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记忆中的孙中山（1925—1949）(4)

　　（三）上海孙氏印迹的战后重塑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南京国民政府于次日下令举国庆祝，上海光复。

　　上海光复后最先改变的仍是道路名称。1945年11月28日，上海特别市政府工务局通过媒体告知公众城市主要道路更名事项，并决定于12月1日起立刻实行，主要道路更名的原则是：（1）以中国本部各省及东北9省省名为主要路线之名称；（2）全市总路，分成干线数条，而以中正、中山、林森、和平、建国等为名。目前决定改名者：计（1）霞飞路（现名‘泰山路’）改为林森路；（2）辣斐德路（现名‘大与路’）改为复兴路；（3）康悌路（现名‘长兴路’）、福履理路（现名‘南海路’）、薛华立路（现名‘西长兴路’）合并改为建国路；（4）蓝维霭路（现名‘安徽路’）、敏体尼荫路（现名‘宁夏路’），改名西藏南路；（5）静安寺路改为南京西路；（6）爱文义路（现名‘大同路’）改名北京西路；（7）黄浦路（现名‘黄浦滩路’）自外白渡桥直至南黄浦路、里马路止，改为中山路。至于原有之中山路及南市之和平路，亦将另行改名。

　　有关孙中山纪念的重塑活动在上海还有很多，如中山公园园名不变，并加以修缮；1946年11月，中山医院正式复院；194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80周年之际，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将上海孙宅辟为“国父纪念馆”，宋庆龄接受此建议并搬出上海孙宅，这也标志着此处空间神圣化的最终完成。

　　但是并非所有的重塑活动都是成功的。上海重铸总理铜像的计划即是一例。1945年11月初，上海“市党部数同志”再有上海重铸总理铜像的提议。时任上海市长钱大钧十分重视此事，并将南京路外滩定为总理铜像的矗立地点。11月12日上午11时，上海“党政军暨各机关法团”在南京路外滩“合并举行国父诞辰纪念暨国父铜像奠基典礼”，钱大钧作“市长致词”，参加者有陈立夫、潘公展、沈春晖、郑洞国、李及兰、曹俊、林向欣、杜月笙等，以及各界市民数万人，打下了刻有“国父孙中山先生铜像奠基典礼”“上海市民敬建，钱大钧敬题”字样的基石。而铜像的雕塑、铸造，则由新组建的“总理铜像筹建委员会”承办。然而，此次铸像活动一直颇为“隐秘”，始终未向社会公众征询意见，甚至未向上海市政府通报情形。1946年初，已经铸就的总理铜像经由《新闻报》报道周知后，引发社会巨大的反对浪潮。其中，以上海市美术界人士如陈绍周、刘旭沧、吴一清等批评最为激烈。他们纷纷致函市政府，声讨该铜像设计及铸造中的种种低劣错误，称将该铜像“置之国际观瞻之通衢达道，岂不将贻笑万邦，笑中国无雕刻人才，笑市府人员无审美常识，欲美市容而反以丑显”。上海市政府亦意识到此事的严重性，新任市长吴国桢训令市工务局局长赵祖康调查该事件，最终决意销毁原铜像，重新拟定塑造计划。然而，直至1949年5月上海获得解放，这尊“计划”中的总理铜像始终未能站在南京路外滩预留好的那块基石上。

　　另一失败之举为兴建上海中山纪念堂。1946年底，上海市政府接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训令，令上海寻觅一处“适当地点”兴建中山堂，并给出中山堂设备标准：“（1）中山堂之建筑应有一礼堂及小型会议室；（2）中山堂礼堂置国父画像或塑像，内额书‘礼义廉耻’，外额书‘中山堂’；（3）中山堂经费充裕者，可将国父遗教及十二守则砌石砌于四壁；（4）中山堂范围较大者，可辟专室两处：一处储当地特产（包括优良手工艺品等），一处储地方文献（县志风俗志书等）历代当地贤豪、有功地方之官民及国民革命与抗战出力将士图像传记；（5）中山堂大门之外应辟广场一处，门旁设一台，备露天大会之用，置体育馆设备为公共运动之用；（6）中山堂必备一标准之时钟及寒暑表，并须备一大钟，以钟声能传达全区为度，广场之上应立旗杆，并置旗帜等设备；（7）中山堂视其资力设中山医院、社会服务处，及各种正当娱乐场等；（8）中山堂附近，当因地势之可能植树造林；（9）中山堂地点应力求适中；（10）中山堂中得酌辟党部办公用房屋，俾协助推进本党事业；（11）中山堂之建筑，应以‘朴实坚固’、‘庄严宏伟’为尚，俾可垂诸久远，令人肃然起敬。”上海市政府随即令市工务局拟具兴建计划，并表示如果跑马厅能收回，地点最为适宜，建议将中山堂建于跑马厅中。然而，上海始终未能建成一座孙中山专属的大型纪念堂，虽然这一次貌似是最为认真的一次尝试，但终究也未能实现。

