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新论——诸夏的觉醒和反抗(4)

　　康有为指出，他出生前一年的1857年，广东的广州府被英法联军攻击，之后至1861年为止的三年间处于联军的占领之下。其时（1857～1858年），广州湾沿岸以南海县为首的广州府下十四县乡绅与中央钦派的新任总督一起，自行筹备军用资金及武器、弹药，并于花县开设广东团练总局。据说他们将联军诱敌于城外作战，取得了胜利，以后联军无法出城{11}。此一类以与外国军队作战为契机而引发的诸县团练联合之例似乎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无论如何定位，这一例子表明，如果需要超出县范围的省内联合（后来与各省独立相连的铁道国有化问题即属此例），使之成为可能的潜在网络在省内各地早已充分形成。

　　比如，在这一防卫战中发挥了中心作用的顺德县团练局，它作为附设机关具有绅士云集的社交团体（大良公局），还有科举应试援助者以及后来成为议政中心的文化团体（青云文社）和沙田的管理机关（东海护沙局）等。他们联合起来，从事各种各样的地方公事，例如城墙和火药库的修补、新炮台的设定、水路的浚渫、石路的铺设、义仓的设置、河流的管理等，其联合甚至广及包含军事在内的公共事业。顺德团练局这一非常普通的个案，表明当地的官、绅、民能够循省内错综的网络而联合起来，以应对并左右各种各样的事态。

　　在此，所谓的“省”，指的就是贯穿于乡、镇、县、府的网络，这一网络以同心圆或放射线状在同一平面上纵横流动，这正是一省之“乡里空间”，亦即乡乡联合的政治社会空间。在这一空间里有行会的网络、善会善堂的网络、或清末林林总总的学会网络等，还有纵横穿梭于省内的网络之间的联合。这一网络组织团练，是军队化的基础力量。我们知道，以太平天国为契机组建了湘军、淮军以后，地方军权事实上已经委托予省督抚（总督、巡抚），督抚的行政权力也已飞跃性地得到强化。因为存在着复杂的网络流动，并且这一流动由点及线、再由线而面地往乡、镇、县扩散，省军的组建才得以实现。重要的是，网络的每一部分都有其生命力，它处于频繁的活动状态。可想而知，假若汇聚于上面提及的青云文社的青年们出版宣传革命的杂志的话，杂志便可循网络而传往省内其它地方。作者通过网络出现，读者因同样的网络而扩大。这类网络空间以都市和市镇为信息发出地或中转站，官、绅、民互相连接。这一动态也正是“乡里空间”的动态，也正是汪精卫所说的“地方自治”空间。

　　三、迈向省的独立

　　辛亥革命以省的独立的形式得以实现，其要因多种多样。

　　首先，借助太平天国起义的契机，湘军、淮军得以组建，地方军权因此被委予省督抚（总督、巡抚）；洋务派官僚振兴商工业及与此相关的绅士层兴起，因设置咨议局而带来的省级行政机构的成立，废止科举而导致的西学流入，立宪、革命思想也因此盛行，等等。这些可能都是革命的原因。但是，假如没有省级的“乡里空间”，上述这些事实中的任何一个可能都无法实现。至少可以说，若缺少这一“乡里空间”的扩大，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活动也不可能有基础。

　　变革或推翻清王朝的言论在清末充斥于国内外。主张立宪君主制者有之，力主灭满兴汉的民族革命者有之，提倡推翻王朝的共和革命者有之，谋求省之独立者有之，各种言论可谓林林总总。但是结果却是各省独立的形态带来了帝制的瓦解。清末纷纷刊行的宣传新思想的杂志如《浙江潮》、《江苏》、《新湖南》、《新广东》、《湖北学生界》、《云南杂志》、《四川》、《河南》、《江西》等，多冠以省名。这表明其时省的文化、经济、社会的网络空间已经形成。

　　辛亥革命以铁道国有化为契机得以勃兴，这一经过也是极富象征性的。它发端于清政府1911年5月将民营的川汉线（成都－汉口）与粤汉线（广州－汉口）收归国有，沿线的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各省的铁道公司被强制性接收。政府的意图是通过国有化将铁道作为向外贷款的抵押，因此朝廷（中央政府）欲主导铁道的铺设。各省本来主张自立更生铺设铁道，因此，维护地方权益的各省绅士在此问题上与朝廷针锋相对。结果，同年10月武昌军队起义，11月下旬二十四省中十四省脱离清朝独立，而至翌年1月清朝命数已尽。事后观之，铁道正是一个集中了各省之力，并连接了各省之力的实业。在民间承办这一实业的省的绅士力量其时已经足与中央权力抗衡。因此，曾经是各省立宪派的绅士们也蜂涌般迈向独立，与革命派合流。“乡里空间”在铺设铁道问题上已经达致临界点了。

