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学堂的历史定位

辛亥革命网 2018-05-11 13:45 来源:文史拾遗 作者:刘泱泱 查看:

时务学堂创办至今已整整120周年了。历史充分证明,时务学堂在湖南以至全中国近代改革史、革命史、教育史上都作出了不可磨没的贡献,确是值得纪念和进一步研讨的。

  时务学堂创办至今已整整120周年了。历史充分证明,时务学堂在湖南以至全中国近代改革史、革命史、教育史上都作出了不可磨没的贡献,确是值得纪念和进一步研讨的。在此,我想就时务学堂的历史定位简单谈几点看法,供学者讨论参考。

  一、 时务学堂是湖南维新运动的核心机构和维新志士的大本营。

  120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以变法救亡为主旨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一次反对封建专制、宣传民主与变革的思想解放运动。湖南是当时全国维新运动中“最富朝气的一省”(史学家范文澜语)。其时湖南新政,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开厂矿、办报刊、兴学校、立学会,以及设保卫局和课吏馆等。开厂矿着眼于发展近代经济,并为推行新政筹集资金;办报刊主要是变法救亡和提倡民权的宣传鼓动;立学会旨在广泛团聚爱国、革新力量;保卫局和课吏馆涉及稳定改革环境和整顿培育官员;而兴学校则关系到人才的培养,既有现实的迫切性,更带有改革持续发展的长期性。蒋德钧在所拟《请设时务学堂公呈》中鲜明指出:“世变日深,需才孔亟;求才之用,立学为先。”谭嗣同亦强调:“变学校尤为正人心之始基,根本之根本”。。时务学堂不仅是培养改革和建设人才的基地,她的管理和教学人员便聚集了大量维新志士。试看时务学堂的职员和教习配置——董事会董事:熊希龄、王先谦、蒋德钧、李维翰、谭嗣同、黄自元、张祖同、陈海鹏、邹代钧。总理:熊希龄。管堂:陈奂奎、杨自超;副管堂:狄仲翰。中文总教习:梁启超;分教习:韩文举、叶觉迈、欧渠甲、唐才常、周大烈。西文总教习:李维格;分教习:王史。算学教习:许奎垣。这个班子显然汇聚了当时湖南社会各界的文化精英,而以维新志士为主干;虽也其中也包含少数后来明显属守旧绅士的王先谦、张祖同等,但他们当时在设厂矿、兴学校方面还是表现比较开明和积极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总、分教习中,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欧渠甲为广东人,李维格为江苏人;再加上主持省政主的巡抚陈宝箴为江西人,署按察使黄遵宪为广东人,学政江标、徐仁铸为均江苏人。这样,在湖南维新运动中,实际上汇聚了湘、粤、苏、赣4省的维新精英,他们在全国来说都是顶尖的人才,活动能量大,而时务学堂则成为他们在湘活动的大本营。湖南之所以能在短短三四年间,从原来“以守旧闭化名天下”(谭嗣同语)的省区,迅速转变为全国维新运动中“最富朝气的一省”,不是偶然的。

