挽于先，而商界力推于后”的革命局面随之成了昨日黄花。就这样，在包括宜昌商会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赞助下，袁世凯集团以一种相对平稳有序的方式驱除了宜昌地方革命力量，袁世凯政权权威在宜昌地方得到有序维护和强化，宜昌地方辛亥革命也以一种相对平稳、有序的方式走入谷底。

　　（摘自《兰州学刊》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