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护国讨袁中的历史地位

　　梁啓超在其有关护国起义的著作中，竭力抬高自己，崇蔡贬唐，而将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党人的中坚骨干作用，唐继尧首义并总揽全局及云南子弟抛头颅、酒热血的事功，则一笔抹煞。我国近代史专家李剑农说得好：「彷彿这件事（护国），只有他自己（梁）和蔡、戴（戡）是发动的人，别人都不曾与闻，未免有专替自己这一派宣传功绩的意味。」（注一）近一年来，护国史的研究虽取得不少进展，然因梁的著作风行多年，以讹传讹，其影响依然存在，如有人还说：「这次讨袁的领导权反而被资产阶级改良派抓去了。」（注二）先父李宗黄在云南起义时任唐继尧的驻沪代表，联络各方共同讨袁，晚年在其《回忆录》中对护国的全过程有详实的记载；兹根据其亲见、亲闻和亲历来谈谈国民党在护国讨袁中的地位，以还历史本来面目。

　　孙中山积极领导反袁斗争

　　一九一二年三月，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后，千方百计排挤革命党人，一九一三年三月他就指使特务暗杀了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此时孙中山先生正在日本考察访问卜闻讯极为愤慨，乃即日返国，认为「非去袁不可」，主张兴兵讨伐。六月间发表宣言，反对袁世凯违法向五国银行签订二、五○○万英磅的「善后」借款，作为对国民党用兵的经费。同年七月，孙中山先生发动了赣、皖、粤等省的革命党人，进行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其中最著名的李烈钧在江西兴兵讨袁。孙并于同月发表适电，号召各方促袁辞职，「以息战祸」。讨袁失败后，他毫不气馁，一九一四年六月在东京组成「中华革命党」，策划「三次革命」，自六月至十月间，在湘、苏、浙、粤诸省相继发动反袁武装斗争。同年秋到次年秋，孙还先后派董鸿勛、董福开和吕志伊到滇游说，并密商讨袁大计。

　　唐继尧在孙中山先生号召和倡导下进行反袁准备

　　从一九一三年十月唐继尧由黔返滇继蔡锷任都督起，他就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进行了反袁的准备。在延揽人才方面，对被袁疾视的叶荃、黄毓成等，愤时闲居的罗佩金、顾品珍等，散居在外的李日垓、李宗黄等，莫不庇护慰勉，先后起用。二次革命失败后，赣、粤之革命党人相率至滇，唐均客纳，有的任要职，有的派至讲武堂任教员或充学员。在补充兵力方面，自行添编警卫两团，并选赋闲军官及测量班学员到讲武堂补习。在充实军械方面，先曾密向德国定购二○○余万元的军械，惜因欧战发生，仅得起运一部份来华，被袁世凯侦知截扣。一九一五年春，以苏模范围为借口，向参谋部领得若干械弹，然为数甚微，乃于九月初，以准备秋操为名，派专人赴日购买军火，恰于起事后不久，赶运到滇，真如雪中送炭。

　　一九一五年八月下旬筹安会成立，唐即抓紧时间，于九月十一日、十月七日和十一月三日召开了三次讨袁会议，密定起义日期与出师计划，并通过吕志伊将情况报告了孙中山先生。时川匪窜扰滇境，乃以剿匪为由，于十二月九日命邓泰中所属全部及杨蓁所属大部先向昭通、盐津一带开拔。十二月十七日李烈钧奉孙中山命由香港抵昆明；蔡锷也于十九日抵昆，他一到，看见一切均已就绪，不由衷心赞道：「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你们样样都准备好了。」当时传闻袁拟于翌讦年元旦登基，原定该日起义，后因李、蔡抵滇，形迹已露，只好提前行动。

　　孙中山先生发表《讨袁宣言》和《第二次讨袁宣言》

　　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发表《讨袁宣言》，痛斥袁「背弃前盟，暴行帝制」，表示「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反袁斗争。先父李宗黄于一九一六年正月九日由港抵沪，时孙尚在日本主持讨袁，上海方面委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英士（其美）总其成，李乃将唐继尧致孙的函托陈转交。信中写道：「……枭雄窃柄，大盗移国，会设筹安，实行帝制。继尧自入同盟会以来，受我公革命之灌输，始终无二，宁忍以先烈艰难缔造之共和国家，断送袁逆之手，于是厉兵秣马，决与周旋，云南全省人民亦复愤慨填膺，誓不与此獠共兹视息。……派李君宗黄驻沪，密与各方面同志相机接洽；如蒙训示，当由李君就近趋候，禀承一切，切盼赐以南针，俾有遵守。」不几天，孙中山先生自东京来信，对于唐派李驻沪联络，十分欣慰，除有专函覆唐外，并告李凡事尽可与陈英士洽办，同时声明中华革命党及孙本人全力支持云南议国的壮举。

