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辛亥北伐之湖北战区

　　一、辛亥革命及其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偏正结构词语，即辛亥年发生的革命。

　　“辛亥”是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法，本词中对应的时间跨度为1911年1月30日（辛亥年正月初一）至1912年2月17日（辛亥年腊月三十）。1911年10月10日（辛亥年八月十九），湖北武昌爆发的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引发全国响应。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腊月廿五），清帝宣布退位，从而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开创了中国的民主共和时代。

　　“革命”是本词的中心语。汉语中最早出现“革命”字样的是在《周易》第四十九卦革卦中，其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名言，唐代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对“汤武革命”作了注解，他说，商汤、周武王“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革命一词可理解为变更天命，改朝换代。[1]

　　据何广考证，民国初年即有以“辛亥革命”命名的书籍出版，其一为1912年6月，署名为渤海寿臣者出版了《辛亥革命始末记》一书；其二为同年廖少游（宇春）编辑（署名草莽余生）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2]

　　因此，一般而言，严格意义上的“辛亥革命”，或者说狭义的辛亥革命，就是指发生在辛亥年间的改朝换代。至于说广义的辛亥革命，则无论是从时间跨度上，还是在内容涵盖上，则要宽泛得多，有人甚至将其理解为整个中国的民主革命。

　　武昌首义无疑是成功的，它的时间节点一般认为是从打响第一枪开始，经由攻克湖广总督署，到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为止，史称武昌起义或武昌首义。辛亥革命无疑是成功的，它的时间节点应该是从武昌首义开始，经由阳夏战争、辛亥北伐、南北议和，到清帝退位。无论是武昌首义，还是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开创了中国的民主共和时代，都是值得庆祝的伟大胜利。

　　1912年4月，宋庆龄正在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攻读文学专业，当她得知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国，欢欣异常，立即满怀激情地撰写了一篇题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政论。宋庆龄凭着她的一腔青春洋溢的爱国热情和大学生富于新知的敏锐，高度赞扬和评价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和伟大意义。她认同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是“滑铁卢战役后最伟大的事件”；认为“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一业绩也标志着一个王朝的覆灭”；指出几个月以前，“无论怎么放任不羁地梦想也不可能想到会成立一个共和国”。辛亥革命结束帝制、推翻清朝统治和建立共和的丰功伟绩以及划时代的意义，已在这里得到了明晰而透彻的说明。[3]

　　1930年10月，国民党宣传部门发出的标语，有如下的表述：“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的复兴；辛亥革命是推翻满清创立民国的日子；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新纪元；辛亥革命是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纪念日。”

　　1936年10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国庆致辞中，特别提到辛亥革命成功的意义首先“在民族方面，就是推翻了满清，造成了五族的平等地位；第二，在民权方面，就是结束了四千多年的专制政体，造成人民为主体的共和国家” [4]。

　　2016年11月，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1911年，在孙中山先生领导和影响下，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取得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闸门，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11-11）。习近平对辛亥革命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指出，“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

　　从大清朝的覆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各方都比较节制，隆裕太后和载沣，袁世凯，孙中山和黄兴，最终共同找到了一条解决政治危机的途径，这就是妥协。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用妥协的方式解决重大的政治危机。因为三方的妥协，让大清朝和平落幕，接受新的共和制度安排。在此之前，中国一直在秦始皇的制度下生活，中央集权制，这套制度用什么办法解决政治危机呢？一共只有两种方式，或农民暴动，或宫廷政变，都是用暴力的方式。

　　辛亥革命最后不依靠暴力解决，而是各方妥协，隆裕太后做出的决定避免了数以百万计同胞的非正常死亡。袁世凯辛亥年的选择是正确的，不能因为他几年后称帝就否定他在辛亥年的选择。如果没有袁世凯，辛亥革命不知道还要牺牲多少人的无辜生命。

　　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以及同盟会与光复会的革命党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虽然他们的力量非常小，经常是从失败走向失败，但他们用勇气和牺牲换来了亚洲第一共和国。当他们掌握了南京政权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不顾一切举兵北伐到底，和袁世凯决一死战，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的北伐适可而止，愿意妥协，并交出南京政府，让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隆裕太后宣布退位。虽然三方都不是最满意，但三方都可以勉强接受，而普通的中国人却少牺牲了很多生命。此时此刻回望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孙中山与黄兴在一个几千年的官本位社会里，愿意放弃权力，鞠躬下野，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如果要真正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相信史实，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真实是历史的生命。中国的历史不是某些英雄、伟人和统治者创造的，是所有中国人共同创造的 [5]。

