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民生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矛盾

辛亥革命网 2018-03-26 11:12 来源:《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 作者:张海鹏 查看:

从革命史视角,研究者可以充分肯定三民主义在推翻清朝统治,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革命作用。从思想史视角,则必须分析三民主义思想,特别是其中的民生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逻辑体系是否一以贯之,是否有内在矛盾。

孙中山民生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矛盾——兼议孙中山阶级观点问题

 

  孙中山是20世纪初期推进中国历史进步的伟大人物。他在中国近代革命史、近代政治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也不容低估。

  孙中山在思想史上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三民主义学说。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社会改革思想的核心。同盟会时期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党一大时期的三民主义,在内涵上是有连续性的,也是有发展的,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内容。中国同盟会时期的三民主义,是指导推翻清朝统治的基本思想和纲领;国民党一大时期的三民主义,则是实行国共合作,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基本思想和纲领。中国同盟会时期、国民党一大时期,都有一些人对三民主义有不同的理解。他们认为,民族主义好理解,民权主义也还好理解,唯有民生主义不好理解。有人拥护民族主义,故称一民主义;有人拥护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故称为二民主义。许多人则反对民生主义。照孙中山看来,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归宿。在孙中山的一生中,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或者部分地、局部地得以实现。唯有民生主义是他终生奋斗的目标。在三民主义的整个体系中,正是民生主义最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和批评。孙中山不得不花去许多精力,去解释和阐发他的民生主义。

  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可以有两个视角。从革命史视角,研究者可以充分肯定三民主义在推翻清朝统治,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革命作用。从思想史视角,则必须分析三民主义思想,特别是其中的民生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逻辑体系是否一以贯之,是否有内在矛盾。本文从思想史角度研究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一、孙中山民生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矛盾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本身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存在若干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陷阱。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矛盾,早有评论。周恩来针对蒋介石抓住三民主义旗帜,贩卖法西斯主义私货,指出:“从蒋介石这一切思想体系中,我们只能看出中国法西斯主义,决看不出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思想中的唯心观点、消极因素,被蒋介石拿来发展成为他今天的思想体系;但孙中山的思想中还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更多的革命观点,尤其是他晚年接近了共产党,采取了俄国革命的某些办法后,他的三民主义便成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了。”[①]周恩来的评论,主要是从政治上着眼的。董必武的评论就涉及思想层面。董必武说:“中山先生的著作关于三民主义的部分却有许多矛盾的地方,有些论点是保守的,是武断的。如民族主义中之以大汉族主义为中心的同化其他的小民族,以宗教为民族的基本组织;民权主义中权与能的划分;民生主义中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社会的病理学家,并说马克思主张的不是共产主义,蒲鲁东、巴枯宁等所主张的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等等。总而言之,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博大而欠精深的一部著作。”[②]

  从学术的角度说,孙中山思想的内在矛盾,已为学术界所注意。李泽厚的《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③]、胡绳的《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张磊的《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④]、金冲及的《建国以来的孙中山研究工作》[⑤]等文章中都指出过。笔者在1991年提交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文章,也特别指出了这一点。[⑥]2010年11月,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在中山市召开“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高峰论坛时,笔者提交了一篇短文,题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内在矛盾值得研究》,指出:“学术界对民生—社会主义[⑦]思想本身存在的矛盾,还缺乏认真研究。开展这一项研究,对于全面把握孙中山的思想,尤其是把握他的民生—社会主义思想,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国内思想界的动态,把握孙中山去世后对于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的各种解读有很大关系。”[⑧]笔者初步地,也是系统地提出了民生主义理论体系内在矛盾问题。

  民生主义理论体系内在矛盾,可以列举如下:

