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天命论(4)

　　其中“赤帝子”用的是刘邦的典故。《史记·高祖本纪》:“高祖被酒, 夜径泽中……前有大蛇当径……拔剑击斩蛇。……后人来至蛇所, 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吾子, 白帝子也, 化为蛇, 当道, 今为赤帝子斩之, 故哭。'”此时刘邦还在做亭长, 斩蛇之事是他的“天命预兆”。太炎用此典故, 意谓孙中山注定将像刘邦推翻秦朝一样推翻清朝。“民辟”, 即民之君, 此句意谓孙中山将超越郑成功和洪秀全的抗清成就, 最终成为国民的“总统”。此处“总统”两字, 非笔者杜撰。盖《苏报》案尚未判决之时, 太炎在狱中致信孙中山, 开头即曰“总统钧鉴”。

　　秦力山的序, 大意谓现在又到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年代。自己多年来留心天下人物, “阅人多矣”, 见过康有为, 也见过南部各省的草泽英雄, 但没有见到什么“奇虬巨鲸大珠空青”,即天赋异禀可以担当大任的人。只有孙中山一人, 在举国醉生梦死之时, “不惜其头颅性命, 虎啸于东南重立之都会广州府”, “图祖国之光复, 担人种之竞争, 且欲发现人权公理于东洋专制世界, 得非天诱其衷, 天锡之勇乎?”秦力山的意思是, 自己多年来也像李靖一样, 在寻找一个受上天垂青, 能够结束中国乱局的“真人”, 其中只有孙中山与众不同, 像是得到上天启发和赐福之人。秦序所用“虎啸”一词, 亦见于《虬髯客传》。

　　因此, 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章士钊译本中“具有中国传统的天命预兆的孙中山”形象,首先是由孙中山自己塑造的, 然后又经章太炎、秦力山推波助澜。

　　六、天命论的批判

　　为了推动革命, 孙中山借用了天命论对于群众心理的影响。而他的对手同样可以利用天命论来反对革命。1908年9月, 革命派的《中兴日报》和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在新加坡展开论战。《南洋总汇报》记者唐璆 (笔名平实) 以天命论为依据认为革命不可强行推动, 孙中山以“南洋小学生”为笔名亲自撰文予以批驳。

　　唐璆的观点是, “欲实行革命而受其成功,必逢可以革命之时势, 与革命之人物”。在他看来, 革命需要两个条件, 首先是时势可为,即人民归心;其次革命之人物必须是汤、武、华盛顿那样的大圣人大英雄。既然革命派不具备这两个条件, 就不该强行推动革命。

　　唐璆和孙中山一样把汤武的事迹作为革命原型。而经典中所记载的汤武革命的正当性是以天命论为依据的, 一旦把汤武作为革命原型, 则或多或少要把革命放在天命论的框架中考虑。唐璆对传统的天命论有所改良, 搁置了天的神圣性问题, 将天命解释为自然:

　　天命非自然乎?孟子曰:“尧荐舜于天, 舜荐禹于天。”夫尧让舜, 舜让禹, 人事也, 而孟子曰荐于天者, 以舜禹之德, 民心归之, 实天命之自然。

　　而天命之自然又与时势、与民心所向同一:

　　时势者, 自然也。圣人英雄者, 善应时势者也。革命者, 时势自然之所趋, 圣人英雄顺时势之自然, 起而应之者也。所谓自然者何哉?即人民大多数之所趋。如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 非尽汤之力也, 人民归心也。八百诸侯不期而会, 非武之力为之也, 天下归心也。

　　因此天命是自然, 是时势, 是民心所向, 亦即人民大多数之所趋;而汤武革命的成功, 就在于他们顺应了“时势之自然”。如果说革命派要把孙中山塑造成具有“天命预兆”的人物, 从而影响群众心理, 唐璆的文章是想说明具有“天命预兆”的圣人英雄尚未出现, 革命的时势尚未形成。

　　孙中山亲自撰文参与论战的次数很少, 唐璆也不是一个重要对手, 他出手反驳唐璆, 应该是意识到了论题的重要性。孙中山一向把汤武征伐当作革命原型, 对于汤武革命叙事中的“圣人”“顺天”“应人”等要素, 他是认同的。而现在唐璆利用同样的故事, 却得出了不可革命的结论, 这就迫使孙中山对该叙事进行一番检讨。

