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记忆中的孙中山(1925—1949)

辛亥革命网 2018-03-23 13:46 来源:《近代史研究》 作者:徐涛 查看:

相较于其他城市,上海的孙中山纪念遗存较少,其间隐藏着深层的历史成因。本文试图从城市史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孙中山,探析上海是如何记忆孙中山的,揭示城市个性与孙中山崇拜运动多重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的伟人,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将孙中山作为一种象征符号,从社会记忆视角加以阐释的论述,是20世纪90年代新文化史传入中国后逐渐兴起的。美国华裔学者继之,潘光哲、陈蕴茜、李恭忠、罗福惠、石川祯浩、田海林、罗国辉等学者加入孙中山记忆史学的研究领域。这些论著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集中涌现,对孙中山“身后纪念”“形象变迁”“国父构建”等以往语焉不详,甚至不曾涉及的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改变了以往孙中山研究重“生前”轻“死后”的研究取向。

  或许是因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主要集中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学界对于上海与孙中山关系的研究一直乏人问津,较为全面论述过“孙中山与上海”议题的仅有王耿雄、熊月之等少数几位学者。对于孙中山逝世之后孙中山崇拜运动与上海的关系问题,迄今尚无深入研究。虽然,在孙中山逝世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但是,事实上各地的孙中山崇拜运动呈现出很大差异。就上海而言,孙中山生前于上海建设多为理论贡献;反而在其逝世之后,作为一种执政合法性的象征符号,在各派政治遗产争夺者的“共同”努力下,孙中山之于上海的发展起到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上海城市原有的空间格局。“大上海”建设一般被视为蒋介石推行孙中山崇拜运动的重要例证。然而,在笔者看来,上海华界的市政成就多假中山之名、行建设之实,与孙中山崇拜运动关系并不深。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孙中山符号历经毁灭与重塑,遭遇反复争夺。相较于其他城市,上海的孙中山纪念遗存较少,其间隐藏着深层的历史成因。本文试图从城市史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孙中山,探析上海是如何记忆孙中山的,揭示城市个性与孙中山崇拜运动多重互动的复杂面相。

  一、 孙中山的逝世追悼、周年纪念与党统之争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中国国民党与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行辕逝世,终年59岁。孙中山逝世所在地的城市——北京旋即于3月至4月间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北京公祭仪式是一个系列仪式,包括下半旗、吊唁、移灵、公祭、奉安等,持续进行了10余日。该仪式不仅在北京影响巨大,而且因传媒的介入,传播至全国各地。”公祭结束后,孙中山灵柩被移至西山碧云寺,又有暂厝仪式。不仅如此,孙中山逝世时所居住的行辕被当作孙中山故居,被迅速地神圣化。而南京进行的追悼活动又远胜于北京。1929年,南京举行了可谓是近代中国规模最为宏大的奉安大典,并修筑了气势恢宏、庄严肃穆的中山陵。广州作为国民革命的发源地,成为孙中山纪念物最多的城市之一;孙中山出生地的广东省中山县翠亨村被视作革命起源的圣地,被进行了精心的神圣化布置,供国人敬谒和缅怀。

  上海对于孙中山逝世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反应。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的噩耗传至上海之后,“张静江、李徵五、叶惠钧、林焕庭、庞青城、张昭汉、周佩箴、叶楚伧、邵力子等于下午2时在张静江宅会议,即日起至孙宅行礼,即日成立治丧事务所,每日在环龙路44号办事,并议决今日莫利爱路29号孙宅设立灵位,暂供各界之吊奠”。

  上海的孙宅,“布置祭堂,中悬总理遗像,旁置花圈、花篮甚多”,成为孙中山逝世初期上海追悼活动的中心场所。其中3月13—20日由社会各界自由吊奠,23日为国民党党员公祭,24、25日正式开吊。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各区党部联席会议决:“各级党部下半旗1月,各党员服臂纱及停止宴会1月表示哀悼”,“各区党部、各区分部及上海全市党员应各定期举行追悼会”。其中上海女党员追悼大会于3月20日举行;全埠党员追悼大会于4月13日下午1时举行,与会党员达到6000余人。

  除国民党开展的追悼活动外,学界之全国学生联合会“自得中山先生逝世电后即素食3日,以示哀悼”,并通告“各省学生联合会各在所在地联合各界发起孙公追悼大会,并转知各校同学各在所在校定期举行孙公追悼大会”。上海单独召开追悼大会的有:3月12日,上海中学、民国公学;13日,华英中学;16日,圣约翰大学;18日,大夏大学、青年会中学、尚公学校;19日,法政大学、同德医学;20日,旅沪安徽公学、东吴法科、惠灵学校;21日,中国公学;22日,三育大学;23日,华东公学、南大附中、自治学院;24日,商科大学;25日,民国公学;26日,承天中学、浦东中学;28日,上海大学;29日,上海大学平民学校、复旦大学、南方大学、暨南大学;4月17日,江苏省教育会。而公团与市民召开的追悼会有:3月14日,驻沪苏联领事馆;22日,各路商界联合会、崇海工商会;30日,南洋职工会;4月5日,商务印书馆同人追悼会;12日,全市市民追悼大会;17日,旅沪香山同乡和闸北各团体。

