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治学三门径：义理、考据、辞章

　　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前贤先辈们总结的，当然也是我们在尽量遵循的东西，题目就叫《治学三门径：义理、考据、辞章》。

　　清代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散文学派，叫桐城派。它的那一批创始人，方苞、戴名世、刘大櫆、集其大成者姚鼐等都是桐城人，这种以文化地理来命名一个学派，应该是从宋以后形成的一个传统，尤其是到明末清初，学术三大师顾、黄、王之一的黄宗羲在他的学术名著《明儒学案》中，对各个学派的划分都是以文化地理为主，比如在哪一个区域发展起来的，创始人、主将是哪一个地方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划分学派的方法，当然是方法之一。

　　学术得到繁荣和发展，一定要有学派的发展和繁荣。其实古今中外，学术得到繁荣发展，都跟学派的发生、发展、繁荣、传播以及诸学派之间的互动、辩论、互相吸取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大半个世纪，学术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大家也都认识到还存在很多问题，在妨碍它的健康发展。这些问题之一就是我们泯灭了学派。没有学派，对学术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这是一个遗憾。

　　就以武汉大学的文学院为例，原来叫做中文系，我们有“五老八中”，特别像刘永济先生等，都是成学派的，完全是具有成为学派创始人的条件。当然武大中文系也有人研究刘永济，研究“五老八中”等。但还没有很好地形成学派。历史系，现在大家常说的唐长儒先生、吴于廑先生，这都是具有形成学派条件的大师，也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理想的、得到充分发展的学派。这是我讲到桐城派的问题时附带说一下的，因为这是学术研究要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要形成学派，使学派得到繁荣以及要形成诸学派间的互动、诸学派之间互相的论难，这样才能使学术得到发展。西方也是这样的，像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就对西方思想史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又比如罗马俱乐部，关于生态文明等很多重要的思想都在世界有很大影响。有这样的文化自觉才能够促成学术的繁荣。

　　清代两百多年影响最大的一个文学流派就是桐城派，它的发展从清初一直延续到清末，甚至在民国初年也很有影响。它基本有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就是创始人戴名世，戴名世后来因为文字狱受到了严重的迫害，他的《南山集》就是他被迫害的原因。戴名世、刘大櫆、方苞他们把桐城派的一些主要的意旨写出来。简而言之是这样的思路：“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即学承程朱，文追韩欧，就是学术承袭二程（程颢、程颐）、朱熹，文章追赶韩愈、欧阳修。所以在文章之学上，他们要走唐宋八大家的路；在学术思想上，还是程朱理学。这是桐城派创始时已经提出的一些问题。到桐城派的全盛时期，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就是姚鼐，他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做了一个简练而且比较精当的概括。他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据也，文章也。”而且这种思想是姚鼐的一种发展，因为宋代以来已经有很多人把中国的学术分作义理、考据、辞章，但是词语不完全一样，比如二程中的“小程”程颐说过类似的话，当然他把义理叫做儒者之学，他还提到了文章之学、象数之学——那就是考据。但是在姚鼐之前，这些人讲这三个方面都偏向某一方面，主要是偏向儒学，认为其他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儒者之学，像程颐、戴震都说过类似的话，但是他们都是强调其中义理之学的重要性。而姚鼐说“善于学者”，即善于做学问的人，这三者是互补的、统一的，而不是相害的，相害就是义理、考据、辞章之间，或者你强调某一个方面，贬斥其他的方面；或者把某一个方面突出得很厉害，其他方面被淹没了。这些都不是做学问的正道，正道应该是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互补。这一点应该说是姚鼐的创见。

　　我们就沿着姚鼐的思路来讲一下我对治学、治人文学的一些看法。如果是自然科学或者是社会科学——像政治学、经济学，那另外还要做研究说明，当然也可以参考义理、考据、辞章。但是义理、考据、辞章对于人文学，即文史哲，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主张学术起码要三分，不能够两分，光文理不行。文科之中，经济学和社会学这类的以研究客观世界为主，人文学以研究人的主体为主。这两者要加以区分，现在慢慢注意到这一点了，现在叫做人文社会科学。这其中所谓的资深教授，它的全称就是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里面包括搞社会科学的人，像马克昌先生研究法学，谭崇台先生研究经济学，像我们文史哲的陶先生、宗福邦先生也是，这是所谓人文学科。我觉得，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互济，互相帮助，这是做学问的一个重要的路线，而不能互相排斥。按照这个思路，我简要地谈一下义理、考据、辞章这三个方面。

　　一、义理

　　首先讲义理，这是中国一个传统的概念，它本来是指儒家的“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种理论。我们可以借用《易传》里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句名言，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觉得研究具体的器物就要运用考据的功夫，而这个“道”就是义理，指谈规律、谈法则，但是这个义理、规律或法则是不能脱离“器”。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很多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一些思想家都有很好的论述，尤其是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他关于器与道的关系或者理与器的关系讲得很深刻。总的意思是说：理或者是道不能脱离器，器上升为道。所以义理的本来的含义就是指“形而上者谓之道”的“道”。如果用现代的思路来谈的话，义理就是理论。理论思维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一个以人文科学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学人所必须要下功夫的方面。

