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礼培与湖湘文化

辛亥革命网 2018-05-25 13:58 来源:文史拾遗 作者:易新农 查看:

古代湘乡文化是湖湘文化的承传者,又是发扬光大者。从王礼培身上可以看到湖湘文化乃至湘乡文化的精神实质。

  一、王礼培家世与生平

  王礼培(1864-1943),字佩初。生于清同治三年,出身世家望族。世居湘乡后峰石磁上。祖父王勋、叔祖王錱都是湘军将领。王勋,字人树,很早就协助王錱征剿郴、桂等地土寇,并长期为曾国藩负责湘军营务处。曾国藩、左宗棠日记及书信多有记载与王勋商讨征伐太平军战事。叔祖王錱更是赫赫有名的湘军创始人之一,对中国近代历史走向产生过重大影响。王錱,字璞山。早在曾国藩奉旨办团练之前三年,王錱即已在湘乡创办团练。他本是个秀才,见到各地盗贼蜂起,即上书知县举办团练保境。后与他的老师罗泽南所率团练共同防太平军攻湘乡。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奉清廷令训练团练,王錱所部一起参加训练,是为湘军之始。因与曾国藩意见不合,脱离曾国藩统率,自成系统。王錱所建湘勇称“老湘营”,纪律严明,严令士兵在军中不能积累钱财,不准酗酒、赌博,不准扰民,每月将铜银径寄家属,取得回条交给本人。又严加训练,并教士兵读书。白天征战、训练,晚间宿营时教士兵读书明理,书声琅琅,不知者疑为私塾。“老湘营”作为一支劲旅,先是在湖南境内及两广交界处扫荡各地土寇及太平军徒党,确保湖南境内平安,并为曾国藩征战解除后顾之忧。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丁父忧在家终制。王錱受命出兵江西,数月间大捷十二次,乐安一战以五百人击败太平军一万人。太平军称他为“王老虎”,传言“出队莫逢王老虎”。此时王錱已感染热疾,带病连续作战,病段于军中,时年三十三岁。清廷以二品典恤,溢壮武,在江西、两湖三省建专祠。

  王錱非一般领兵打仗的武夫,实乃治军治国经世之才。湘军将领包括王錱、曾国荃等都是罗泽南的弟子,都是以“宋儒之学治兵,以兵卫民”。曾国藩之所以能战胜太平军,亦是在于湘军是一支有文化、有理想的军队。太平军到处破坏传统文化,凡孔孟诸子之书一概烧毁,湘军则以保卫传统文化、护卫固有风教为号召。国学大师钱基博撰《近百年湖南学风》,详论湘军之事业,除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等详论外,王錱亦有专章论述。钱基博以“学风”二字说明湘军之成就大事业者,实关乎治心之学,关乎传统文化。另一国学大师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亦有相同论述。当时风行一句话:“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湘乡。”可见湘乡威名之盛。这是我们湘乡人应引以为自豪,也是今天我们湘乡人应继承发扬之文化精神。

  曾国藩在剿灭太平军后,即将湘军解散。但王錱所建“老湘营”仍保留下来,左宗棠收复新疆,所用的就是这支部队。大将刘锦棠就是王錱属下。王礼培的叔祖王开仍、父王诗白、叔父王诗正均随左宗棠征战,在收复迪化(乌鲁木齐)等城中立下战功。左宗棠收复新疆,定新疆为行省,为中国建立不朽功业。清光绪十年(1884)法军侵人台湾,王诗正又奉左宗棠之命,率“老湘营”乘渔船冒险渡台湾海峡,躲过法军截击,在台湾基隆登陆,在督守台湾的刘传铭指挥下,同台湾军民共抗法军,苦战数月,最终取得胜利。次年台湾建省。这是我们湘乡先人为保卫祖国领土统一而建立的又一功勋。今天我们去台湾旅游,所品尝台湾小食“面煎饼”,就是王诗正所率“老湘营”传过去的。

