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记忆中的孙中山(1925—1949)(2)

辛亥革命网 2018-03-23 13:46 来源:《近代史研究》 作者:徐涛 查看:

相较于其他城市,上海的孙中山纪念遗存较少,其间隐藏着深层的历史成因。本文试图从城市史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孙中山,探析上海是如何记忆孙中山的,揭示城市个性与孙中山崇拜运动多重

  二、 “大上海”建设中的孙氏印迹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对共产党人进行血腥镇压。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之后东北易帜、西南归顺,实现了名义上的国家统一,并取得了实质性的统治权。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上海华界地区在内,以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省市,成为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权力控制最为牢固的区域。

  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的陈果夫等5人向中央政治会议第102次会议提出《整理上海办法》21条。1927年6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据以训令上海“即行遵照办理”。该办法第4条规定:“在中央未许党部监督市政府以前,市党部不得干涉市政府下任何机关之政务”,上海地方党政分治的体制原则得以确立。7月7日,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直接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之后十余年上海华界地区的实权机关。上海特别市的统辖范围,除包括段祺瑞执政时期的淞沪商埠督办公署辖境外,又增加了宝山县属大场、杨行两乡,松江、青浦两县所属七宝乡一部分,松江县莘庄乡一部分和南汇县周浦乡一部分,共计跨境5个县,拥有30个市乡,占地面积达494.69平方千米。这是近代上海辖区的一次大变动,从地理意义而言率先堪称“大上海”。

  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之日,大典礼堂“门前叉悬国旗、党旗,二进高悬白布一修,上书‘博爱精神’,礼堂正中悬孙总理遗像,上书‘天下为公’四字”;行礼时,第3项为“市长暨全体来宾向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第4项为“市长读遗嘱”;蒋介石亲临典礼并训词:“望非普通的上海,将来经黄市长办理后,不仅成为中国各地之模范,并当依照总理《建国方略》之计划,一一实行之”。首任市长黄郛在随后的就职演说中列4点声明,其中第1点即为“市政设施,纯系建设事业。总理毕生研究,多属建设。当民国七八年(1918、1919)之交,总理在沪,闭户草建设方案时,曾对郛言:‘革命事业,其目的原在建设,破坏特其手段耳。盖不图建设,革命为无意义。’伟哉言乎!”。上海特别市政府发布的市政标语中,第1条即是“实行总理《建国方略》,建设大上海”。

  黄郛在任期间虽然有建设“大上海”的意图,但尚未清晰、系统、公开地提出,即告离任;继任的张定璠试图重振该计划,但终因无法筹集到资金,并未有实质性进展;真正对该计划开始有所推进的是上海特别市政府第三任市长张群,而取得成就最多的为第四任市长吴铁城;抗日战争结束后,上海时任市长吴国桢再次编制《大上海都市计划总图草案》,但战争影响了计划的顺利实施。“大上海计划”学界已有相当充分的研究,不再赘述,下文仅就1927—1937年间假借孙中山之名的建设活动作一粗略梳理。

  (一)城市规划的三民主义化

  “大上海计划”的三民主义化在城市道路系统的规划、建设中最为显著,而所有城市道路中又以中山路的修筑最为重要。

  为应对越界筑路,上海华界地区早有修筑一条自闸北至南市环外国两租界大马路的讨论与筹措,但一直未能如愿。黄郛任市长后,“筑一条环绕租界的道路”成为其市政建设的具体设想之一。1927年11月4日,上海特别市政府第29次市政会议决议全力开辟这条道路,并将其命名为“中山路”,以示对孙中山的纪念。1928年2月,市工务局确定了道路的走向,并会同市土地局开始筹办征地、迁坟和开工事宜。3月26日,中山路举行开工典礼;4月18日,正式破土动工;1929年7月底,路基全部筑成;1930年7月12日,桥梁工程全部告竣,全线通车。在中山路开工典礼上,时任市长张定璠指出修筑中山路有6个重要意义:“第一,总理是我们革命的导师,是党国唯一的领袖。我们建筑中山路是纪念精神不死的总理;第二,总理生前有大上海的计划,现在上海军事时期早已过去,应该努力从事建设事业。我们建筑中山路是实现大上海计划建设中最重要的工作;第三,总理生前曾主张兵工政策,既可裁兵以减少破坏,又可筑路以从事建设,事半功倍,法良意美。我们建筑中山路是决定秉承总理政策,利用兵工;第四,上海南北两市因租界横梗其间,居民商旅往来常有许多不便,尤其是军事上受种种限制,中山路筑成南北交通,不须假道租界,开上海市交通的新纪元;第五,沪西越界筑路至今尚成悬案,我们有路不筑,却被外人侵占,不平等条约尚未取消,更受条约外的不平等,何等痛心!中山路自闸北交通路至龙华寺环租界半周筑成,至少可以减少外人越界筑路的觊觎;第六,中山路路线自北至南计长13公里,约合计22华里,现在上海各马路没有这样的长路线,中山路筑成为上海市空前未有伟大的马路。” 1930年5月起,市政府开始修筑南接中山路,蜿蜒向东北,经过沙泾港,北接水电路的中山北路,长约6000米,但修筑工程进展缓慢。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准备将上海中山路辟通连接为环绕中心城区的环路,原先规划的中山北路已经无法纳入中山环路系统,因此取孙中山的字,更名为逸仙路。

