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全集续编》的成就与不足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中华书局1981―1986年出版的《孙中山全集》共十一卷，出版至今已有三十余年了，对研究孙中山及中国近现代史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新的资料不断涌现，学界期盼着有一套权威的续编，这个美好的愿望如今终于实现了。经过中山大学邱捷、李兴国、李吉奎、张文苑、林家有、周兴樑诸先生数年锲而不舍的艰苦努力和辛勤劳动，《孙中山全集》之外的大量文存得以增补汇集成《孙中山全集续编》，2017年7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孙中山全集续编》的出版为深入研究孙中山提供了新的史料，可庆可贺！由于时间等方面的原因，《孙中山全集续编》的编辑正如《编者说明》中所说，“容有缺失、误漏”。当然，瑕不掩瑜。与《孙中山全集续编》取得的重大成就相比，以上所举这些小的瑕疵是次要的，只是有待以后再版时补正而已。

　　丰富的资料

　　《孙中山全集续编》资料丰富，共收录了187万字，分成五卷。1912年以前部分由邱捷、李兴国编辑，1913年-1919年由李吉奎、张文苑编辑，1920年-1923年由林家有编辑，1924年-1925年由周兴樑编辑。每卷页码在500页上下，最多515页，最少449页，字数较为平均，阅读起来比较方便。

　　该书在搜集资料和编辑过程中，广泛搜集了三十多年来中外学界及各方披露的新资料和辑佚考辨成果，还收录了海内外许多个人发表在报刊上和著作中的孙中山遗文，视野开阔，取材多源，著作、论文甚至会议论文集都注意到了。更值得称道的是各种来源各种题材的孙中山轶文均注明资料来源，便于读者复按，即体现了编辑者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也表明了编辑者高度的学术责任感与自信心。

　　《孙中山全集续编》有诸多的优点。在辑佚方面，编辑者收录了不少重要的文章。第一卷收了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中孙中山的两次重要演说与两封重要书信。其中就有《向世界各国家民族的宣言》（一九一O年春）。

　　第二卷第7页《致社会党国际局函》（一九一四年五月），孙中山写道：“同志们，我向你们大家发出呼吁，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请把你们的精力化在中国身上，请派你们的优秀人才来中国各地服务，助我一臂之力。”这里的译文有个小瑕疵，精力“化”在中国身上，应该是精力“花”在中国身上。第156页《孙中山在旅沪粤籍国会议员茶话会上的演说》，讲到了衣食住行的重要性：“在一切进化之国，所引为职务者不外四事，一曰食、二曰衣、三曰住、四曰道路，皆人民日常必需之事。此四者备，幸福斯备……故议员诸公至北京后，于请求建设国家之时，当不忘此四者。”第二卷还收录了《中日合办上海交易所的密约》（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五日）、《对林百克的口述史》（一九一九年）。

　　第三卷中收录《否认北廷十年非法公债的布告》（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九日）；《改造中国国民党之宣言》（一九二三年十一、十二月间）。

　　第四卷收录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对国民党“一大”宣言旨趣的说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获悉列宁逝世后的讲话》（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中国国民党对〈中俄协定〉宣言》（一九二四年七月十四日）。第四卷第26页，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致美国国民电》内称：“吾人在政府领土以内要求征收关税，对于以全国关余作抵之外债亦愿于收得之税内扣拨，此事极为正当，何故贵国等欲以枪炮饷吾人耶？此项权利，他国政府均得享受，故吾政府亦可享受之。广东税关所收之税均被北京政府充购置杀人凶器之用，吾人加以阻遏，亦犹曩时贵国人士投茶叶于波斯敦港内，不令纳税收归英人所有。”

　　第五卷收录了《与英法两国驻广州领事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八月六日）；第82页《在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一九二四年八月三十日）内称：“党员根本不尊重我的指示。我们的同志，还有我的军队，只有当命令对他们有利时才服从，反之往往拒绝服从。如果所有的国民党员都这样，那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制定与颁布〈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宣言》（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告中国人民书》(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一日）；第285页《在上海寓所招待中外记者茶会上的演说》（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内称：“国会既负国人，国人自不复能再加信赖。此处时期，惟有国民自身起而说话。国民会议之主旨，亦即在此。”