　　从成熟的“乡里空间”这一角度去观察辛亥革命时期的省的独立时，其中显然可见的是，“乡里空间”因为只止于省的层面，因而缺乏新的国家构想去代替王朝。辛亥革命的历史特质之一，如反复指出的那样，在于其采取了各省独立这一形态。所谓“独立”，换言之，便是省的权力自清朝统治体制中脱离出来，由此导致中央集权的王朝统治体制的瓦解。为了填补这一瓦解后的空白，各种各样的国家构想便在革命后的中国大陆上交错出现。其中也有类似袁世凯恢复帝政的构想，以及张勋重构清朝的复辟计划等，而这些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对时代的误判。

　　一方面，既有见于湖南共和国运动中的省共和国的建设构想（其将来的计划是各省联合），也有省共和国联合体的联邦国家构想（二十年代风行一时的联省自治运动），也有中央集权的国民革命构想。后者后来成为主流。后来还有与内战相随的抗争，更有乘机而入的欧美列强和日本的侵略。从明末清初县规模的“乡里空间”，至清末省规模的“乡里空间”的成熟及其结果的省的独立，从这一历史推移来看，联邦共和国构想似乎是最现实的构想。但是，因担忧各省军队的军阀割据化，以及担忧军阀与外国势力勾结一气，进行割据统治，乐观的联邦构想——没有中央的或者弱化中央的联邦构想因之没有实现。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中西欧和日本所出现的国家观念本来便稀薄。朝廷（王朝）便是国家，民并不隶属国家，因而在传统上形成了一种天下观念，作为天之子民而归属天下。民容易接受“天民”这一说法，却难于习惯“国民”这一说法。康有为使用“公民”这一用法的背景也与此不无关系。

　　结果，西欧列强及新兴日本的殖民地干涉和军事侵略，国际环境趋于严峻，人们选择了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建设这一道路。{12}“天民”变为“国民”，建立民族国家，这是辛亥革命以后至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的苦难历程。在这一过程中，1910年代以降，以杂志《新青年》为代表，全国规模的学会、商工会、工会等组织活跃于政治舞台，它们跨越了省的范围。这些史实为大家所熟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历程是如此充满苦难，其间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革命话语，这些多有详论，在此不赘。

　　2007年11月27日

　　注释：

　　{1}这里的“一省之力”，指的是军事力量（以湘军等地方武装为基础的省规模的团练等）、行政力量（实行乡治的力量，如善会、善堂等）、社会力量（宗族所拥有的社会影响力等）、经济实力（商业实力）等“民间”的综合性力量。

　　{2}明末显见的趋势是“以地方公议推进地方行政，地方人士自己调整利害关系”，以探求“新的社会秩序”。请参照夫马进《明末反地方官士变》（《东方学报（京都）》52、1980年）及小岛毅《中国近世の公议》（《思想》889号，1998年，岩波书店）。之所以使用“乡里空间”这一说法，是因为以往在讨论中国的乡村自治时，“国家”与“社会”这一二分法范畴常被使用。但是，“省力”是作为官、绅、民三者相交的网络而存在。本文姑且在此将这三者的混合，换言之也是“国家”与“社会”的混合冠以“乡里空间”这一称谓。

　　{3}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8年。

　　{4}《民报》第7号所连载的政治小说《狮子吼》。

　　{5}梁启超：《饮冰室专集》第五册，1927年。

　　{6}善会、善堂研究的力作，有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同朋舍出版，1997年）、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

　　{7}《民国上海县续志》卷二、善堂，1918年刊。

　　{8}攻法人：《敬告我乡人》，《浙江潮》第二期，1903年。

　　{9}茗荪：《地方自治博议》，《江西》第二、三期合集，1908年。

　　{10}《民报》八号，1906年。

　　{11}当时南海县知事华廷杰的《触藩始末》全三卷，西川喜久子：《顺德团练总局の成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一百零五册，1988年。

　　{12}塚本元：《中国における国家建设の試み》，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