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与亲密战友（一）

　　亲密战友、同事、同学、袍泽兄弟之间的关系，会涉及到恩怨感情、人情人性等问题。

　　在人性问题上，孟子说性本善，主张扶植和培养善的萌芽，使善性得以发扬光大；荀子说性本恶，主张限制恶的趋势，使人性之恶向善转化。“积善成德，则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有时候自己做的某些重要事情，会在心里留下深刻的烙印，影响到长远的人生。

　　一、唐继尧对禀揭问题的纠结

　　唐继尧从小接受清朝的忠君报国和学而优则仕的教育，象无数读书人一样，希望自己在仕途上能够出人投地有一番建树。唐继尧在读书期间写的诗《仲春大雪》道破了内心的隐秘：“百卉争春太不平，梨花浓重柳花轻，大公最是寒天雪，点缀乾坤一样清。”【注：引自《唐会泽遗墨》，无印刷日期和地址，手稿注明为“少年时作”。】他用梨花浓重柳花轻来做比喻，觉得自己尚未像某些人那样获得高官厚禄而愤愤不平，这是人类忌妒情感的一种表现，也是一种较普遍的社会现象。诗中最醒目的诗眼就是这个很容易就可以解释为朝代名称的“清”字，他希望天地乾坤都被大清朝稳稳当当地笼罩，让朝廷公平地进行社会地位和财富的分配，以便使自己更好地沐浴皇恩。

　　唐继尧到日本留学期间又受到西方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他跟随周围的留学生一起加入同盟会，但又怕将来被清政府查办，于是入会时只用假名字“唐琨东川”登记，给自己留条后路。

警世钟作者陈天华

　　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发布了《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不仅限制留日学生的活动，而且竟把中国和亡于日本的朝鲜并列，完全暴露了它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我国留学生义愤填膺，万余学生抗议罢课，并分批启程回国。同盟会会员陈天华愤而蹈海，想以此唤醒浑浑噩噩的中国人，打消人们对帝国主义的幻想，激励留学生坚持斗争夺取胜利。而唐继尧却对留学生的爱国行动持反对态度，甚至号召留学生安心学习“万勿相率回国，以至半途废学”，就连陈天华悲壮牺牲的壮举都不能唤醒这个名义上已加入同盟会的唐继尧。

　　1908年，同盟会发动了云南河口起义，留日学生在东京神户开会，派人前往实力支援。而唐继尧又持反对态度，以所谓“稳健主义”反对“激进派”。反对支援已经爆发起义并处于危急之中的革命志士，唐的行为与同盟会的革命行动相背离。事后一些积极支持起义的学生被革除官费，怀疑是唐继尧“禀揭”告密所致。这个问题在唐继尧心中掀起波浪，他不敢公开声明自己没有禀揭，但又怕别人议论这事。形成了一块心病，长期纠结。因为世上谁也不愿意落下一个“没良心、昧了良心，良心坏了黑了，良心被狗吃了”等类似的评价。多年之后他这种纠结阴影仍未散去，庾恩旸在写《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时，虽然大力吹嘘唐继尧护国功劳，但仍回避不了“禀揭”这件事，于是加了一句：“历时既久，见其热忱救国，所为不类，前疑始解。”唐继尧怕人揭疮疤，这对于他的性格形成带来了负面影响。

　　唐继尧1909年从日本回国后，当上了营管带，尝到了升官发财的甜头，“不辞劳瘁，凡所献替，多为大府嘉纳”【注：庾恩旸：《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1917年云南图书馆发行】。靠近清朝的官员他就心情平静，因为“禀揭”是忠君报国的功劳；靠近反清的人群他就心存芥蒂，有戒备心理，因为“禀揭”是非常令人痛恨的背叛行为。而革命的潮流毕竟是大势所趋，阻挡不住，唐继尧不得不混迹革命的人群，同时又需要掩饰自己的阴暗心理。

　　二、迁延主义者被鄙视

　　“唐继尧在士官学校学炮科，而所任第一营管带系步兵军官职务，因此操场术科显见外行，担任管带仅月余，就奉调讲武堂监督”【注：李鸿祥：《增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41页】。失去了手中的兵权，仕途上的这个挫折，对于利欲熏心的唐继尧所造成的心理影响不言而喻。