  出身在这样一个显赫家族的王礼培自幼饱读诗书,又随祖父王勋到长沙求学,受业于王先谦、吴大溦等众多名师。光绪十九年(1893)应乡试中举。1894年甲午之战,中国战败,割地赔款,上京应试的士子们群情激昂,疾呼救国,这就是乙未年发生的公车上书事件,王礼培积极参与这一活动。湖南文俊铎为首呈文,王礼培列名第六。1905年王礼培出任湘乡中学堂第一任监督(校长)。1906年王礼培与革命先烈禹之谟发起了湘乡有名的抗捐学潮。当时湘乡实行食盐附加学捐,但学捐并未用于办学,向来由贪官及地方劣绅共同分赃。6月30日,禹、王率领学生至县衙门请愿,要求追回赃款,惩办贪污犯。知县陶福曾恐事态扩大,当众表态所追赃款移作教育经费。待学生散去后,即密报湖南巡抚庞鸿书,要求逮捕禹之谟等人。清廷因禹之谟的革命活动,早已对他严加监视。禹之谟亦早已感到危险气氛,但他并未逃避,只是告诉王礼培速离长沙。王礼培随即逃亡日本,禹之谟则被清廷逮捕,英勇就义。王礼培到日本后人帝国大学学法政。留日期间他加人了同盟会,并得到孙中山先生赠送的八寸大照片,上书“礼培同志存,孙文”。辛亥革命后,王礼培因感政局较乱,决心不入仕途,不担任任何官职,潜心读书、写诗,一心投人藏书事业。只在1933—1936年任职船山学社董事长。在他主政船山学社四年期间,是学社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后因日寇人侵,长沙“文夕大火”(1938.11.8.),船山学社随着一把大火而终结。王礼培晚年还参与协管乡中土桥学校,他始终热心教育事业。

  二、王礼培是湖湘文化的优秀传人

  古代湘乡文化是湖湘文化的承传者,又是发扬光大者。南宋著名学者彪居正是湘乡人,曾国藩为代表的一大批湘军将领也都出自湘乡,他们都各有著述传世。湖湘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楚国的屈原,北宋理学大家周敦颐(道州人)首开湖湘文化,南宋彪居正出任岳麓书院山长,渐次使岳麓书院成为湖湘文化的大本营。明末清初王夫之,世称船山先生,更是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王礼培早年求学之地思贤讲舍,即是为张扬王船山之学为己任,后改名船山学社。王礼培对王船山崇敬有加,曾作诗赞颂:“艰贞船山翁,挺立天人希。”后来他任船山学社董事长,以承传船山思想精神自勉:“大道久沦夷,六经谁贯穿。天遣公不死,留与开生面。……天不丧斯文,后死岂敢倦。”从王礼培身上可以看到湖湘文化乃至湘乡文化的精神实质。

  (一)忧国忧民精神 王礼培诗作继承了自屈原、杜甫以来哀民生之多艰,为民请命的传统。如1924年春夏间,华北由亢旱转至水灾引发永定河等溃堤决口,同时东南五七省洪水为灾。1931年长江中下游豪雨成灾。他“目击心怵”赋诗极言民间疾苦。“角声随处起,官税近秋忙。灾祲窥人事,烦冤叫大荒。”天灾之后又有重赋,连年战祸,民不聊生。在《劫后》《武昌战后》等诗中慨叹“连村三月火,吟望肺肝摧”。“鸣鞭落日石壕村,不见人烟见烧痕”,“旧鬼无家新鬼哭”。王礼培最为反映民生疾苦、为民请命的诗作乃《续舂陵行》。此诗直接继承中唐诗人元结的名诗《舂陵行》。元结此诗叙述了赋税繁杂、官吏严刑催逼的情况,百姓迭经战乱、困苦不堪的处境。王礼培所作也是中国传统文人忧国忧民思想的延续。他在诗序中说:“昔元漫郎伤天宝兵乱,作《舂陵行》。自丁卯戊辰之间湘粤接壤,兵匪混杂,余甚哀夫民生之日蹙也,依韵继作以实其事。”其诗曰“……我续舂陵行,我病民瘾疲。少壮填沟壑,宁计衰与羸。妇孺横刀俎,宁论骨与皮。……奈何扑鞭猛,一一背仁慈。贼去兵如栉,民胡以为生。……寅年征卯粮,杂税无休时”。此外,他还写有《和东坡吴中田妇叹用贾收韵》,揭露“以丰年为苦的社会现实”。“耕夫无钱换粒米,官饥要钱民更饥”。并自注:“昔司马温公云:百姓有米官不要,百姓无钱官必要钱。东坡云:诛取多则丰凶皆病。民因以丰年为苦者。”在另一首诗题中他愤怒谴责官府借口救国横征暴敛:‘旧本既夺吾辽东三省之地,遂进取热河,旧京震动,听客所为,卒为城下之盟,而借口救国征敛日急,沿户苛派,莫之敢洁,小雅怨诽之作所由此也。”诗日:“大官星火催符令,小官鞭答驱坑阱。……自来亡国术亦多,南宋金元事若何。”

