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治学三门径：义理、考据、辞章(2)

　　第三本书，明清三大思想家中的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我建议学文史哲的人要认真地读一下。我觉得《明夷待访录》把中国古典的、传统的政治学说推向了一个高峰，而且这个高峰完全可以跟当时西方17世纪的作品做比较。当时西方带有近代色彩的政治哲学，如卢梭的《民约论》（后来翻译为《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思想，这些都成为了我们近现代的政治建构的基础，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若干方面完全可以跟它们相比肩，当然在有些方面还没有达到。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里面的第一篇就是《原君篇》。古人喜欢用“原”来讨论问题的来龙去脉，像后来熊十力先生的《原儒》，就是讲儒学、儒家的两种学派。“君”就是国君、王权或者讲皇权是怎么形成的，形成了以后有什么问题。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他高度地赞扬“古之君”。“古之君”用我们现在社会发展史的眼光看，就是原始共产时代的部落领袖，后来在我们的骨髓当中把他们理想化，譬如黄帝、炎帝，以及尧、舜、禹这些古代的圣君。这些圣君为什么一向被人们所崇仰？那就是他们是“天下为公”，他们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是为了“公”，为了大众，天下最劳苦的事情自己来干，把天下好处都给大家。所以他说“古之君”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古之君”只有那些道德最高尚的人才去干。在古代有很多这种记载，像尧、舜，当时推某一个人来干，那个人坚决不干：这个事情太苦了，不干！只有尧、舜、禹这些人出来干。黄宗羲高度赞扬这些“古之君”。而关于“今之君”，首先要注意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包括儒学的很多重要经典，都有批评帝王的思想和言论，尤其孟子谈到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贵君轻”的思想，还有很多批评君王的例子。但是在黄宗羲之前，除了无政府主义者，即无君论者，像阮籍、嵇康就是魏晋南北朝时的无君论者，否定君，主张回到原始时代。但是黄宗羲还是“有君论”的，他认为应该参考“古之君”的做法，而他对“今之君”是全盘否定，不是对“今之君”做的事情全盘否定，而是说不像以前的论者是区分明君、昏君、暴君。他认为“今之君”都有很大的问题，这是黄宗羲的《原君篇》里讲的内容。“今之君”是怎么回事？“今之君”把天下的利都收归己有，把天下的害都让天下的老百姓去承受。所以他说“古之君”受到大家的敬仰，而且过了几千年大家还在敬仰。你看孙中山先生走到全世界，题字题得最多的是“天下为公”。“天下为公”就是“古之君”的做法。当然我们并不赞成阮籍、嵇康等把君主废掉，回到原始社会的思想，那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其实黄宗羲的这种思想、孙中山提到的“天下为公”的思想，跟马克思主义总结的关于巴黎公社“三原则”的思想，就是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是一致的。第二篇是《原臣》，讲臣子，他谈到一个思想，我觉得在今天就应该把它刷成横幅标语的那种样子以广而告之，就是臣和君是朋友关系、同事关系，不是主奴关系。他说臣和君是什么关系，就好像一些人扛木头，前面的人唱“呼”，后面的人唱“嘿”（前者唱邪，后者唱许），是朋友关系、同事关系。中国自古以来君臣是主奴关系，提出“君臣同事”论很了不起。再比如他的《学校》篇，他认为学校不仅应该是一个教育机关，而且应该是一个议政的机关。他提到要“公天下之是非于学校”，是非不能仅仅由朝廷说了算，还要学校代表民众来议论这个事情对还是不对。这都是很了不起的一些思想，很值得我们今天借鉴，但不是简单地搬过来。“公是非于天下”很重要，把是非公之于天下，这也是他很了不起的思想。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里还有很多篇，比如他的《奄宦》讲宦官，明代的宦官干政特别厉害，我30年以前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明代宦官干政考略》，宦官能够干政就是绝对君权的产物。黄宗羲认为君主集权时，君主们和普通人一样，杰出的人总是少数，大多数人是平庸之人，还有少数是坏人，君主也是如此，杰出的君主也是少数，可能唐太宗、汉武帝算是，但是有很多是庸君，还有很多是暴君，所以才产生了绝对君权下的严重的宦官干政。接着就想谈《置相》篇，就是“恢复丞相”。他在《置相》篇里讲丞相不是世袭的，君是世袭的，世袭的人里面只有少数是杰出的，大多数都是平庸的，还有一部分是非常糟糕的，他当时也没有办法去否定君主世袭制，而丞相、大臣是精选、推举出来的，最杰出的人才能够当丞相，所以他认为丞相太重要了。为什么他要讲这个呢？因为洪武皇帝朱元璋废掉丞相是明清两代君主集权走到极端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丞相是推举产生的，所以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丞相有很多。《置相》篇分析得入情入理，他不是在讲空话，而是讲得真的有道理。他分析为什么宦官会产生，第一代的君主一般不会重用阉宦，因为他有雄才大略，而且他对下情很了解。黄宗羲在这里分析得很有意思，他说后来的君主都关在九重之内，从小陪着他的是谁呢，就是宦官，那么他以后必然会重用宦官，他害怕又不相信外官。所以明代有的把宦官称作“大伴”，就是从小陪伴他，或者叫“伴伴”，他就是这些宦官带大的，比如刘瑾、魏忠贤这些人，而且他们把明代搞坏了。以前很多朝代里宦官是不许认字读书的，明代为了让他们来参加政务，包括让他们批奏章，就请了很出色的儒生来教宦官念书。尤其到了明中后期，宦官不仅识文断字，而且文化水准都很高，使他可以更好地去干政。所以黄宗羲做的一些分析都入情入理。

