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重九起义与护国首义的传承关系(2)

辛亥革命网 2018-05-28 10:12 来源:云南文献第42期 作者:张一方(云南大学教授) 查看:

辛亥革命(包括武昌首义、昆明重九起义以及其他各省起义)和云南护国首义,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两大政治事件。二者之间,在很多方面都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具有传承关系。

  三、武装起义,是实现既定目标的共同手段

  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建立共和政府,曾发动同盟会员组织了多次武装起义,着名的如一九○七年六月二日由邓子瑜等发动的惠州起义,九月一日由王和顺等发动的钦州起义,十二月二日由黄明堂等发动的镇南关起义(孙中山和黄兴曾亲临前线督战);一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黄兴再次发动的钦州起义,十一月十九日熊成基等发动的安庆起义;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等发动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上述起义,在清政府的镇压下,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均宣告失败。但这些起义(特别是黄花岗起义)产生了很大影响,直接推动了武昌首义的爆发,并取得成功。

  辛亥昆明重九起义前,同盟会员就在云南发动了三次起义,即一九○八年四月由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发动的河口起义,不幸失败;同年十二月由杨振鸿、何畏发动的永昌起义,也没有成功;一九一一年九月七日(西元十月二十七日)由张文光、刀安仁、刘辅国发动的腾越起义则取得完全成功。昆明重九起义则是由云南同盟会员发动和组织新军中支援革命的官兵以及讲武堂学员,以军事手段推翻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夺取革命胜利的。

  护国讨袁时,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一六年夏末在美国檀香山召集中华革命党各部部长举行会议,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自任总司令。当年十二月,云南宣布独立,组织护国都督府,组织了护国第一、二、三军出师讨袁。

  四、海外爱国华侨,是支持两次起义的重要依托力量

  辛亥革命时,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办进步刊物,宣传民主共和思想。据不完全统计,从一八九四年兴中会成立到一九一六年「讨袁」胜利这段时间内,海外华侨共创办进步刊物一百多种,遍及全球。这些刊物向海内外华人世界播撒了革命火种,「救国必须革命」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二是积极筹集经费,支持武装起义,有的侨胞甚至毁家纾难。在同盟会组织发动的十次起义中,第三次至第十次的经费均以华侨资助为主,约占百分之八十。尤其是第十次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其经费全部为华侨资助;三是有的侨胞直接回国投身革命,参加起义,甚至为国牺牲。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就有二十九人是华侨。所以孙中山先生赞扬:『华侨为革命之母。』(注八)

  缅甸华侨积极参加和支持云南的辛亥革命。一九○八年孙先生派杨振鸿、居正、吕志伊等至缅甸开展同盟会组建工作,一周时间,仅仰光就有五百余人参加同盟会,出版了宣传革命的刊物《光华日报》,后改名《觉民日报》。以后又在瓦城(曼德勒)建立了同盟会支部和「振汉社」。一九一一年九月六日,张文光在腾越发动起义,扩充义军,因军饷困难,张氏派人至瓦城向同盟会支部求援,支部向仰光总会反映,经开会表决后即以卢比三万盾、白银二万两赶送腾支援。(注九)

  护国首义时,财政紧缺情况更为突出。因为云南是边疆贫穷省份,清代即需川、鄂协饷补助。辛亥革命后,不仅协饷来源断绝,而且接连出兵援川、援黔、援藏,军费开支浩大。军政府成立后,即将筹措经费作为一项重要目标,主要对象又是海外华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任可澄、戴戡等曾三次致电海外侨胞,宣告『义师既起,饷需浩繁,滇黔瘠区,库出无几,民生困敞之秋,复不忍再加负担,重累吾民。素仰我海外父老昆弟眷怀祖国,高义薄云,是以率同滇黔全体士民,南面顶礼电援』。(注十)

  一九一六年一月十日,护国军政府成立筹饷局,李烈钧任总办,黄德润、解秉仁任会办。总局设于都督府,于各县及重要商埠设立支局。老同盟会员杨赓笙奉孙先生命和唐、蔡、李托,奔赴南洋筹款(注十一)。据不完全统计,海内外各界(以华侨为主体)共捐输现金约三百万元、白银五万两,仅南洋华侨就汇来六十万元。美洲、澳洲华侨致电李烈钧,认捐二百万元,从而有力支援了护国军。

  五、云南领导和参与两次起义的,大体是同一批人

  由于重九起义是由一批具有共和民主新思想的爱国青年军人为主的英杰领导的,因此起义是一流的,建立的政权也是一流的。这为护国首义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注十二)。重九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是蔡锷、李根源、罗佩金,护国首义的主要领导人是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其他高级和中级军官如殷承献、李鸿祥、刘祖武、张开儒、顾品珍、谢汝翼、黄毓成、刘云峰、张子贞、庾恩暘、金汉鼎、杨蓁、邓泰中等,大体上两次起义都曾参加。只有少数人由于各种原因,仅参加了其中一次。诸如:

  李根源:一九一二年冬,因当选众议员,赴京任职。首义时虽未在昆明,仍积极参加讨袁活动,被袁「褫革官勋,下令通缉」。

  黄毓英:一九一二年四月,率援川军转赴援黔,在奔赴贵阳途中,『次于思南,惫甚,命大队先发,单骑断后,伏匪狙击于路隅,遂遇害。』(蔡锷:《黄武毅公墓志铭》)

  「重九」起义后曾任都督府军政部总长的韩国饶、沈汪度先后离滇,他们只参加重九起义,未参加护国首义。

  叶荃在辛亥革命时任黔军第一师师长,护国时任滇军第五军军长。赵钟奇辛亥革命时任江苏陆军第七师团长,一九一三年回滇任讲武堂生徒队长,护国时任第三军梯团长。他们二人均未参加重九起义,仅参加护国首义。

  注:

  [一] 李宗黄《云南首义身历记》(单行本,一九七五年五月台版书)

  [二]《孙中山全集》第三卷

  [三]《孙中山非常言》

  [四]《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五]《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六] 张一方、张一鸣《云南文献》第四十一期82-84页

  [七] 杜奎昌编《唐继尧护国讨袁文稿》

  [八] 二○一一年五月六日《人民日报》文《黄河青山百年梦—中国侨史学界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九] 李镜天《缅甸华侨参加辛亥革命活动片段》《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辛亥革命在云南」)

  [十]《李烈钧文集》

  [十一]杨仲子《父亲杨赓笙在南洋为云南护国军筹饷的一段史料》(《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七辑)

  [十二]张一方、张一鸣《云南文献》第四十一期4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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