　　二、辛亥北伐之湖北战区始末

　　1911年12月至1912年2月，孙中山和湖北军政府在与清方交涉停战议和的同时，积极组织力量进行北伐，以图用武力战胜袁世凯的北洋军，攻克北京，推翻清廷。

　　（一）湖北军政府吁请援军及各省增援湖北

　　论及1911年至1912年之交的‘北伐’，必须先从湖北军政府吁请各省援鄂说起。1911年11月，面对北军的威压，湖北军政府向各易帜独立省份发出请援通电：“连日汉阳剧战，因我军力单薄，半系新募之兵，不能支持，只得退保武昌。窃思武昌关系中国全局，武汉危，即全局难保。元洪当督率将士，誓以死守，以维大局。惟敌人以全力争武汉，同胞必以全力援助，方能取胜，务恳诸大都督，迅速调拨老练之兵，携带枪弹并机关枪新式快炮，星夜来鄂援助，或另分兵他出，以牵敌势，统希裁夺施行，并祈示复”！请援电发出后，几日内收到复电不少，计有：湖南谭延闿、九江马毓宝、南昌彭程万、镇江林述庆、上海陈其美、浙江汤寿潜、清江浦蒋雁行、全州赵恒惕、蒙古赵复轩、海丰黄钟英、桂林沈秉堃、广东胡汉民、云南蔡锷、贵州杨荩臣等。离汉赴沪的黄兴，仍对湖北战事念念在兹，他在南京光复后，立即致电黎元洪：“武昌黎都督：南京光复，联军克日来援。黄兴。文”。 [6]

　　其时声称援鄂的省区不少，实际派兵来援的，就有湖南、广西、江西和安徽、江苏、贵州等省。湘军援鄂，最先抵达武汉，人数也比其他各省援军为多。湘军曾参加汉阳保卫战，此后，在汉阳失陷、武昌危急之际，湖南又派出一个协。各地派出的都是其省内的最强劲旅。例如湖南军务部便派出了自己的战略总预备队，即“兵经训练，官长多有学识，器械最新，治军亦有法，故为湘省各军之冠”的独立混成第二协，这支部队是原新军第五十标扩编而成，他们在湖南的战斗中战功卓著。由协统梅馨、第一标标统姚宏陶、第二标标统田镇藩、第十五标标统杨万贵率领，编入湘桂联军。梅部1911年12月5日自长沙乘船出发，抵武昌上游金口，后过江驻扎大小军山。湘桂联军在日后与北洋军对决的黄孝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7]

　　继湖南之后派军队援鄂的是广西。援鄂桂军，先以混成协为主力，加入学生军北伐敢死队，共约三千人，由协统赵恒惕率领，桂军参谋耿毅随行。耿原为同盟会广西主盟人，故军中革命空气较浓。11月5日（辛亥九月十五日）桂军从桂林出发，后来汇同湘军组成湘桂联军，继而被编为左翼军，又改称北伐第三军，沈秉堃任总司令官，耿毅为参谋长。据耿毅回忆，桂军被指定由金口渡江，经黄陵矶到蔡甸，直捣汉口、汉阳北洋军后路。当地人民踊跃支援，集中了大小渔船，三千人六个小时即全部渡毕。当地百姓还准备了猪牛肉馒头犒劳。桂军要付钱，百姓们都说：你们不辞劳苦，远道援鄂，些须小意思，还能收你们的钱么？由此可见当时军民间和主客间的关系是很融洽的。1912年1月初，桂军到达蔡甸，不见清军踪迹。耿毅连夜到汉阳侦察，当地老百姓说：黎都督与袁世凯讲和，清军已撤到孝感。桂军开到东山——毛陈渡一带，闻前面有清军驻扎，正拟乘夜渡河袭击，而清军已事先退却。桂军推进到孝感，清军又向广水退去。因为湘军一标是先锋军，桂军耿毅他们是预备队，所以耿毅说没有看见清军。广西援鄂部队另有一支，由广西都督沈秉堃率领。沈秉堃先派赵恒惕出兵，自己则带少数卫队继行。1912年1月6日沈部到达湖北金口，黎元洪特派水师统领赵钧腾前往慰劳。沈经长沙时，湖南都督谭延闿电告黎元洪，推举沈秉堃为湘桂联军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