  此外,上海特别市在其他几条主要干道的命名上,除翔殷路是沿用旧名外,黄兴路、其美路是纪念黄兴和陈其美,世界路、大同路、三民路、五权路则是纪念孙中山的世界大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而次要道路则是以世界路、大同路、三民路、五权路为不同区域分界线,以“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为首字组词,分别命名道路,如中原路、华原路、民庆路、国康路、上达路、海通路、市京路、政通路、府前路等。

  上海特别市政府在城市规划中导入孙中山符号,从而赋予了这些“基于更实用主义考虑的项目以合法性”;而且,这种在市政空间中普遍推行的三民主义化,形成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场域,使大众于日常生活中即可接受孙中山符号和三民主义教化。

  (二)总理纪念碑与总理铜像

  通过建立孙中山纪念碑和铜像表达崇拜之情,在民国时期相当普及。但与国内其他重要城市相较,上海的孙中山纪念物却并不多见。在上海最先修筑的可归类为孙中山纪念物的应是位于江湾地区的“总理纪念碑”。此碑是为纪念奉安大典而建的奉安纪念碑。1929年,按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凡是孙中山灵榇经过之地都要修筑纪念碑,以期将短暂的奉安仪式保存在永恒的空间之中。虽然上海并非孙中山灵榇所经区域,但亦有修筑奉安纪念碑的提议。上海江湾民众自发组织“总理奉安筹备委员会”,并于1929年5月11日的第2次会议上议决完成了总理纪念碑的设计案。是年双十节当日,该碑举行了落成大典并揭幕。其碑身高3丈余,周围约占1/3亩的地基,正面镌有易培基题“景行百代”、谭延闿题“独有千秋”、蔡元培题“俟圣不惑”各文,另一面则为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七区党部常务沈祖所撰题之特别碑志。为纪念此碑的建立,上海特别市政府还将体育会路改名为纪念路。

  “大上海计划”有建造中山纪念堂为公众聚会场所的内容。但因经费支绌,建造纪念堂事宜始终未能提到议事日程,结果仅铸造了一尊总理铜像。

  上海的总理铜像原定建于上海北站,后经讨论,改建于市中心区,后又改建于上海市府大楼前。总理遗像是具有国家象征地位的影像,自然要通过空间定位展示其神圣性。1930年,上海另组“各界建筑总理铜像委员会”,取代之前的“上海北站建筑总理铜像委员会”。1933年2月6日,该委员会第8次会议决定在市政府大楼背后,将来的中山纪念堂前广场,设总理铜像;并定于3月12日举行奠基典礼,11月12日举行开幕典礼。王晓籁委员还提议:“市中心区周围环境与北站悬殊,将来铜像必须增高。”委员会登报向社会公开征求铜像图样,经过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审定,最终确定了雕塑家江小鹣的创作方案,具体为“总理在天津摄影之华服遗像”。为使达到适宜高度,总理铜像另有座基工程,由建筑师董大酉设计,上海褚抡记营造厂打造。11月12日上午10时,上海举行了“庆祝诞辰及铜像揭幕典礼纪念大会,并举行全市童军第5届大检阅大露营,参加观礼者6万余人,典礼隆重,全市悬旗庆祝,颇极一时之盛”。最终落成的铜像“系墨绿古铜式像,□□装服色,长衫马褂,右手持呢帽,左手持手杖,高约8尺,面南巍立,凛凛如生,下为石基,四周雕图案花纹,全部重约1吨,并石镌‘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上海市各界公建’字样”。

  (三)中山医院

  国立上海医学院是1927年由颜福庆创立的中国人自管、自教、自立的一所医学院,前身名为“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学校“初成立时,毫无基础,教员人数仅有4人,学生人数22人,费用仅4万元,无自建校舍,以吴淞政治大学为院舍,而政大房屋又于二十一年(1932)‘一·二八’之役被毁,5年以来局促于海格路(今华山路)临时院舍”。校舍如此,更遑论教学、实习医院之配置。

  中山医院之议创最早可追溯至1930年,颜福庆以“继总理救民之遗志”为名,发起组织“中山医院筹备会”,以孔祥熙为主任,聘请国内各界领袖共同任事,广募经费。筹备会得到美国罗氏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支持,以基金会上海劳神父路(今合肥路)基地约130余亩为赠,中山医院始有可能。但该次捐赠附有条件:“即该项捐赠之地,如果变卖,其所收入仅可充购置院基及医院基金之用,不能移充建筑或其他用途”,而建造医院的费用只能通过国人自己筹集。借力于孔祥熙(时任上海医事事业董事会董事长)的推动,“中山医院建筑及设备费80万元,皆由各方慨捐,已收捐款现金约60万元,团体及个人捐户共956户。不敷之数,尚有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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