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革命——容闳和孙中山的交往

　　容闳与孙中山同为中国近代史上西学东渐、西制东移的重要人物，而他们之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密切交往历史。

　　两个香山人的读书与革命

　　香山是容闳与孙中山共同的故乡。1828年11月，容闳出生在广东香山县南屏村。孙中山则是1866年11月诞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虽然容闳比孙中山年长38岁，相当于是孙中山的父辈，但这两位香山人拥有相似的读书经历与革命奋斗，并且在革命道路上交汇和共鸣。

　　容闳与孙中山都出身于香山县的普通农民家庭，在青少年时均有海外留学经历。19世纪初，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因可以免除学费，一些贫穷的农家子弟得以有机会入学就读。1841年，容闳进入澳门马礼逊学校读书，他在这里开始接触西方科学文化知识。1847年，19岁的容闳跟随老师罗宾·勃朗前往美国读书。到了美国之后，他先在马萨诸塞州的蒙森城读预备学校。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回忆道，蒙森学校的老师“注重培养学生的品格，而不是把他们变成活百科全书或聪明的鹦鹉”。由此可见，在预备学校的学习过程中，容闳广泛涉猎西方文学作品，注重形成自己开阔的视野与高尚的品格。

　　1878年，12岁的孙中山跟随母亲前往夏威夷檀香山探望在那里经商的哥哥孙眉。1879年，进入夏威夷意奥兰尼书院就读。孙中山初到夏威夷时不懂英文，但他刻苦攻读，很快掌握了学习英语的规律，读写能力获得惊人的提升。那时的孙中山掌握了英语这门国际语言，为他此后博览外国书籍及接触世界各国同情革命的人士打下了基础。从意奥兰尼书院毕业后，孙中山进入教会学校欧胡学院。该校是檀香山的最高学府，宗教教育占据了重要地位。因哥哥孙眉担心孙中山信教，孙中山被迫于1883年回国。海外4年多的学习生活经历，拓宽、提升了孙中山的视野与格局，使其成为一名初步具有民主政治观念和科学文化知识的青年。

　　对比容闳、孙中山二人的大学时期，他们都大量阅读各种书籍。1850年，容闳从预备学校毕业，被耶鲁大学录取。容闳在耶鲁大学所受的是博雅教育，系统研习了高等数学和西方近代文明的经典著作。孙中山于1883年返回中国后，继续读高中，高中毕业后，孙中山在1886年先后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校和香港西医书院读医学本科。在医学院读书期间，孙中山并没有只专注于医学课程，还阅读了大量有关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书籍。据与孙中山同窗5年的关景良回忆，孙中山最爱读的书是《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容闳、孙中山在大学时代系统接受了西方高等教育，而后来二人的事业发展历程也印证了青年时代学习的民主科学思想对他们的影响深远。 虽然容闳、孙中山都深受民主思想影响，但容闳直到晚年才转向支持革命，孙中山青年时即以革命为业。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到中国之后，一直在寻找能够支持他主张的中国政治力量，幻想成为智囊式的“师爷”。从访问太平天国向洪仁玕提出七项建议，到向曾国藩提出“幼童留美教育计划”，再到向张之洞提出办实业、成立国家银行的主张，到最后向孙中山提出革命及国家建设的诸多建议，反映了容闳作为耶鲁大学毕业生，将自己定位为“学者型”人物，从西方现代社会文明经验的角度出发向中国不同的政治力量坚持不懈地献言献策。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大学时，即在同学之中积极组织领导政治小团体“四大寇”，“物色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与孙中山交往密切的同学有陈少白、尤列、杨鹤龄、陆皓东、郑士良等，而这些人日后也成了香港兴中会的成员。可见，孙中山自大学时代起，就在筹划组建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治团体，并在该政治团体中任领袖角色，希望在未来的中国变革中施展力量。

　　容闳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影响与支援

　　容闳对清朝政府失望后，开始转向同情革命。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容闳参与维新派领袖唐才常组织的旨在保卫光绪皇帝的自立军活动，被推选为“中国国会”会长。后因自立军起义计划遭到泄露，唐才常被捕牺牲，容闳被迫从上海逃往日本避难。1900年9月，容闳在去往日本的轮船上与孙中山相遇。这是容闳和孙中山的第一次会面。当时，容闳72岁，孙中山仅34岁，容闳比孙中山年长38岁，但并未妨碍他们成为革命道路上的志同道合者。容闳是“西学东渐”的先驱者，而孙中山是“西制东移”的领袖，加之他们同为广东香山同乡，使得二人一见如故，在轮船上促膝长谈、纵论中外古今。容闳对孙中山初次会面的印象是“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并以“华盛顿、富兰克林之心志”勉励孙中山。而孙中山也在事后推崇容闳“声望素著，富新思想”，是致力于中国革新的老前辈。容闳与孙中山的此次会面，是容闳倾向于革命的开始，是他一生思想的转折点。从此，容闳放弃了改良中国的想法，转而积极支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

　　1908年12月，容闳写信给自己的美国朋友、军事学家荷马李，建议他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1909年12月，孙中山抵达美国与容闳见面。容闳提出了一个名为“红龙中国”的起义计划：募集五百万美元、一亿发子弹和十万支枪，支持孙中山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朝政府。1910年2月，容闳又写信给孙中山讨论“红龙中国”计划的具体安排，并安排美国军事学家荷马李、财经界人士布思与孙中山会谈，筹划军事费用。在荷马李、布思的建议下，孙中山对起义做了更为周全的谋划。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王朝被推翻，以民主共和制为政体的中华民国成立。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美国，已是83岁高龄的容闳极为激动，他向国内的革命者写信表示祝贺。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随即致函容闳邀请他回国参加建设。但那时容闳已中风卧床，无法行动。在弥留之际，容闳叮嘱两个儿子务必回到中国，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学识，“吾费如许金钱，养成汝辈人材，原冀回报祖国”。容闳的儿子容觐槐谨遵父亲的教诲，在美国学成后回到中国担任广东革命政府军火制造局总理兼工程师，获授陆军少将军衔。容觐槐在职期间，军火制造局生产增长一倍以上，各类武器的质量也有较大的提高。

　　香山思想家与革命者现象

　　有一个文化现象值得关注，容闳与孙中山同是广东香山县人。自明清尤其是近代以来，香山因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与人文历史环境，孕育了众多追求民主的爱国人士。香山县在近代涌现出很多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究其原因，可主要归纳为三点：

　　其一，1553年葡萄牙人取得澳门的居住权，经过400余年欧洲文明的洗礼，澳门成为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中心，是中国近代观察西方文明的首要窗口，促成了香山文化开放包容的特点。此外，香山县毗邻香港，鸦片战争后，英国对香港的文化输出，也增加了香山与西方文明的接触。其二，香山人读书不局限于参加科举，有机会接受西式教育。其三，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广泛交友，尤其注重与香山同乡之间的联络与支持。郑观应、容闳、陆皓东、钟荣光、郑藻如等香山同乡与孙中山来往密切，启发和支持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以孙中山、容闳为代表的香山人视野宽广，更易接受外来新事物，善于吸收西方文明的进步因素，这些香山人逐渐从边陲小县走向中国民主革命的舞台。他们的读书、革命与交往经历至今饶有意味，对时下的广大学子、学人如何正确理解读书治学与国家建设的关系，仍具有深刻镜鉴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