　　这就是第一个关于义理的问题，我讲的第一点就是要有理论思维。理论怎么获得，当然要实践、运用，首先要攻读人类文明史上所积淀下来的那些达到很高理论思维水准的著作。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我到现在都没想到别的办法，就是要读（当然他是西方人）古希腊以来的论著。黑格尔把古希腊称作是“欧洲人的精神家园”。我们的先秦诸子，到后来像“顾、黄、王”这样一些思想家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像顾炎武区分了“天下”与“国家”，这也是很了不起的。当时明朝被清朝灭了，有些人是如丧考妣，对朱明王朝的覆灭悲痛不已。顾炎武也悲伤，他曾经参加甚至组织抗清的活动，但是他认识到了超乎一般的一点，就是“天下”与“国家”的区分。国家是为君为臣者的国家，“肉食者谋之”。而天下则不然，天下是天下人的，所以，天下的兴亡，“虽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到近代的时候，梁启超先生把它概括成很精炼的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是把顾炎武的一段话精简了，精简得很好。一个低贱到没有任何功名、没有任何地位的匹夫，对于天下的兴亡都有责任，因为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包括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天下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我们都有责任。我看现在有些电视剧就把这句话给“阉割”了，说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就忘记了顾炎武当时的苦心和他的精义。

　　这些重要的思想家实际上都很了不起，一直到清末民初又出了很多优秀的人物，包括五四前后，他们都向我们提供了建立义理系统的非常丰富的资源。当然“学也无涯，生也有涯”，所以一定要有“看家书”。张世英先生也没有把黑格尔的所有书都说成是他的看家书，他也是专攻《小逻辑》《大逻辑》。古今中外理论的书也多得很，我也仅仅是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做我的“看家书”。“看家书”是20世纪90年代我和张先生散步的时候他告诉我的一个概念，但实际上自己是“暗合”了这个概念，以前没认识到，以后就更明显了。所以要提高我们的义理水平、理论水平，要认真地去阅读、钻研这些经典，不是随便看一下，而且你可以挑选经典，我并不是推荐《大逻辑》《小逻辑》《明夷待访录》这些书，而是要根据个人情况，你的专业、爱好等等选择你的“看家书”。

　　二、考据

　　姚鼐说到的“学问三端”之二，就是“考据”。其实义理、考据、辞章，应该首先讲考据。我们做学问，首先应该占有材料、辨析材料，然后才谈得上有理论分析。没有材料的话，理论和文章都是空的。既然姚鼐是这么排的，我们就按这个顺序。考据，无非就是对于材料的占有和对材料的辨析，当然这个材料可以广义地理解为我们的外部世界提供的一些信息。具体来说就是我们的专业所涉及到的一些最基本的材料，包括文献。文献就是材料形成了文字，但是对于材料的理解不能仅仅只限于文字和文献，还要注意无字之书，那也是我们的材料。我们对那些材料也要占有、辨析。首先我们讲占有材料，王国维先生和清末民初的很多学者都谈到了一个类似的说法：一个人做学问要有创造。当然这要和教学区分，教学不一定要很多创造，你需要能够综合前人的成就，把它很清晰地表述出来，让学生接受，所以你不能要求教科书到处是创新。这里谈的是科学研究，科学研究的生命就在于创新。如果一篇硕士论文或是博士论文，或是我们今天发表一篇学术论文，里面了无新意，那就不能叫学术论文。不是说综合前人的东西不需要，这个也很需要，但那不是学术研究和科学研究。包括王国维、陈寅恪先生，前前后后很多人说了类似的话，就是一个人要想做出学问来——指的是创造和创新——要有两个东西，要有新材料和新方法。即使用大家所熟知的材料，如果你有新的方法、新的理论思维，也可以把旧有的材料翻新。新材料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像在座的湖北省博物馆的方勤馆长，他们做的考古发现就往往可以发现很多新材料，这一点是值得我们羡慕的。我们不一定都能够很及时地得到这些新材料。但是对于考古材料，比如清末民国以来有重要的新材料被发现，譬如像甲骨文的发现，从王懿荣到后来的刘铁云——就是写《老残游记》的那个人——开始研究、收集，之后利用甲骨文真正做出研究成果的还是王国维、郭沫若这些人，当然后来还有很多结论。这就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它起码解决了一个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因为宋代以后，《史记》里很多记述都有疑问，比如《史记》里关于殷代的世系被认为是附会的，不是可靠的。但是随着甲骨文的出土以及对甲骨文的研究，就证明了《史记》里关于殷商世系的传递是可靠的。甲骨文里面也说明了两千多年以前，司马迁在写《史记》里的《殷本纪》的时候，他肯定看到了一些原始材料或者是对那些原始材料的直接概括的有关东西，不过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过了两千多年以后，我们通过甲骨文的发掘证明了殷先王的事迹是准确的。