　　我在这里想到了一个往事，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老教授张世英先生，是中国研究黑格尔的专家，应该也是研究黑格尔的第一人。他是湖北人，20世纪80年代在湖北大学协助指导湖北大学研究哲学的中年教师们，还办了《德国哲学》的期刊，应该说在研究德国哲学的领域，这个团体和期刊是绝对达到了当时国内的最高水平，而这就是因为有张世英先生的带领。当时他经常回湖北大学协助指导工作，我当时也在湖北大学工作。我们几乎每天傍晚都在沙湖边上散步，我们谈了很多问题。90年代之后这个德国哲学的研究团队好像慢慢就散了些，他们有一批人都走了。

　　张世英先生谈到了一个学者要想提高、培养自己的理论思维，要有“看家书”。当然要有广博的阅览，要有很渊博的知识，但是又要精读，要有“看家书”。我觉得张先生的这个说法跟恩格斯的说法是完全相吻合的。恩格斯说，理论思维很重要，“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恩格斯又说，“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我向张先生请教了理论思维的训练，他是哲学家，我们作为史学工作者，要向文学家、哲学家请教。张先生说，要提高理论思维要有“看家书”。我问张先生他的看家书是什么，他说是黑格尔的《小逻辑》和《大逻辑》，大家如果读过黑格尔的书，这都是很熟悉的。他说，我从在北大念哲学系开始，就反复地钻研这两本书，后来做哲学研究几十年、半个世纪也一直钻研。现在不止半个世纪了，因为张先生已经90多岁了，他说这对他的理论思维的训练有很大好处。前不久，他还专门托人给我送来了一个条幅，“腹有诗书气自华”。

　　他问：“冯先生（这当然是他对我的客气，我是他的后辈，但是他还是称先生）你有没有什么‘看家书’？”我说：“以前没想过这个事，现在张先生提了‘看家书’，也可以说有。”虽然原来没这个概念，我当时马上想到有三本书是我的“看家书”，我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还经常读这三本书。一本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我的几本书包括《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讲到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特点时，很多地方我都提到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我家的《历史哲学》已经完全翻烂了，书的角都已经变成了圆形。这本书我从20几岁看，后来我做文化史研究也经常看。这本书对于提高我的理论思维很有帮助。我并不是全盘接受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面的一些观点，比如他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者，认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到日耳曼就达到了顶峰。他认为人类的文明是从东方开始的，从印度、中国开始的，但是后来就到了欧洲，最后就到了日耳曼，到了德国。这些观点，当然我是不同意的，而且日耳曼成为人类文明中心的想法也是不算正确的。但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这本书中谈到人类文明史，我觉得他的概括能力之高、之深是空前的，好像也是绝后的，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一部能够达到《历史哲学》对人类文明史有这样的一种高屋建瓴的分析。书里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研究和提供我们思考，我们可以修正，可以不赞成他的很多具体的观点，但是它确实是对我们有益的。

　　张先生说，你另外的“看家书”是什么呢？我说是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这是一个历史学者，尤其是一个历史文化学者的必读之书。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写了很精辟的评述，他对从秦汉或者说战国后期，一直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只写到了这个地方）的各个时段的历史发展的一些规律，都加以解释。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谈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当然《资治通鉴》专门有表述，但王夫之的分析非常精彩。他说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全然是出于他一家之私，完全是为了他的始皇、二世一直到万万世能够传下去，绝对不是为了天下，而是为了巩固以及使得他的专制皇权得以延续。如果封建就很危险，同姓王、异姓王很容易造反、闹分裂。他实行郡县制，官员都由中央、朝廷任命，而且可以随时罢免，随时调动，这叫做“流官”，流动的官。不像封建时代的贵族是世袭的，那不能随便动摇。关于封建问题，我专门写了一本书《封建考论》，其中也谈到了这一段。同时他的评述也体现了王船山的理论思维和辩证观念，他认为虽然出于帝王的私心，废封建、立郡县，但是这也使得国家有了安定统一的可能，这就大有利于天下。所以王夫之的一段评论说，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这个做法是老天爷借秦始皇之私而行天下之大功。这是深刻的历史哲学的思维，而且应该是非常准确、非常深刻的。像这样的分析在王船山的《读通鉴论》里面通篇皆是，比如汉武帝大用兵导致从文景之治以来国家积淀的财富到武帝的时候都消耗得差不多了，所以武帝的这个做法在后世历来是受到很多人批评的，但是王船山也指出，武帝的这些做法虽然有很大的问题，耗尽天下之财，但是他也使得国家得到了大利，给了正面的评价。类似于这样一类的分析在王船山的著作中是很多的，突破了不少儒者仅仅只是从所谓的仁义学说出发来论述，而且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把仁义学说小化、弱化的缺点。王夫之有一个更宏大的见解，把仁义放大，而不是简单的妇人之仁，应该说也是深刻的见解。所以说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也算是我的一本“看家书”，我读这本书可能比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稍微晚一点，这是我中年时候开始读的，而《历史哲学》是我青年时候开始读的，每次翻阅，都有新的体会，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