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及云南人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作用

　　一、一流起义，一流政权

　　一九一一年在亚洲东方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由此在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诞生了亚洲第一个，也是文明古国中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由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长期不懈的努力，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很快就得到全国的回应。22日长沙起义，22日西安起义，23日江西九江起义，27日云南腾越起义，28日太原起义，30日（阴历9月9日）昆明起义。到11月则起义几乎遍及全国[1]。

　　昆明「重九起义」是以新军和云南讲武堂为骨干，以中上级军官为领导的起义。其中37协协统蔡锷、云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19镇参谋长殷承瓛、炮标标统韩建铎、74标标统罗佩金和许多管带几乎包括了云南大多数军界的实权人物。这种有结构层次的起义核心和集体反映了同盟会和民主革命思想在云南及其新军中的基础是比较普及和十分扎实的。这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一流起义。这为云南的迅速光复、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很快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日建立大汉云南军政府[2]，公推蔡锷为都督。以李根源为参议院院长，殷承瓛为参谋部总长，韩建铎为军务部总长，罗佩金为军政部总长。当时蔡锷29岁，李根源32岁，罗佩金33岁，这是一批具有共和民主新思想的爱国青年军人。他们和秘书长周钟岳、军政部次长李曰垓、迤西巡按使赵藩等文职人员及云南最早起义的滇西第一都督张文光、第二都督刀安仁等都是一时的人杰。

　　纵观整个辛亥革命，各省起义人员基本都是新军和会党两部分。由于会党常常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以此为重要骨干的起义，以后经常十分混乱[3]。例如22日长沙起义后的都督焦达峰、副都督陈作新31日就被杀害；陕西起义后军政府的命令无法执行，副都督钱鼎11月1日被杀。而以新军为主的起义，一般多以下级军官和士兵为主，又常常能力有限，难孚众望，最后导致权力转移。最典型的是武昌起义，由基层士兵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促成的革命，最终却由于各种阴差阳错的原因[3]，造就了民国的着名人物──黎元洪。即使革命思想浓厚的江浙也发生革命党人的内讧，导致陶成章被刺身亡。

　　云南由这些俊杰组成的政权，无论在能力、资历、结构等方面都是全国超一流的地方政府。这为以后云南率先举行护国首义并取得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军政府成立伊始就厉行改革，其中蔡锷带头减薪，每月60元，与营长相同。远不如他任清朝旅长时的薪俸。足见当时革命党人崇高的理想和情操。

　　放眼世界，在极短时间就建立起来的云南军政府，与世界近代民主革命历史比较也是一个属于凤毛麟角的一流的政权。尼德兰革命建立的是奥伦治亲王威廉为首的政府。英国革命建立的是克伦威尔为护国公的独裁政府。法国大革命影响深远，但是政府不断更迭，而且有时候过于残暴。只有美国革命建立由华盛顿、杰弗逊、佛兰克林为主形成的政府比较理想。

　　同时，云南军政府还先后派韩建铎为援川军总司令，殷承瓛为援藏军总司令，唐继尧为援黔军总司令，为辛亥革命的深入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其中虽然对援黔军和唐继尧任贵州都督的功过褒贬不一，但它稳定了贵州政局，特别为以后云南护国，迅速被贵州回应奠定了基础。

　　二、出自云南，都督江西

　　李烈钧（一八八二~一九四六），江西九江市武宁县人。一九○四年赴日留学，一九○七年加入同盟会。一九○八年回国，任江西混成协第54标第一营管带。一九○九年到昆明，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兼兵备提调。不久接任陆军小学总办（校长）。