  ——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这是孙中山自己说过的。注重民生,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提出共同富裕,这些与科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有共通之处。但是,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主张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这些,孙中山是不采纳的。孙中山真心诚意地在中国呼唤社会主义,却又极力预防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这在理论上是很难说通的。说民生主义是社会主义,民生主义理论却规定了它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如果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它就不是社会主义,或者说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实质上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那样,是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由于理论上的矛盾,民生社会主义不能准确地定义为社会主义。

  ——尊崇马克思主义与批判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孙中山给马克思主义很高的评价。这样的评价,在那个时代是不多的。同时,孙中山也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他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贡献,极力赞佩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却又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极力反对用阶级斗争的手段达致社会主义的目的。所以他同意“师马克思之意”,却否认“马克思之法”。马克思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必然导致革命,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导致社会主义的产生。这就是“马克思之法”,也是“马克思之意”。否定了马克思的这个法,怎么去“师”马克思的意呢?南辕而北辙,否了这个“法”,也就否了那个“意”。

  ——共产主义是最高的理想与不能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制度。孙中山有时说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最高理想,有时又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包括在民生主义之内,甚至放在民生主义之下。他有时说几千年后总要实行共产主义,但在现实中,他又明确表示中国不能实行共产制度。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在1923年1月孙中山和苏联特使越飞在上海共同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宣言第一点即表示“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⑨]这一点事实上成为以后国民党政治家和学者号召“反共”的依据。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包括在民生主义之内,这一点也成为当时和后来国民党右派“反共”的口实。既然民生主义已经包括了共产主义,何必还要共产主义呢?这是民生主义理论体系逻辑不周严产生的后果。

  ——节制资本与大贫、小贫。孙中山严厉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主张打破大资本专制。但他又认为中国还没有大资本家,中国只有大贫与小贫,因此中国不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孙中山主张用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但反对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近代中国从19世纪末叶开始产生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到20世纪20年代初,这个阶级的力量已经有了一定增长,虽然仍旧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中国暂时还没有产生像欧美那样的垄断资本家,但是,用大贫、小贫是不能准确概括那时中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态势的。[⑩]

  ——批判资本主义与推行资本主义。孙中山有许多批判资本主义的言论,以至于人们对他的民生主义产生了误会。孙中山说,“国人往往误解民生主义真谛”,[⑪]不了解民生主义为何物,“故盲然为无谓之反对耳”[⑫]。误解什么?孙中山以为,人们误解他提倡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是要“反对资本家”,是要“均贫富”,[⑬]是要“劫富济贫,挠乱社会秩序”。[⑭]他说:“现在留心世道的人,多说中国目下没有资本家,用不着讲社会主义,或又说待有资本家产生,再讲社会主义。”[⑮]

  孙中山虽然在言论上大力批判资本主义,尤其是垄断资本主义,实际上却试图在中国筹谋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又设身处地设计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措施。孙中山认为,只要实行以土地国有和节制资本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民生主义政策,就能够避免出现大资本家,就能防止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就能防止资本家专制。避免出现大资本家,是要为发展中小资本家让路。提倡国家资本主义,反对大资本垄断,主张发展中小资本,实际上是主张自由资本主义。

  孙中山所要建立的,不是没有资本家的社会,而是不要大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他的民生主义的真谛。这个设计所透漏的理论缺陷很明显,如何防止中小资本家不发展为大资本家呢?孙中山未能提出答案,他也未能取得这样的实践经验,他只是想当然地提出未来的设计。

  ——孙中山真心同情劳工阶级,又反对无产阶级成为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孙中山说:“我们革命就是要将政治揽在我们手里来作。”[⑯]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从同盟会到中国国民党,20年来,是一直注意将革命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但很少像这样用明确的语言强调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这个“我们”,指的是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力量。[⑰]就是说,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即实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战略,不能大权旁落,要把领导权“揽在我们手里”,即中产阶级手里。劳工的处境是值得同情的,劳工的利益是需要照顾的,但是劳工不能成为领导阶级。

  民生主义理论体系内在矛盾,有一个问题还需要展开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阶级观点与阶级斗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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