　　首先, 他认为有必要将“天”和“人”加以区分。唐璆把时势等同于自然, 是“特错大错”的。“夫时势者, 人事之变迁也, 自然者, 天理之一定也。”天就是自然, 自然界的运行, 有其客观的规律, 非人力所能干预。而时势之为人事, 则是人可以干预的。以成汤革命为例:

　　夫汤之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 为人民之归心也。而人民何以归心于汤?以夏桀之残暴也。而夏桀之残暴, 非自然也;夏桀可以残暴, 亦可以仁圣, 倘使桀能承其祖德, 如大禹之为仁圣, 则人民必仍归心于桀,而不归心于汤矣。

　　由此可见, 夏末的革命时势, 是由桀的残暴引起的, 属于“人”的领域, 不属于“天”的领域。正如当前的革命时势, 是由于满清的无能与专制引起的, 不是自然的产物。时势既为人事之变迁, 也可以由人力来营造。通过时势与自然的区分, 孙中山搁置了汤武革命的叙事中“顺乎天”的成分, 而突出了“应乎人”的成分。

　　其次, 孙中山又将“汤武”对于革命的作用作了新的解释。唐璆的意思是, 汤武这样的人物不出现, 革命是无望的。孙中山则认为, “革命者, 大圣人、大英雄能为, 常人亦能为”。以南洋为例, 数年前华侨还只知道捐功名以报国, 经过革命派的宣传, 现在大多在谈论革命了。可见革命派中即使没有“汤武”, 也能推进革命时势的形成。

　　第三, 孙中山认为不能把政治革命的时机归于命运、“天数”, 而应该尽快唤醒民众, 推翻清朝。唐璆将汤武革命理解为“自然”发生, 实际上否定了汤武发动革命的主观努力, 其目的是要人民“委心任运”, 接受满人的统治。既然时势即为民心所向, 唐璆怎么知道人民不想推翻清朝?满人入据中原本来就不是“天命之自然”, 而内地的民心也已倾向革命。因此不能继续委心任运、无所作为了。

　　在这场辩论中, 孙中山对于汤武革命叙事中所蕴含的天命论进行了深入检讨, 批判了其中关于圣人、天数的理论成分, 只保留了有关民心所向与统治者的道德影响革命时势的理论, 目的是要说明在缺少“大圣人、大英雄”的情况下进行革命的正当性与可行性。

　　七、天命论的改造

　　1908年的这次批判只是针对特定对象的一次笔战, 孙中山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汤武革命的叙事。在1923年的一次演讲中, 孙中山还在表扬汤武革命给人民带来了幸福, 是“顺乎天应乎人”。问题在于, 汤武革命的“顺乎天”, 如果不是顺乎天命、顺乎自然、顺乎天数的意思, 那究竟是什么意思?从政治理论的角度考虑, 如果缺少了“顺乎天”这个要素, 汤武革命的意义是不完整的。孙中山敏锐地抓住了“世界潮流”这一概念, 用来取代天命与天数在传统的革命叙事中的地位。根据汤武革命的天命论叙事, 汤武是连接天命与人心的必要环节;根据孙中山的政治理论, 先知先觉者是连接世界潮流与人心所向的必要环节。用世界潮流、先知先觉、人心所向所构建的革命叙事, 保留了天命论的基本结构, 可以说是世俗化的天命论, 是天命论的现代改造。

　　孙中山认为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 “因为各代时势的潮流不同”, 政权的性质也依次由神权、君权进化到民权。“在神权时代, 非用神权不可, 在君权时代, 非用君权不可。”而“现在世界潮流到了民权时代”, 那就非用民权不可。民权的世界潮流是无论如何也阻挡不了的, 革命者必须顺应潮流。根据赵兵的研究, 世界潮流观念是清末民初知识界一种特有的世界想象, 是传统的运会观念与现代的文明进步观念杂糅的产物。在汤武革命的叙事中, 天命不可违抗, 正如在现代革命中, 民权的潮流不可违抗一样。天命是通过民心来表示的, 潮流也同样是千万人心之所向, 盖“一国之趋势, 为万众之心理所造成, 若其势已成, 则断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所可转移也”。

　　世界潮流不是人人都能知觉的, 革命领袖是最先知觉到潮流的人, 所以是先知先觉者, 其作用就是把他们所感觉到的世界潮流提炼为主义, 领导人民去实行:

　　夫事有顺乎天理, 应乎人情, 适乎世界之潮流, 合乎人群之需要, 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 则断无不成者也, 此古今之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

　　孙中山把人群分为三个类型, 即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他自己的定位是先知先觉, 而“三民主义”是他根据世界潮流所提炼的主义。按照孙中山对于人类文明的阶段划分, 汤武时代属于不知而行的时代, 现代则是知而后行的时代。汤武争取人心的方法是, “用七十里和百里的地盘做根本, 造成良政府, 让全国人民都佩服”。在知而后行的现代,争取中国人心的方法就是把先知先觉者 (即孙中山本人) 的“三民主义”, 由一群后知后觉者 (即国民党的干部) , 去向广大的不知不觉者 (即普通群众) 宣传鼓吹, 使万众信奉同一个主义。在汤武革命的叙事中, 汤武由于接受了天命、顺应了天意而得到人民的归心, 在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中, 他本人因为对于世界潮流的先知先觉而受到 (或理应受到) 人民的信奉。

　　在孙中山看来, 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要大于华盛顿、拿破仑对美法革命的贡献。因为“华拿二人之于美法之革命, 皆非原动者”,二人崛起之时, 革命风潮已起, 他们只是因利乘便被推到了领袖地位。而他本人则是中国革命的原动者, 从1885年他鼓吹革命开始, 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为止的20年间, 中国革命几乎是他“一人之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他才自豪地声称, 如果没有他, 中国的发展有可能被推迟六百年。

　　孙中在《建国方略·自序》中, 对于自己领导辛亥革命的经历作了如下概括:

　　吾志所向, 一往无前, 愈挫愈奋, 再接再厉, 用能鼓动风潮, 造成时势;卒赖全国人心之倾向, 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覆专制, 创建共和。

　　在这段自述中, 他本人就是汤武的现代化身, 即先知先觉者;“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就是他对世界潮流的知觉与顺应, 是现代版的“顺天”;“全国人心之倾向, 仁人志士之赞襄”, 就是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响应, 是他的“应人”。因此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可以说是现代版的汤武革命, 而汤武革命叙事的天命论背景, 则被改造成了由先知先觉、世界潮流、人心所向等要素组成的现代政治理论。

　　结论

　　孙中山与天命论的关系可以分为革命实践与政治理论两个层面。在革命实践的层面上, 孙中山对于天命论主要加以策略性地利用。他对于国民心理有深刻的观察, 深知帝王思想在当时根深蒂固。革命者中有帝王思想:“当我提倡革命之初, 来赞成革命的人, 十人之中, 差不多有六、七人是有一种帝王思想的”;军阀更有帝王思想:“南方的陈炯明是想做皇帝的, 北方的曹锟也是想做皇帝的, 广西的陆荣廷是不是想做皇帝呢?此外还更不知有多少人, 都是想做皇帝的。”而普通百姓, 也希望有个皇帝:

　　我们有时到乡下去, 高年父老都向我们说:“现在真命天子不出, 中国决不能太平。”要是中国统计学发达,将真正民意综起来分析一下, 一定复辟的人占三万万九千万多。

　　帝王思想总是和天命观念连在一起的。孙中山用“天命无常”作口号, 使用“天运”纪年, 巧妙地暗示自己具有“天命预兆”, 都是为了团结更多的革命力量而使用的策略。他本人对于帝王思想一向是加以严厉批判的:“凡是革命的人, 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清末民初的各派政治力量对于天命论都有所借重。从“革命”一词在近代中国被传播和使用的历史来看, 内地的激进知识分子比孙中山更早、更大胆地采纳了这个获得了新意的旧词。孙中山由此更为清晰地体会到天命论在思想和政治领域的潜在力量, 从而更加大胆地加以利用。

　　在政治理论的层面上, 孙中山以汤武革命的叙事为中心, 对于传统的天命论进行了批判和改造。扬弃了其中天意天数与圣人天子的环节, 代之以世界潮流与先知先觉, 并基本保留了民心所向在革命叙事中的原有地位和内涵。孙中山的政治理论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世界潮流、先知先觉、民心所向等概念组成了一个有关现代中国革命进程的小结构, 而这个小结构就是汤武革命之天命论叙事的世俗化版本, 也可以说是孙中山对于传统政治思想资源的一个创造性转换。

　　作者：叶斌,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