　　另外，譬如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也极为重要。讲到吐鲁番文书，武大历史系的唐长孺先生率领的队伍对吐鲁番文书的发现、拼接和诠释，为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历史填补了很多空白。我简单介绍几句吐鲁番文书，因为吐鲁番是个干燥地带，纸张不容易腐朽。同时它在我们现在所说的“一带一路”，刚好在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带，所以从两汉，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宋，有大量文献留存。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吐鲁番当地的人有一个习惯，就是人死了以后保存干尸，它那儿有保存干尸的条件，因为气候干燥，像埃及的干尸是裹上纺织品，那么吐鲁番因为很多文献在那里流动，存留下来，包括账簿、文书、朝廷的通告，还有信函，所以当地人习惯用这些字纸把干尸包裹起来，现在这些发现就是极为宝贵的文献。研究经济史可以看它的账簿，政治史可以看当时的文告、家族史等等。所以吐鲁番文书发现以后，当然这是新疆当地工作者的发现，后来国务院就请唐先生带队去整理，那是非常艰苦的过程，要把那些文书拼起来，这样就整理出很多本的吐鲁番文书，这就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及东西交通——也就是丝绸之路——的很重要的文献。清末民国时期有三大发现，一个是殷墟甲骨文，第二个是敦煌吐鲁番文书，敦煌的石窟里有大量的文书保存下来，但是不少已经被欧洲人弄走了，从学术角度看，它还是得到了保存和研究，还有很多留下来了，我们要进一步地做研究。第三个就是明清大内档案的发现，大内就是指宫廷里面的。辛亥革命以后，开始保护得还好，因为民国和清朝的王室签订了条约，他们住在里面但东西不能动。后来北洋军阀打仗，尤其是冯玉祥，把宣统皇帝赶走了。宫里面的文献岌岌可危，这些文献主要是明朝和清朝集中收集起来的中央和各地的官书和各种文件，极其宝贵。当时准备并且已经开始装在麻布袋子里论斤卖掉，所以已经损失了一些。后来这个事情被罗振玉知道了。罗振玉也算是王国维的师父、兄弟。王国维的很多学术活动的经费是罗振玉提供的，所以他们俩并称“罗王”，是研究甲骨文，研究周秦史、商周史的“罗王”。罗振玉也是大学者，同时也是收藏家，他听说了大内档案要销毁，马上自己掏钱买下来了。后来他又去动员政府和有钱的人集了一些经费，这样明清大内档案基本上得到了保存。

　　另外我还要说一个我们湖北人，杨守敬。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守敬的文集》，有二三十编，规模很大。他是历史地理学家，同时也是学识很广博的学者。清末的时候，他是中国驻日本使馆的普通工作人员，也是一个大学者。他到了日本之后到处看日本的书店，发现了一些东西。当时日本正是明治维新时期脱亚入欧思想大泛滥的阶段，因为以前的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的知识分子都学中国文化，从唐宋以来买了大量的中国文献和典籍到日本，而脱亚入欧就认为这些文献典籍没有价值了，也是论斤出售，很便宜，于是杨守敬倾囊购买。杨守敬在日本收集了中国的大量古文献，近代中国历史的文物包括文献的主要趋向是大量的向外流失。但是很少有像杨守敬以及后来追随他脚步的少部分人，把这些文献买回来，这是很大、很重要的贡献，这也是新材料。

　　所以有新方法还得有新材料，才有可能做出新的创造。那么这就要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考据哪有那么多新材料去发现呢？我们哪里有机会碰到安阳的考古，看到甲骨文？哪有机会像罗振玉那样去搞到大内档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