  然而,上海作为孙中山生命中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孙中山逝世后的反应却无法与北京、南京、广州等城市相提并论。上海的各类追悼大会上虽然亦有开辟中山公园、修筑总理遗像、新开中山路,甚至开办中山大学的言论,但这些倡议终究无一落地,并未成为现实。

  1925年11月23日,在孙中山生前还不敢公开表达反对国共合作意见的国民党右派元老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另行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鲍罗廷顾问解雇案》《开除汪兆铭党籍案》《取消政治委员会案》《移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上海案》等决议案,史称“西山会议派”。广州国民党中央闻讯后,立即宣布西山会议派“非法”。作为回应,12月14日,“西山会议派”接管了位于环龙路44号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力量均被挤出”,并另立“中央党部”。 “西山会议派”虽然掌握了上海党务中枢之环龙路44号,但在基层党组织中的力量十分薄弱。获悉上海另立“中央”,上海多个区党部立刻登报启事:“中国国民党上海党员拥护广州中央党部大会。” 1926年1月,广州国民党二大决议取消上海执行部,并在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永裕里正式成立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决议“本市拥护西山会议之各党部令其声明,否则按照纪律,分别处罚”,要求“开除西山会议之领袖林森、邹鲁、谢持,并分别惩戒其他参与之党员”。 “西山会议派”不甘示弱,2月21日亦成立上海特别市党部。此时,中国不仅存在两个国民党中央党部,上海亦存在两个特别市党部。

  此后,国民党内部左、右派系的矛盾不断升级。1926年3月12日的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活动,因其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成为两派争斗的“最佳战场”。2月28日,“西山会议派”率先以“党中央”名义发布通告称,3月12日“除表示沉痛哀悼外,更宜积极作大规模之宣传运动”。两派皆坚持不易其名,均成立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筹备处,并选定了同一场所——西门公共体育场举办追悼活动,其他筹备活动之详情亦皆登报周知。《申报》等上海媒体大多采取中立态度,对双方的消息均予以刊登。倘若阅报者未读到筹备处地址有别,或对筹办人员政治立场不甚了解,则十分容易混淆此次周年纪念活动。是时,上海华界地区仍属直系军阀孙传芳治下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管辖。两派为使各自的周年纪念活动能够成功进行,对孙皆有拉拢之举,皆望其下属之淞沪警察厅、淞沪戒严司令部等能“派警保护”,但孙态度暧昧,一直未有明令。直至3月12日午前,孙最终倒向“西山会议派”,派“大批军警”到西门公共体育场内,阻止左派人士“入场集会”。国民党左派之“孙中山先生周年纪念上海全体市民追悼大会”不得不改定于蓬莱路全国学生总会门前广场举行。

  一年之后,在1927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两周年的纪念活动中,上海的国民党左、右派系之间爆发暴力冲突事件。当日上午9时起,社会各界纷纷前往上海孙中山故宅致祭,入门首先是签名,其次是向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然后入园内会场。至11时,前往孙中山故宅致奠者已达数百人,杨杏佛作为此次纪念活动的主席正式宣告开会。社会各界人士先是向孙中山遗像再行三鞠躬礼,并默哀3分钟。其后与会代表,如广州中央党部特派代表陈希豪、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高尔柏、江苏省党部代表侯绍裘、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王守谦,以及杨杏佛分别发表演说,直至12点钟散会。然而,散会后不久,看似平和的集会却迅速演变成为暴力冲突。事实上,前往上海孙中山故宅致奠的会众多为国民党左派人士,当他们从孙宅旁门陆续退出,行至距之不远的环龙路44号门前(此时在该处的国民党右派另有纪念活动)时,开始高呼打倒反动派的口号,一呼百应,声震遐迩。就在此时,示威队伍中有数人开始尝试冲入44号,而44号“铁门已闭,内已有准备,且预雇有高大汉子20余人从事抵御”。左派群众向44号院内的数次冲击,皆被门内人以乱棍阻挡。双方拳打脚踢,局势一时大乱。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迅速派出16名巡捕前往维持秩序,见如此情形,以鸣空枪示警,驱散左派群众。侯绍裘在此次冲突中受伤,被同志转送医院医治,“并有受伤数人,被拘入捕房,一场武剧,至此告终”。

  对任何革命政党而言,第一代领袖逝世后的权力继替皆是一道难关,国民党也不例外。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部在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之间就党魁继承人问题,展开了异常激烈的权力斗争。而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前,国民党的党统之争“同时亦夹杂着国共之争和路线之争”。国民党内部这种左、右派系(时或称为“新旧派系”)之间的争斗,不仅在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有反映,在更具象征意义的“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活动”主导权争夺上,亦有充分反映。可以说,党统之争是1926年、1927年上海孙中山逝世周年、二周年纪念活动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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