  (二)爱国情怀

  王礼培生活于晚清民国时期,先是外强人侵,清廷崩溃。民国继起,日寇步步入侵,又是内战纷扰,民不聊生。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其爱国情怀深植内心。1894年的甲午之战一直是国人心中之痛。1924年他北上搜书路过天津,在一诗中题记:“甲午辽东之役,余客天津,甲子重来,则壮而衰,衰而老矣,得诗四首。”其二日:“三十余年重到此,梦魂犹是说防楼。”1928年日本在山东制造济南惨案,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都有诗作,声讨日寇之猖狂入侵,谴责中国政府之无能抵抗,鼓励军人英勇杀敌。1933年他的两个儿子回湘乡过年,他在一诗序中说:“外犯凭陵,侵入腹地,吾家两世握给兵符,徒读父书,穷簷聚首,纬之恤其谓之何!”“纬之恤”语出《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谓寡妇不忧其织事,而忧国家之危亡。王家两世带兵作战,而今外犯凭陵,家国俱危,他写此诗表达忧国情怀并对子孙后代寄予期冀。

  王礼培藏书中有《日本环海险要图志》一部,清王肇鋐著,此书手稿厚达1408页,未曾刊印。王礼培从其家人手中购得此书。对这部书的重要性,王礼培在此书题跋中阐述得非常清楚:“旧本为环海之国,凡四国、九州本土,均有连属之处。得其门则攻守之势易,失其门则攻守之势难,是在后之读者用心焉耳。”他把此书一直带在身边,并欲予以刊印。他在所写跋中说:“有效力日本者,欲得之,吠以重利,予笑置之。”在另一跋中又说:“是书携行人箧中,为骨董商嘉滕所见,欲以重金取之,未许也。”嘉滕应为日人,可见日本人对此书的重视。王礼培的友人徐崇立、黎承福在他们所写之跋中亦极为重视此书。因此书对日本环海全岸形势、风信、潮流、经纬度表、岛屿之大小位置、航路等都有详尽记载。中日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抗战,及大规模中日战争爆发之前,著书者王肇鋐,藏书者王礼培均卓识远见,预见中日之间必将有一场生死决战,并希望为国家尽一位书生的绵薄贡献。不幸的是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受到当局者足够的重视。此书稿幸存于世,现藏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近年在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中,有学者据此书说明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此书所列日本主权岛屿很详细,但没有钓鱼岛、黄尾岛、赤尾屿各岛。此书日本各岛之经纬度是据日本政府水路局测绘的,并送交清廷总理衙门。其中岛屿经纬度还有英国官方测绘的。日本和其他国家当时都承认琉球群岛不包括钓鱼岛,同时也说明钓鱼岛等岛屿主权属于中国。这在当时是中日两国政府共同确认的。王礼培珍藏此书深深表达了他的爱国情怀。

