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民生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矛盾(4)

　　孙中山的阶级斗争理论带有主观性，又具有割裂的特征。承认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和现实社会存在着剧烈的阶级斗争，这种认识反映了客观事实；如果把这种承认欧洲阶级斗争的客观认识贯彻到底，就要承认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阶级斗争。面对这个即将在中国发生的阶级斗争，孙中山主观上动摇了，他产生了否定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直接动力的思想，他提出了“民生”是历史发展动力的主张，他设计了在中国防止或者避免发生欧洲那样阶级斗争的方案。这个方案完全是主观主义的，是脱离中国阶级斗争实际的。孙中山对实现这个方案充满了信心。但是这个方案是否行得通，是否达到设计者的设计目标，孙中山没有做出必要的评估，也没有实现这个方案的历史机遇。这一观点，列宁早在1912年就指出了。列宁说：“中国民粹主义者那里，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列宁又说：“中国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就在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为反动的理论，并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42]这里，列宁已经把孙中山民主主义思想的本质点明了。列宁所谓“反动理论”是从学理上说的，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说的，不是从政治上说的。

　　从认识论来说，承认欧洲的阶级斗争是唯物主义的，那么，主观上要去防止中国资本主义过程中产生阶级斗争，则是唯心主义的。如果说民生史观是二元论，在阶级斗争认识论上也体现了这种二元论。如果从主观上防止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阶级斗争看，孙中山民生史观的唯心主义色彩是很明显的。

　　孙中山阶级斗争理论的割裂性特征很明显。上面说过的二元论认识是割裂性的一个表现。另一个表现为认识与实践的割裂。他在主观上设计防止阶级斗争的出现，实践上却不断地进行着阶级斗争。从推动反清革命来说，他提出的同盟会16字纲领，他进行的所谓10次武装起义，他领导的宣传舆论工作，他领导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工作，哪一项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呢？从二次革命开始，他领导并实际参与的反袁斗争、护国运动、护法斗争，他开府广州，坚持收回粤海关“关余”，讨伐陈炯明，讨伐西南军阀，推动北伐，改组中国国民党，推动国共合作，召开国民党一大并通过一大宣言，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支持工农运动等，哪一项不是在进行阶级斗争。可以说，孙中山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上是坚决的，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上是动摇的。产生这种坚决与动摇的割裂性特征，在于他未能对中国国情有正确的认识。限于篇幅，当另文阐释。[43]

　　总之，对孙中山的阶级斗争理论与阶级斗争实践需要做出符合实际的分析，一般地认为孙中山反对阶级斗争、拒绝阶级斗争学说，是过于简单的。

　　〔作者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①] 《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0页。

　　[②] 董必武：《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解放周刊》第1卷第6期，1937年6月14日。

　　[③] 李泽厚在《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中指出：“把资本和资本家分开这句天真的话语里却正清晰地表现着‘民生主义’矛盾：一方面坚决谴责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勇敢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祸害和罪恶；要求避开资本主义，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是还不能避开资本主义的。”《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

　　[④] 张磊在《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一文中指出：“意味深长的是，民生主义自身似乎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它涂饰着‘主观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的色彩，但实质上却是最大限度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张磊：《孙中山——愈挫愈奋的伟大先彳了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3页。

　　[⑤] 参见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回顾与展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21页。

　　[⑥] 张海鹏：《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评说》，《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张海鹏自选集》，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年，第373—400页。

　　[⑦] 笔者在1991年撰写的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的文章中，把民生主义社会主义连在一起（张海鹏：《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评说》，《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笔者在1996年撰写的《试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真谛》中提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孙中山设计的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笔者建议在论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思想时，可以称之为“民生一社会主义”，以区别于科学社会主义概念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5期，又载日本孙文研究会编：《孙文研究》，1997年1月号）吴雁南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卷第六编第一章，论述了民生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是用了这样的提法，但未专门对此作出定义。2012年，贾乾初出版了《孙中山民生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一书，以研究“民生社会主义”为主题，作者不同意民生主义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者主观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作者在论述中认为“只有少数学者采用‘民生社会主义’来命名来指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如董四代）”（贾乾初：《孙中山民生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年，第50页。董四代是作者的博士生指导教师。笔者没有查到董四代何时在何文中提出“民生社会主义”的概念）

　　[⑧] 《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内在矛盾值得研究》，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编：《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高峰论坛纪实》，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8页。

　　[⑨] 《孙文越飞宣言》1923年1月26日，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1—52页。

　　[⑩] 笔者在《试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真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5期）一文中曾指出：孙中山强调中国只有大贫和小贫，意在模糊中国社会的阶级差异。他没有深刻认识到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没有体察到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存在。孙中山也没有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孙中山所企望的中产阶级）的经济势力到20世纪初，已经在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中有相当影响，官办企业也有了可观的发展，外国资本主义的独资企业已经控制了中国经济的走向。这些资本主义的生产、金融、交通企业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力是很大的。现代工业企业中的劳资关系已经存在。1924年5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市工人代表大会的演说中，说本国的资本家还没有压迫工人的能力，这显然是曲解，但他又说，中国工人反想种种办法来压迫本国资本家，中国工人常常和本国资本家发生交涉，中国工人是驾于本国资本家之上。从这种曲解中，我们看到孙中山实际上承认劳资矛盾的现实情况。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0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8—119页。

　　[⑪] 《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76页。

　　[⑫] 《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的演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38页。

　　[⑬] 《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的演说》，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0页。

　　[⑭] 《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8页。

　　[⑮] 《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76—477页。

　　[⑯]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00页。

　　[⑰] 笔者在《试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真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5期）一文中引用孙中山1920年4月在美国《独立周报》发表文章说：“美国人必须认清：北京政府不能代表这个国家；广州政府（原编著按：指岑春煊、陆荣廷控制下的广州军政府）也同样不能代表中国。比较能代表中国的，倒是上海的商人，以及正在成长中的中产阶级——他们不多过问政治，而只想把国家的实业建立起来。”（《中国人之直言》，《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47页）笔者指出：正在成长中的中产阶级，正是孙中山所渴望的，是实施民生主义、避免社会弊病的阶级基础。可以说，民生主义所要代表的是正在发展中的、受到严重压抑的、政治经济势力都很软弱的、渴望同官僚垄断势力和外国资产阶级争取平等地位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参见《试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真谛》，张海鹏：《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24页。

　　[⑱] 蒋永敬在讨论孙中山与“三大政策”的文章里提到：“至于农工政策，系依据其民生主义而定，载于国民党一全大会宣言的对内政策中，与共产党之借农工运动以行阶级斗争，尤不能混为一谈也。”参见蒋永敬：《孙中山与中国革命》，台北：“国史馆”，2000年，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