　　一九一六年三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仍恋总统大位，梁啓超竭力主张与袁言和，而同年一月至四月之间，中华革命党组织的中华革命军先后在粤、鲁、鄂、苏诸省起义讨袁失败。孙中山先生鉴于国内政局混沌如故，乃于是年四月廿七日由日返抵上海。次日，李宗黄即前往拜谒，并以唐继尧驻沪代表名义，恭请孙莅临五月一日的欢迎宴会。孙在宴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云南首义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云南起义，其目标之正确，信心之坚强，作战之英勇，以及民心之振奋、响应之迅速，与黄花岗之役、辛亥武昌之义，可谓先后辉映，毫无轩轾，充份表露中华民族之正气、中华革命党之革命精神。……当令革命各军与护国军通力合作，今后尤当全力声援唐都督『袁氏不倒，决不罢兵』的主张。请李代表将此微忱，电告唐都督及云南弄君子，望再接再厉，达成吾人最后之目的。」八天后，即五月九日，孙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指出：此次斗争「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要不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这个宣言无异给对袁恋栈深感不安的国人，服下一帖清凉剂，也给始终恪遵孙中山「尊重约法，对袁氏决不姑息」主张的唐继尧，以莫大的鼓励和支持。

　　陈英士协助李宗黄赴南京说动冯国璋中立

　　江苏总督冯国璋，除嫡系部队外，还支配着五、六省的驻军，共二十余万之众，其态度关系到讨袁的前途。唐继尧早洞察及此，在首义之初，就嘱李宗黄去说动冯中立，并说：如任务完成，「那就不啻平添十万雄师，再造共和的义举不难成功。」李抵沪后，唐函电交驰促早日成行。

　　当时，李宗黄是通过陈英士间接向孙中山先生报告情况，接受指示；遇到这件大事，李自然就前往谒陈，表明舍身取义，冒险赴南京的决心。陈给予嘉许，但对李说：「淞沪镇守使卢永祥已接袁世凯密令，要把你解送北京或就地正法，你一出租界，就有生命危险。望稍安勿躁，我替你想个法子。」过了几天，陈转托他人介绍日本驻沪总领事青木中将和几谷廉介少佐与李相见，青木答允由几谷护送李乘日本军舰赴南京（注三）。

　　李于二月十五日啓程，安全抵南京后见到了冯国璋，交给唐继尧给他的信，冯当即表示：「我这边的队伍决不会开去跟护国军打仗」，并答允覆电给唐。然而后来唐未收到电报，李乃于三月中旬再度潜入南京。这次冯的态度更为明朗，表示：立即覆电唐，绝对保持中立，拒绝调川，湘增援的命令，联络各都发通电，要求取消帝制。三月二十日冯如约与张勋、朱瑞等联名发表通电，两天后，袁下令撤销「承受帝位案」。

　　国民党人的中坚骨干作用

　　关于护国军将佐的党籍，兹根据手头的三份资料（注四）统计表列如下：

　　从资料上看，主要将领多为同盟会员，进步党统兵官仅戴戡一人，加上政务厅长陈廷策、财政厅长籍忠寅，共计不过三人（三份资料上，蔡锷均列为国民党人，第二份还注明是国民党滇支部长）。

　　国民党人在护国中的中坚骨干作用在表示显示得再明白不过，至于国民党人在讨袁的动机和态度上，和进步党的差异就更大了。就拿总揽全局的唐继尧来说，其反袁的态度始终坚定如一，他不但置私情于不顾，以国家利益为重，坚决反对梁啓超和蔡锷与袁言和，而且坐镇云南，且兵员补充，输粮转饷，一切后勤干安定后方事宜，均一肩承担，全部军费也由他负责筹措；云南地瘠人稀，岁收甚微，他只得紧缩开支，将教育经费全部提用，中等以上学校一律停办，其他各机关的存款，也尽行提借，并裁并机构，公务员只发一点伙食费，欠薪年余未清，还劝导绅民捐款。山国货运，全靠骡马，起义全被征用，因而财政枯竭，公私经济陷入绝境；老百姓节衣缩食，支援前线，共赴国难。有人说，唐「对国家为扶危平乱之功臣，对滇为荡产破家之败子」。语固偏激，然而也反映出唐继尧为了护国，真是苦心孤诣，破斧沉舟，不惜一切牺牲。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追念再造共和之艰难，分别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廿四日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廿四日明令对唐继尧特予褒扬，特予国葬，国府崇德报功，不及他人而独及唐氏，可说是实至名归了。

　　至于进步党，在护国中也有贡献，对该党和梁啓超的评价，详见拙作《李宗黄笔下的梁啓超》一文（载《云南文献》第廿四期》），此处不再赘述。总之，铁的事实证明：国民党人实为护国运动中的中流砥柱，什么「护国运动的领导权被资产阶级改良派抓去了」的说法，难道还能站得住脚吗？

　　注释

　　（注一）见其所着《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一书。

　　（注二）见尚明轩：《孙中山传》（一九七九年三月北京出版社出版）。

　　（注三）先父在《回忆录》中说，日本军阀虽在一九一五年五月对袁威胁利诱逼他接受「二十一条」，但袁果真当上皇帝，统一了中国，日阀将得不着便宜，所以他们才暗中支持讨袁的各党各派。

　　（注四）第一份见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一文，包括都督府文官在内；第二份见何慧青：《云南拥护共和之经过》一文，有的支队把营长，甚至连长也列入；第三份见李宗黄：《云南护国纪实》一文，名单列到支队长为止，以上三文均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廿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