　　此外编者还酌情将含有孙中山指示的文本收入续编。如第五卷第404页《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反对善后会议宣言》（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内称：“临时执政府所召集之善后会议，及国民代表会议，其国民代表会议之组织方法，未知何如？至于善后会议，则其组织方法，并非以人民团体为基础。故本党总理于一月十七日复电临时执政府，提出两条件：其一，善后会议加入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生联合会、农会、工会诸代表。其二，善后会议虽可讨论军制、财政诸问题，而最后决定之权当归于国民会议。并声明如临时执政府能容纳此两条件，则对于善后会议当表赞同。”这也是保留有关孙中山历史文献的方法之一，值得肯定。

　　一些重要复函电附有原函电，如第三卷中《复日本记者小山清次函》(一九二一年一月下旬），附：《小山清次致孙中山函》。小山来函提出7个问题，孙中山复函一一回答，来龙去脉十分清楚。

　　《孙中山全集续编》中有不少同题异文。第三卷中《与广州各社团代表的谈话》(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的同题异文有五篇；《与日本东方通讯社记者的谈话》(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的同题异文有三篇；第五卷中《与范石生廖行超及商团代表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八月三十日）的同题异文多达五篇；第五卷《与东方社日记者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与头山满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在神户第一高等女学校的演说》（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与汪精卫等的谈话》（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同题异文均有三篇。这些同题异文绝对不是多余的，它们不但在文献校勘上有重要的作用，而且方便各类读者更好地理解孙中山的原意。如第313页与头山满的谈话正文中说：“旅大收回一层，余实未想到此。惟香港、澳门则有意收回；其中对于澳门为甚，因澳门之被葡萄牙割据，条约上未有载明，不过葡萄牙乘我内乱之际，五百年前私自割据而已。”但第314页附一：同题异文的表述有较大不同：“那是希望一般的废除旧条约，还没有考虑收回旅顺、大连等。关于香港、澳门也如此。尤其是澳门对中国说来，过去虽然没有割让的条约，但葡萄牙割据已五百年，它尽管居住；根据这一情况，如果中国想收回它，只需要一个连的兵力，就可立即收回。”第315页附二：同题异文与附一大体相同：“所说的是废除一般的旧条约，没有考虑收回旅顺、大连。香港、澳门也是这样。”笔者认为同题异文这种处理方式可以最大限度保留历史文献的原始性与真实性，便于学者进行文本研究，比每一篇都选择一个最优版本，然后在该版本基础上再做加工的“百衲本”的方式要好。

　　考辩注释及编辑体例

　　在考辨方面，编者也下了不少工夫。第一卷第98页的注释对孙中山一九O九年三月九日致Sweeho函的收信人作了考订，排除了收信人为何香凝说。因为“信中提及孙中山在曼谷（一九O八年十一至十二月）时会见过受信人，一九O八至一九O九年何香凝不可能在南洋。”第四卷《对改党之总理制为中央委员会制的说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原本在何香凝在忆述中，只说此事是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期间向大会提出的，而未说明日期。编者查遍孙在大会间的发言与讲话，只发现他二十五日在《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提到这个问题，而此件则从另一个角度对此作了说明。编者据此将日期酌定为二十五日。

　　又如第五卷第149页《特任古应芬职务令二件》（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三日）题注特别说明：二件与《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九十二页所载《特任古应芬职务令》（据谭延闿编《总理遗墨》第三辑影印原稿）相较，存在日期、文字与署名的差异，故重载之。以上这些细密的考订体现了编者的学术功力，是完全可以成立的。第一卷所收1897年孙中山在英国的著作的时间确定则参考了澳大利亚学者黄宇和的研究成果，这在相关各篇文献的注释中均一一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