  二、 时务学堂卓著成效,创造了湖南和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奇迹。

  时务学堂从1897年11月29日正式开学,由于戊戌政变,维新运动失败,延到1898年11月17日改为求实书院,实际只存在了约1年的时间,先后录取的学生(含初选)也仅200余人。但是她的以新知新学培育人才的教学活动,她的师生在湖南其它各项新政以及往后历史发展中的作为,却卓著成效,不仅在当时推动了湖南维新运动的蓬勃发展,而且对往后湖南和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维新运动时期,时务学堂摒弃旧官学、书院、私塾的专习时文,严重脱离实,而强调中西兼学,大力宣传变法救亡、兴民权和求实学,如雷贯耳,振聋发聩,“为四方观听所系”,对开通全省风气起了极大的作用,促进了省城和各地新式学堂的纷纷建立和书院改革。仅据《湘报》报道,戊戌政变前,全省共有11所新式学堂建立,11所书院改章。时务学堂师生在湖南其它新政的推行中也起了组织和骨干的作用,如校董邹代钧任湖南矿务总局提调;熊希龄、蒋德钧、王先谦、张祖同、黄自元等发起创立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熊、蒋、王又呈请兴办省内内河行轮和争取粤汉铁路改道湖南,张还参与创立和丰火柴公司;谭嗣同、熊希龄等提议创立南学会,谭嗣同、邹代钧、李维格登坛讲学,他们还发起成立了湖南不缠足会、延年会等;教习唐才常先任《湘学报》和《湘报》主笔,时务学堂不少师生则成为这些报学刊的热心作者;蒋德钧、梁启超、李维格、谭嗣同、邹代钧、唐才常、熊希龄等兼任《湘报》董事,《湘报馆章程》并明确宣称:“本报与学堂、学会联为一气。”时务学堂在湖南维新运动中的核心地位是显而易见的。维新运动失败后,时务学堂宣传的变法救亡和民权平等思想历久弥新,其所培育的学生在相当长时间内活跃于近现代历史舞台,时务学堂师生在中国近代改革史、革命史和教育史上继续着发挥着重大作用。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核心成员多为时务学堂师生,失败后死难烈士,除唐外,尚有林圭、李炳寰、田邦璇、蔡钟浩等。梁启超、熊希龄此后积极投身立宪运动,或从事舆论宣传,或从事教育事业;民国成立后,熊曾任内阁总理,梁先后任司法部长和财政部长;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梁率先著文反对,支持蔡锷发动反袁护国起义。蔡锷原名艮寅,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更名锷,改习军事,成为清末民初著名的爱国民主将领:辛亥革命时,他在昆明发运动“重九”起义,光复云南,任都督;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又在云南发动护国起义,维护民主共和,成为“护国英雄”。范源濓清末民初主要献身教育事业,民国初年三任教育总长,又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创始人和首任校长。蔡钟沅亦投身教育事业,在长沙创办甲种工业学校和乙种工业学校,培养工业人才甚众,被称为“湖南工学系鼻祖”。杨树达历任北大、清华、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学院等校教授,并是著名古汉语语言文字学家,新中国建立后,被聘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还有杨树谷,他曾任任清末湖南公立法政学堂讲席。如此众多的时务学堂师生闪烁在湖南和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星空,而时务学堂存在不过1年时间,师生总数仅200余,不能不说一个罕见的奇迹。

  三、 时务学堂是湖南近代第一所学校,为湖南近代高等学学校的兴起作了早期的准备,也是现代湖南大学的前身之一。

  中国近代教育始于19世纪60年代初期(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除外),讲授外语和近代科技知识与政治理念的新式学校,初称为同文馆或方言馆,如1862年创立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创立的上海广方言馆;稍后则大都称为学堂,如1866年成立的福州船政学堂(初名“求是堂艺局”,下设前、后两学堂,前学堂学造船,后堂学驾驶),以及此后陆续成立的天津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广东陆师学堂、水师学堂,天津、上海电报学堂,湖北化学堂、矿学堂,天津军医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福州船政学堂可能是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称为“学堂”之始,这一通称一直延续了近半个世纪,至民国成立后的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宣告“以前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由于种种原因,湖南近代化的发端启动于甲午战争失败后的维新运动时期,较之沿海沿江先进省分晚了约30年。1897年成立的时务学堂,就是近代湖南第一所新式学堂。关于时务学堂的重要历史地位,梁启超曾有这样的评价:“国中学校之嚆矢,此其一也。”鉴于上述中国近代新式学校兴起的历程,此话不完全精确。但时务学堂作为湖南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则是确凿无疑的。

  时务学堂不仅是近代湖南第一所学堂,她后来演化为湖南高等学堂,并成为现代湖南大学在近代的源头和前身之一。湖南大学就象一条宽长的大河,除主干源头外,在流经地域又不断汇入众多支流水源,水流充沛,川流不息。具有千年历史的岳麓书院无疑是她最早的源头和前身;而历史进入近代,首先汇入这条大河的,则是时务学堂及其演化的湖南高等学堂。其后还有由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更名的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由湖南公立法政学堂演成的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由湖南商业教员讲习所更名为商业专科学校。1926年成立的湖南大学,就是在这些学校的基础上合并组建而成的。关于湖南大学的这些发展源流,我在30年前纪念岳麓书院成立1010周年时,曾写过一篇论文《岳麓书院与时务学堂》,后收入“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纪念文集”中,这里就不多重复了。