　　一九一一年秋李烈钧由云南省派赴北京，参观清政府在天津马厂举行的秋操。在旅途中武昌起义已经爆发。他到达北京后，北方革命军人的首领第6镇统制吴禄贞邀集数十人设宴欢迎李烈钧，到会者均支持武昌起义。在分配工作时，任命李烈钧为起义军重炮队司令。10月17日李烈钧接江西同志电促返赣。他考虑到江西混成协已有革命基础，便离开北京，于10月26日到达九江。武昌起义后，九江已于10月23日起义，成立九江军政分府，推举53标标统马毓宝为九江军政分府都督。担任参谋长的是发动起义的关键人物，从昆明回到九江的九江籍同盟会会员蒋群[3]。李烈钧回到九江后，蒋群真诚相让，于是李烈钧接任参谋长。他马上占领长江要塞金鸡坡炮台和马当炮台，拦腰截断长江防线，阻住了清海军由武汉顺水东驶上海的十一艘军舰和两艘鱼雷艇，经晓以利害，清海军随即宣布起义。事后，李烈钧被推为海陆军总司令，九江革命势力因之大振。

　　一九○五年十一月李烈钧应安徽革命党人胡万泰等的邀请，派团长黄焕章率兵两营赴皖支援光复安庆，不料士兵军纪败坏，掠夺洗劫，李烈钧闻讯大怒，亲率步兵一营，兵舰两艘，赶赴安庆调处，将团长关押，为首肇事者正法，掠夺财物悉数归还，迅速安定人心，恢复市面，各界开盛大欢迎会，推李烈钧担任安徽都督。李烈钧任安徽都督不久，冯国璋派重兵进攻武昌，黎元洪一日五次急电，向李烈钧求援，他立即下令海陆军集合，并将皖督大印，交付胡万泰，率舰西上抵达武昌，迅即部署海陆两军，控制武昌军事要地。黎元洪任命李烈钧为五省联军总司令，使冯国璋不敢越过长江，武昌得以转危为安。一九一二年一月，江西省临时参议会，向孙中山请求派李烈钧为江西都督，李烈钧回赣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九日就任江西都督。李烈钧主赣期间，大力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改革，使江西成为国民党人掌权的军事、政治、经济巩固的省份。

　　一九一三年三月在国会召开之前，袁世凯派人暗杀国会中国民党人的领袖宋教仁，同时向五国银行签定了二亿五千万元的善后借款。5月5日李烈钧与湖南都督谭延闓、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袁世凯与五国银行签订大借款，并公开指出袁世凯为剌杀宋教仁的罪犯。袁世凯恼羞成怒，下令免除李烈钧江西都督职务。以后李烈钧至上海会见孙中山、黄兴等筹商反袁事宜。在孙中山主持的讨袁会义上，李烈钧被公推为讨袁总司令。7月他由上海回至湖口，省议会又一致推举李烈钧为江西讨袁总司令，7月12日在湖口成立讨袁司令部，就任总司令，随即宣布独立，发布讨袁檄文，通电全国，史称「二次革命」。接着，湘、鄂、皖、苏、闽和上海、重庆等省市，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派李纯率军进入江西，李烈钧初战告捷。但终因兵力悬殊，援军不续，7月25日湖口被攻陷。李烈钧退守南昌，后因袁军大集，最后失败。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率先发动的护国运动组成分别由蔡锷、李烈钧和唐继尧任护国三个军的总司令。他们被称为「护国三杰」就是由云南走出去的，由辛亥革命中产生的云南都督、江西都督和贵州都督。