　　这时期留日回国人员中的同盟会会员，正在积极活跃地宣传动员军界人士进行起义，包括对唐继尧也进行了联络动员。讲武堂学生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个个摩拳擦掌，革命热情十分高涨。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唐继尧的排满情绪开始抬头，再加上他看到了“满清末运将终”，武装起义已不可避免，就站到了革命力量一边，但因其政治经济上的既得利益，他与清政府缠绵不清，所以到了关键时刻，他就摇摆不定，甚至阻止革命的进程。

　　辛亥年（1911），云南经过同盟会长期的发动组织和兵力布置，至8月初，讲武堂学生300余人意起革命，欲于8月20日（公元1911年10月11日）特别班百人毕业，李督经羲到堂行毕业式，发给文凭即行刺杀，共同举事。此计划被唐继尧、沈汪度知道了，告知营管带谢汝翼。谢汝翼表示了反对意见，然后唐、汪就压制学生，“以时机未到，如以少数人骤行之必至失败”为借口而极力阻止之。【注：谢幼臣：《光复滇省事略》，载《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1页。又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60页。】

　　错过了这次起义时机是非常可惜的，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昆明后，总督李经羲怕云南也出事，不久就加强了防备力量，“此时总督署卫队已增至一千余人，并调机关枪两连入督署构筑工事，作严密保卫，统制衙门除照例轮流调兵一连当卫兵外，又调兵两连入城驻五华山，戒备森严”【注：祝鸿基遗稿《陆军第十九镇及云南讲武堂对云南辛亥革命的关系》，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43页。朱德：《辛亥革命回忆》，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18页。】。失去了的起义机会不再回来，敌人加强了这些力量后，导致重九起义时起义军打仗很艰苦。

　　重九起义的指挥是蔡锷，副指挥是李根源。同盟会发动的军官为准备起义多次开会，刘存厚的《云南光复阵中日志》记叙了自己参加过的其中五次会议。

　　农历九月初六（公历10月27日），滇西张文光率领腾越辛亥革命成功。

　　云贵总督李经羲对革命形势非常惊惶，不仅调集兵力加强了武装戒备，还下令收缴士兵枪支。九月初七日晚，军官们再次开会，唐继尧等一些军官仍然对起义下不了决心，黄毓英气愤极了，在会议上大义凛然地逼迫军官们起义。《黄武毅公事略》记载：“坐中有犹豫者，公要之曰：今事机已急，诸公若不见许，英请独任之，幸而战死则亦已耳，不幸就捕，必自承与公等同谋。不忍独为烈士以贻公等羞。众大骇，议遂决。”【注：《云南光复诸人事略·黄武毅公事略》，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270页。】蔡锷撰写的《黄武毅公墓志铭》也无所避讳地记载了黄在会议上要挟军官们的这个情节。可见当时黄毓英等同盟会会员发动军官是多么困难，直到黄毓英勃然大怒地要挟之后，唐继尧才表态同意举事，于是蔡锷作出起义的决定。

　　九月初九日当天上午，情况已非常危急，居然还有人要求延期起义：“至九日午前李君(鸿祥)方筹划进行，忽接唐君继尧送到刘君存厚手书云：七十四标子弹皆空，不能举事，请缓期。李君阅书，顿足大恚，适公（黄毓英）在侧，进而言曰，若再缓期，事机败矣，我等皆为虏矣；是不可不行。李君乃急入城，诣讲武堂。适蔡君由巫家坝归，复集合会议，决定是夜举事”【注：《云南革命伟人黄武毅公行述》手稿，黄永社、刘祖武、李植生、禄国藩、张子贞、沈得全、李修家、蒋光亮、王秉钧等谨述，大中华民国元年八月二十四日，现存云南省图书馆文献资料室。】

　　在重九起义中，唐继尧只是个中层干部，刘存厚参加过的会议唐继尧也参加过，但每当遇到有人阻挠或要求推迟起义行动时，唐就站在阻挠或推迟行动的一边，当时人们称这种人是“迁延主义者”。革命不积极，正是唐继尧当时的真实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