  四、 时务学堂的办学宗旨、校风学风和教学方法至今仍值得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借鉴。

  时务学堂作为新生事务,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初始性的种种历史局限,如基础设施简略,规模相对较小,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不尽完善,新旧斗争激烈、经历曲折,存在时间短等。梁启超后来曾回忆:“当时亦不知学堂当作何办法。”但是在当时国家面临严重民族危急的紧迫形势下,而且是在短暂时间内,却办得风生水起,朝气蓬勃,为举世注目。这是难能可贵的。剖析时务学堂的管理与教学,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特点:

  一是强烈的爱国情怀。时务学堂发起人蒋德钧等在《请设湖南时务学堂公呈》中说:“开民厂以造机器,设学堂以造人才,兴国保邦,莫急如此。”梁启超所拟《湖南时务学堂学约》10条,首一条即是“立志”。其中写道:“(来学者)当思国何以蹙,种何以弱,教何以微”,人人负担起保国、保种、保教的责任。并且训诫说:“学者若志在科第,则请从学究游;若志在衣食,则请由市侩之道。有一于此,不可教诲,愿共戒之!”教习课堂讲授,学生作课堂笔记、写读书札记,教习批卷答问,师生共同讨论,都紧紧围绕变法救亡这个宗旨,全学堂爱国、政治气氛甚浓。梁启超后来回忆说:“启超等之运动,益带政治的色彩……聘启超主讲席,唐才常等为助教。启超至,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辄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堂内空气日日激变。”(《清代学术概论》)

  二是良好的校风学风。《湖南时务学堂学约》10条,除首条“立志”外,依次还有“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各条。“养心”讲读书、任事都要专心致志,有定力。“治身”言“扫除积习,专务笃实,乃成大事”。“读书”强调中西兼学,“使学者于中国经史大义悉已通彻,根柢既植,然后以其余日肆力于西籍,夫如是而乃可谓之学”; 还提出:“今时局变异,外侮交迫,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通一国之书。”“穷理”主要讲要学用结合,刻苦钻研。“学文”讲文字功夫,“学者以觉天下为任,则文未能舍弃也”。“乐群”,主要讲合群,“他日合天下而讲之,是谓大群;今日合一堂而讲之,是谓小群……但相爱,毋相妒;但相敬,毋相慢;集众思,广众益”。“摄生”讲劳逸结合、生活有规律,注意养生和体操。“经世”强调将读书与治国理政结合起来,要“求治天下之理”、“求古人治天下之法”、“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并言:“今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远法安定(指北宋学者、教育家胡瑗,因其世居陕西路安定堡,人称安定先生)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与二三字共勉之。”“传教”则讲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于规章明确,而又管理严格,学堂内读书风气浓厚,师生感情融洽,学生亲密团结,一意追求实学,讲求经世致用、实事求是,校风、学风都臻于优良,这是十分可贵的。

  三是可资借鉴的教学方法。由于是初创的新生事物,时务学堂的教学尚没有现成的教材和规章制度可资遵循,只能在摸索中行进。后来梁启超回忆当时的情况是:“学科视今日殊简陋,除堂上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湖南时务学堂遣编〉序》这里包括以下举措:老师讲课不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研究心得和时事政治;学生于课堂听讲和作笔记外,还得按老师的布置选读课外读物并写札记;学生每人备札记册两本,每5日上交一次,交此册取回彼册;老师及时在学生札记册上作批答,并在发还札记时组织课堂讨论,师生共同交流;课堂设“待问匦”,学生在听课和读书中遇有问题,可写在待问格纸上投入匦内,待课堂讨论时老师一并作答;建立月考、季考制度,按成绩分列等第,优良者给奖,并将季考成绩刊布于《湘报》。这样,就保证了老师的教学质量,提高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和独立思考能力,还增进了师生间的互动与交流。这些都具有启示意义,可资当代办教育者特别高校教学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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