  (三)维护保存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四”时期曾一度受到冲击,但在民国时期像王礼培辈的传统文人,乃至“五四”时期推动新文化运动的胡适等学者文人仍在努力维护这一文化传统,他们以自己的诗文著述极力维护和丰富这一文化传统。王礼培在主政船山学社时遵循船山学社“倡明国学,扶栩风教”的宗旨,“提倡正学,以道义相磨”。所作诗文、讲演也无一不与维护这一文化的传承相关。在他和学社同人的共同努力下,此一时期船山学社所出学报期刊大增,并举办演讲、季课等学术活动,成绩斐然,是为船山学社最为鼎盛时期。他之所以尽毕生精力致力于藏书事业,亦是为维护保存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而做努力。从他所藏珍稀古籍中所写的诸多题跋,就可深深体会到他的这一番苦心。他常感叹“兵火相连,浩劫无穷”,许多古籍“孤本劫余,镜竟不传,吾知后人不知有此书,良用慨然”。他在《小招隐馆谈艺录》中表示:“处今日文运百六阳九之会(按:指灾难厄运),吾甚惧乎文献之无征也,又甚惜乎壮盛之精力亦既耗于斯也。延期将丧,及其未坠,穷源究委,开悟来者,其后死者之责乎!”拳拳苦心,昭启后人。

  王礼培虽出身望族,但他家并非巨富,到他这一代家道又已中落,收藏古籍对他来说也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他只能靠变卖祖上所遗不多田产,用来搜寻古籍,以致有人不敷出之感。叶德辉赠王礼培诗中有“买痴日见田将鬻,负债时常逼岁除”。甚至到了晚年他不得不出卖所藏古籍以供家用。

  为了收藏古籍王礼培耗尽毕生精力。他所藏之书,迭遭兵灾,被供薪火,实在痛彻心肺。但他仍一如既往,尽一己之力,努力保存古籍。每得一书,随即整理,评注补缺,考证版本,题跋批校,还要修补装订,千方百计,使其成为完璧。古籍因刊刻时代不同,有不同版本,有的是手抄本,由此产生缺误异同,一定要校。他在《夷白斋稿》题跋中说:“书经抄写,非校等于无,而源流各别之本,尤应存其异同,又不徒在传写失真之仅见于点画间者矣!”古人曰: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王礼培的书斋即名“扫尘斋”。校书也就是读书治学,他不辞劳累,不厌其烦,勤奋以赴。光绪十六年(1890)他已经藏有陆拙生校误郡志》,当时即欲得一副本照抄以广其传而不得。二十年后的1910年初春他又购得汲古斋《吴郡志》五十卷。三月,又得袁漱六所藏校本《中吴纪闻》。六月冒暑将三本合校。此时他右臀生毒疮已二十余日,他在校讫题记中说:“疮口未合,不耐多坐,凡九日始录完,然亦已勤矣!敢告后之得此书者,其加意焉。”他为维护保存文化传统而如此艰苦勤奋治学之精神,实在令人钦佩景仰。

  王礼培对自己的收藏颇为自负:“余搜书四十年余,视莞翁三十年精力所聚未许让也。”莞翁乃黄王烈(1763-1825),号盏圃、芜史,清代著名藏书家。王礼培藏书也许不及黄巫烈,但在民国时期确是作为大藏书家为人所公认。杨钧在《草堂之灵·说版本》中谓叶德辉、王礼培“叶、王藏至富,故版本之考究,为吾湘冠,两君之版本已不让人”。张元济亦称王礼培“与言版本目录之学,甚深邃”。王礼培一生,不喝酒、不抽烟,唯一的嗜好就是藏书、读书。他曾在一诗中写道:“异书时一获,外物更何求。”很可惜,他的藏书大多已散失。幸运的是在国内各大图书馆,以至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及台湾几大图书馆,还保存有他所藏之书。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宋版《淮海集》。近年各地典籍拍卖市场亦能偶尔见到王礼培的故物。王礼培当年既已星散的藏书还能有如此规模的存在,应归于文化内在的顽强生命力的支撑。文化是一个民族顽强生命力所在。古代匈奴如此骄横一世,中国、欧洲都深受其害,但他只是马上征战,没有文化承传,至今烟消云散。犹太人有文化支撑,失国二千年,二战后建立以色列国,受到世人敬重。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有延续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王礼培等传统文人身上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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