　　余论

　　对于孙中山的崇拜，既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如孙中山的老师康德黎（Sir James Cantlie）就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崇拜之情，同时，也是中国国民党以及各派政治势力有意为之的结果。任何只强调一点的历史书写，都不免失于偏颇。

　　上海对孙中山逝世后的记忆，与同时期国内其他主要城市如北京、南京、广州等相比，既有共同点，更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上海是孙中山生命中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又是身后纪念遗迹相比较少的城市，这种落差的形成与上海独特的城市个性密切相关。

　　首先，近代上海长期保持着“一市三治”的城市格局。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通商，外国租界相继建立。此时租界在上海已存时近100年，占地约5万亩，独立形成了一个城市中心区域。由于受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这一地区既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又不是哪一个列强国家的殖民地，自有立法、司法、行政系统，俨然两个袖珍共和国。蒋介石掌控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势力亦不能进入该区域。孙中山生前坚持民族主义，视上海外国租界为“次殖民地”，不时在公开演说中表达欲将收回租界的政治主张。1924年孙中山途经上海、北上京津时，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甚至发表文章，吁请工部局拒绝孙氏进入公共租界。孙中山与外国列强这种主义与利益上的矛盾，决定了上海租界城区在被中国政府收回之前，不可能新建任何与孙中山相关的纪念空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时期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扶持下的汪伪政权有心与重庆方面争夺孙中山的政治遗产，中山公园此时才首次进入原上海租界城区。然而汪伪政权无力根本扭转日本军国主义既有的宣传策略。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光复，原上海租界城区亦处于上海市政机构管理之下，然而时间太短，所需重塑的头绪太多，且为战争所扰，孙中山纪念相关建设活动并未大规模开展起来。

　　其次，上海华界地区的情形相比租界更为复杂。北伐之前，国民党并未掌控上海华界地区，此时华界的形势与外国租界无异。国民党左、右两派党统之争喧宾夺主，成为孙中山逝世一、二周年纪念活动的主题。以1927年7月7日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为节点，上海华界地区在建设“大上海”口号中，次第展开了孙中山纪念的相关建设活动。然而，上海非市政亟须的此类建设仅建成总理纪念碑、总理铜像，而且皆为民众集资，由社会推动。其他如中山纪念堂、中山公园等大型项目虽然有多次提案，却最终无一能破土动工。其中原委十分复杂。时人讨论多以“经费所限”为主因。如1931年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第五区党部曾以浦东地区“尚无公共礼堂之设立，如遇集会等事殊感不便”为由申请建造中山纪念堂，市政府回函同意，但希望由“较大庙宇”改建，且规定改建经费至多不得超过5000元，浦东中山纪念堂最终胎死腹中。

　　事实上，“经费所限”仅是表象，究其本质，这与南京国民政府对上海的城市定位密切相关。“大上海”市政建设中的诸多规划，非上海一地所能决定，皆要“呈报南京政府批准”。上海特别市成立之时，蒋介石的训词中清晰地定义了上海未来的发展方向：“盖上海特别市非普通都市可比，上海特别市乃东亚第一特别市，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即不能有头绪。”在蒋介石眼中，上海只在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上占据首要地位，而不具备政治中心的地位。虽然训词并未明确指出，但上海城市的政治功能理所应当为首善之区的南京所取代、所主导。“大上海”建设活动于彼时时局中的政治意义，根本在“为收回租界”的目标服务，实现途径则是：上海为“中外观瞻所系”城市，“当比租界内更为完备，诸如卫生、经济、土地、教育等事业，一切办得极完善。彼时外人对于收回租界自不会有阻碍，而且亦阻止不了”。在经费相对有限的前提下，这一城市定位可以解释为何在“大上海”市中心区建设过程中，先有市府大厦，继之有体育场、图书馆、博物馆、市立医院和卫生试验所，甚至航空协会会所及陈列馆（“飞机楼”）都在中山纪念堂的建造序列之前。中山纪念堂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

　　作者徐涛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