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济民，孙中山“天下为公”博爱思想的践行者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蔡济民，孙中山“天下为公”博爱思想的践行者

　　 一、孙中山思想的根基是“天下为公”的博爱仁学

　　（一）中国新闻网的一则报道

　 　 2016年8月24日中国新闻网发布了一则新闻，《两岸大学生寻访南京中山陵 感叹最缺孙中山先生“博爱”精神”》。36名来自台湾的年轻大学生与南京大学生一同，追随孙中山先生的足迹，重温孙中山先生的“博爱”精神。“现代年轻人最缺乏的就是‘博爱’，大家都太自我。”来自台湾大学的一位大二学生，是第一次来大陆参加交流活动。她在参观孙中山史料过程中，看到当初孙中山先生为国为民的种种，更感叹年轻一代应放宽眼界。对于这样的两岸青年学生交流活动，台湾方面的带队团长认为非常有价值，“孙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联合海内外力量，推翻满清统治，统一中华民族，他的一生体现了中华文化最为推崇的大智、大仁、大勇精神。令人遗憾的是，台湾这一代年轻人对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博爱’精神已不是很熟悉。”

　　（二）天下为公与三民主义

　　 孙中山精神的核心是“天下为公”，这成为辛亥革命的精神纲领。这是继承孙中山先生最重要的精神之一。1924年，孙中山在题为《三民主义》的著名演说中，曾谈到“真正的三民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孔子向往的“大同”世界，即是指《礼记》一书中《礼运》篇所描述的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天下为公”的“公”字，按照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解释，即是“共”的意思。“天下为公”，也即天下是全天下人共有的天下。孙中山所题写的“天下为公”蕴含着更深、更广的内容。他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孙中山政治道德的终极目标是倚靠中国固有的道德和平实现世界大同之治（李昌娟，孙中山政治伦理思想研究，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硕士学位论文，2015）。

　　孙中山一生曾以苍劲的笔力写过许多题词条幅和遗墨，根据刘望龄在其《孙中山题词汇编》一书的统计，总数计983件。内中题词条幅有469件，遗墨314件。在这些题词遗墨中，同一内容书写最多的就是“博爱”二字，共有64件。再对照尚明轩主编的新版《孙中山全集》第十三卷“题词遗墨”中，有相近的4件，以及字异义同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天下”“世界大同”“共进大公”等36件。计算在内，总数达143件，占孙中山题词总数的三分之一。可见其对“博爱”是何等的重视！（尚明轩，孙中山先生的博爱观，团结报，见：辛亥革命网 2016-11-10 ） 他经常题写“天下为公”四字赠人，告诫革命党人为此理想而奋斗。为了实现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孙中山身体力行，真正做到了大公无私。他为了救国救民，甘愿冒着生命危险，自觉投身革命，长期被迫流亡海外。他长期为革命而奔走，也曾筹集数以万计的经费，他自己没留分文，全部用于革命事业。

　　（三）博爱是孙中山政治学说的核心思想

　　“博爱”是孙中山政治学说的一个核心思想，他曾说：“救世、救人、救国三者，其性质皆为博爱。” 他还有一句话概括得更简洁：“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他把“博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视为理想的最高境界和追求的最远目标。孙中山认为，“博爱”是“人类宝筏，政治极则”，是“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思想。” 因此，他不遗余力地宣传“博爱”思想。

　　孙中山特别崇尚博爱精神，认为自由、平等、博爱是人道主义的精髓，应与三民主义一起倡行。他认为“博爱仁者，为公爱而非私爱”，“能博爱，即能谓仁”。“仁”包括救世、救国、救人三种。他鞠躬尽瘁，一生实践对“仁”的追求。

　　孙中山天下为公的博爱精神，体现在他的一生言行中，他是博爱精神的模范实践者。他的政治主张无不体现了博爱精神。他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下层贫苦百姓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他倡导人权，改良社会，发展慈善事业，救百姓于水火之中；他提倡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要有为四万万同胞牺牲自己的精神；他特别关注、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享有“东方民族解放之父”和“世界被压迫民族、世界被压迫阶级的救主”的美誉。

　　（四）“中西合璧”是孙中山博爱思想的渊源

　　孙中山伦理思想具有中西合璧的特征，其实质是力图用西方伦理思想改造中国固有的伦理纲目，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用西方的“博爱”说去改造传统“仁爱”观，从而形成了他的博爱仁学。孙中山博爱仁学的思想基础是他的利人观，也是他“天下为公”思想的具体表现。其博爱仁学赋予了博爱更深厚更丰富的内容。

　　“中西合璧”是当今学者对孙中山博爱思想渊源的高度概括。孙中山博爱思想渊源是多渠道、多层次的，除深受基督教博爱思想、西方人道主义、法国大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口号影响之外，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仁爱”思想亦是孙中山博爱思想的重要来源，这在孙中山思想中有深刻反映。孙中山在吸收中西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独特内涵的博爱思想；严昌洪、尚明轩等将孙中山的博爱观概括为：博爱是一种人生权利，享受博爱的幸福是一种天赋人权；博爱是一种好的道德观念，应用实际行动去践行这种救国之仁的新道德；博爱是“公爱”而非“私爱”；民生主义是“广义的博爱”……真正理想的世界是“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严昌洪，从救世、救人到救国——孙中山博爱观初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3,4；尚明轩，孙中山先生的博爱观，团结报，见：辛亥革命网 2016-11-10 ）。 “自由、平等、博爱”在孙中山的文化观中处于核心地位，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孙中山在接受最具西化特色的自由平等观时，否定了西方的个人本位的倾向，而因袭了儒家传统的家国至上的观念，改造成国家本位的自由平等观。孙中山的“博爱”作为人道主义真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他社会救济思想形成的因素之一。博爱思想作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他的政治理论的基石所在。而以民为本的博爱观正是孙中山社会救助思想的鲜明特点之一。而且，孙中山的政治观念、政治思想、政策路线，均源于他的博爱观。孙中山的博爱思想还体现了孙中山个人品质方面的魅力。从救世、救人到救国的博爱观是孙中山思想的升华、行动的进步，体现了他热爱祖国和人民的赤子情怀。这种博爱胸怀既表现在他的为政清廉、不以权谋私上，又表现在他对民众疾苦的关心及对同志、下属的关怀上。孙中山正是本着天下为公、博爱的情怀，努力迈向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