　　三、新疆督军，功在国家

　　杨增新（一八六四~一九二八）字鼎臣，云南蒙自县人。他的名字似乎已经暗示其一生将和新疆密切相关。一八八九年考中进士，被签发至甘肃省中卫县任知事。同科进士皆以边州荒凉之地为畏途，他却只身一人，步行数千里到任。杨增新先后任中卫、渭源、平远等知县。他「勤于民事，善听讼。晨起堂皇治事」，以后微服私访，「人奉为神」[4]。一八九四年杨增新代理河州（今银川地区）知府。当时「河湟事变」刚被清廷镇压下去，局势还不稳定；民生凋蔽，田园荒芜。杨增新「调和将卒」，亲督兵丁一面稳定局势，一面招抚流民，垦荒种地，恢复生产；同时又冒着违反朝廷禁令之罪名，裁丁粮，减赋税，使社会形势逐渐稳定。杨增新捐出自己的俸禄，重修风林书院，增设龙泉、爱莲两个书院，并延聘名师任教。在书院学习的生员，参加乡试一次就有九人中举，为甘肃一省之冠。他还开设孝廉堂，选拔优秀的地方子弟加以培训，并亲自授课辅导，使河州地区数年间人才辈出，文化大兴。杨增新也因此声誉大增，地方百姓曾立德政碑、建生祠以颂其德。他因政绩卓着升任知府及道员。以后又迁任甘肃武备学堂总办。一九○七年杨增新经新疆巡抚联魁保荐入京，陛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慨陈戍边大志」，被委为新疆陆军学堂总办，督练新建陆军，培养军事人才。杨增新又先后任过阿克苏、巴里坤、镇迪道尹兼新疆提法使等职。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新疆革命党也举行了伊犁起义并成立了伊犁军都督府，新疆政局大乱。原新疆巡抚袁大化面对复杂的局面不知所措，不愿任新疆督军，而辞职东归。继任者袁鸿祐被杀。杨增新临危受命，一九一二年五月十八日被北京中央政府任命为新疆都督兼民政长（省长）。在杨增新掌控新疆的过程中曾经取过重要作用的马福兴也是云南蒙自人。当时的新疆内忧外患，动乱频仍。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外蒙古活佛哲布尊巴丹在帝俄的支持下在库伦宣布独立，并且进一步威胁阿勒泰地区。外有帝俄增兵新疆，外蒙入侵科布多；内有哥老会、伊犁革命党人的暴力活动和哈密铁木耳农民起义等骚乱，辛亥革命后一时间出现鱼龙混杂的局面。当时民族的、政治的、国际的背景交织在一起，使新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动荡。此外，辛亥革命后，新疆的经济命脉——朝廷每年拨给的数百万两白银的「协饷」完全断绝，财政空前困难。

　　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杨增新面对的现实却是没有军队，没有财政，没有后援。本来应该成为他的坚强后盾的「中央政府」，自顾不暇。当时最乐观的看法是：杨增新顶多能支撑18个月[5]。然而，只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杨增新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刚柔相济，对不同事件采用不同手段，使新疆局势逐步稳定下来。他「阳虽主战，而阴则主抚」，以「收抚作为上策」，同时劝导哈密王主动「减轻差徭」，从而平定了哈密的穆斯林起事；他分化并镇压了各地哥老会与农民运动；他提出「共和成立，彼此一家」，与伊犁军政府和谈并达成统一，然后又逐步排除军政府人物的影响力。

　　杨增新坚信中国人传统的意识，反对分裂，坚定维护祖国统一。他刚一上任，一九一二年六月廿三日就发生了于田群众打死不法俄商、民族败类30多人的「策勒村事件」。帝俄军队以「不知该通知谁」为藉口，悍然越境进驻伊犁与喀什噶尔。新疆陷入全面动乱，进而被列强肢解，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对「策勒村事件」，帝俄领事以武力相威胁，提出处死一百八十名中国官民和赔款的要求。杨增新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出发，拒不同意所谓「惩凶」要求，多次与帝俄领事交涉，终于达成了不「惩凶」，只赔款的协定[6]。在当时国家和军队极度虚弱的情况下，这也是「赔款保民」的无奈之举。

　　一九一二年八月被帝俄指使的外蒙封建王公攻陷科布多城。民国政府已经准备放弃清朝乌里雅苏台将军统辖的阿勒泰、唐努乌梁海等边疆区域，以便退保新疆塔里木进而维持中原稳定。此时只有杨增新清醒地认识到保住阿勒泰，新疆才不至于陷入动荡；放弃阿勒泰，就不可能遏制瓦解中华民国的趋势。为了阻止外蒙叛军扩大势力范围，10月杨增新出兵与科布多毗连的阿勒泰。他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术，佯攻科布多城以牵制外蒙叛军，使其不敢贸然进击阿勒泰。一九一三年七月外蒙叛军又派军队两次攻袭新疆的察汉通古，杨增新调集兵力坚决抗击帝俄和外蒙古傀儡军对新疆的侵略，收复了失地，维护了祖国尊严和领土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