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党国方略之转折

　　编者按：中华革命党的建立，意味着国民党从“议会政党”重新回归“革命党”。孙中山的革命理念与党国方略亦随之发生重大转折，并直接影响了此后中国政制的历史走向。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孙中山晚年的党治主张乃1924年以俄为师的结果。其实，以俄为师恰是孙中山自中华革命党以来革命思想演变之自然产物。作为中国国民党的重要历史节点，1914年从议会政党向革命党的转型与回归，比1924年的改组更具转折意义。本文原题为《中华革命党时期党人歧见与孙中山党国方略的转折》，限于篇幅，有删节。本文出自《名家专论——〈澳门理工学报〉专栏文萃（2011～2017）》。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孙中山认为：“先要战胜同志，方能战胜敌人”；战胜以“降伏”为完满；“降伏”者即视为同志，不“降伏”者即视为敌人。而孙中山“降伏”党人的手段又极为粗率。押手模等做法被党人视为侮辱人格。孙的本意是想加强党员对党魁的服从，却使党人产生强烈反弹，或弃之而去，或阳奉阴违。本想强化党的组织凝聚力，反催化了党人之间的纷争与分裂。

　　孙中山于两次革命失败后，反思革命失败之因，认为有两大关键：一是党员不服从党魁的命令；二是革命党于革命成功后没能继续掌控政权。故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时，分别从权利与义务方面出台两大新策：一是强制性的，要求党员必须立誓约、押手模，宣誓效忠党魁；一是引诱性的，许诺革命成功之后，党员享有“元勋公民”等政治特殊待遇，且以之确保未来新政权继续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

　　在孙中山看来，自同盟会时代起，“立党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说，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仅以主义号召同志，不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党员有类散沙，“党魁则等于傀儡”。确实自同盟会以来，党内对革命宗旨与方略一直存有分歧。孙中山的党魁地位也一直受到挑战。尤其是二次革命失败，孙认为根本原因在国民党内部的分歧，“本来第二次革命的时候，我们这方面较袁氏地大力充，财足兵多，何以竟至失败？这个缘故，就是袁氏统一，民党不统一”。孙感慨第二次革命时，“厨师太多，煮糟了汤”；“第二次之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耳”，并称自己今后要做“真党魁”，不想再做“假党魁”。前引汪精卫等人私密信函中所流露和呈现出来的对孙之不满与不敬，反映了孙中山在当时部分精英党人心目中的负面形象。欧事研究会提出要“对于中山先生取尊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恰反映当时党人对孙中山失敬者不在少数。1915年2月4日陈其美在致黄兴信中，详述自己对孙中山由反对而转向敬仰的过程。陈称在辛亥以前，党内即有“孙氏理想，黄氏实行”之说，意为推重黄兴富有行动力，而轻视孙中山之“理想”流于空疏，“盖以中山先生所提议者，胥不免远于事实”；坦承自己也曾“泥于‘孙氏理想’一语之成见”，而“贸贸然反对之”；并称党内“迨至今日，犹有持此言以反对中山先生者也”。大致道出了当时党人对孙中山的成见所在。陈其美自称“最大之过，在不服从中山命令，年来与中山共事，始知我等思想程度与中山相去太远，不啻小学生之与大学教授，而不思听受，反与争辩，其不自量，非惟可笑，抑亦可怜”。党人中如陈其美这样“深思己过”者并不多见。而陈自述其对孙中山的态度转变，亦不过“年来”之事。1917年2月章太炎在为孙中山所著《会议通则》作序时，亦称“世人之议公者，皆云好持高论，而不剀切近事”。“好持高论”与“孙氏理想”之说相类似。

　　面对部分党人的歧见与轻忽，孙中山却自信满满。有人当面质疑誓约所书“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之语，表示革命只应服从主义，不应服从个人。而孙回应说：“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孙反复强调“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唱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再举革命，非我不行”，“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面对各方的异议与反对，孙中山毫不退让和妥协。从世界革命的经验观之，革命作为一种非常的暴力行动，其成功确实仰赖强有力的革命党与集权超凡的党魁统一领导。而在当时的中国，除了孙中山，也确实没有更合适的革命领袖。

　　为了证明和说服党员接受他的党魁集权制主张，孙中山还转借了意大利学者密且儿（Robert Michels，今译为罗伯特·米歇尔斯）新出的政党社会学著作为凭据。1914年六七月间，孙中山两次致南洋同志书，申言“意大利密且儿作政党社会学，谓平民政治精神最富之党派，其日常之事务，重要行动之准备实行，亦不能不听一人之命令。可见无论何党，未有不服从党魁之命令者，而况革命之际，当行军令，军令之下尤贵服从乎！”密且儿是德裔意籍政治社会学家，其著作《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Zur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于1911年用德文写成，之后不久，相继翻译为意大利文、法文和日文出版。孙中山看到的很可能是刚出版不久的日文版。张朋园认为，孙中山读了密且儿的著作，“大受感动，思想随之转趋激进”，意谓孙中山的党魁集权思想完全是受密且儿著作启发的结果。而谢俊美则认为，孙中山的党魁集权思想主要是总结之前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而被迫做出的重大抉择，密且儿的著作只是用来作为说服党员接受党魁集权制的论据。而张、谢两位均未注意到的是，孙中山信函中所转述的密且儿之见，其实并非密且儿的本意。密且儿认为，现代社会的组织，无论是官僚组织，政党组织，还是其他大规模组织，均难以摆脱少数人对组织的控制。“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被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寡头统治是任何试图实现集体行动的组织的必然结果，是任何有着良好愿望的人们无法改变的“铁律”。即使强烈信奉社会民主原则的社会主义政党也难逃走向寡头统治的命运。少数人最终凌驾于多数人的意志之上，党组织成立时期的目标成为少数人维护其既得利益和权威的牺牲品。密且儿的本意是想通过揭示这样一条“寡头统治铁律”，以使民主体制堕落为寡头统治的危险降低到最低限度，亦即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前景提出警示。而孙中山反其意而用之，当非误读，而是有意转借，亦即借用密且儿的“寡头统治铁律”作为其建立党魁集权制的理论依据。

　　在密且儿看来，大众没有能力参与决策过程，所以他们渴望强有力的领袖。“大众在组织上的脆弱性最明显的证据在于：当他们的行动失去领袖时，他们便纷纷做鸟兽散；他们似乎天生就缺乏重新组织起来的能力，除非有新的领袖出现并取代原来的领袖，他们始终是一盘散沙”；“大众的无能使得领袖的统治地位获得了理论上的合理性”。密且儿对强力领袖与无能大众关系之见解，无疑深获孙中山的认同。孙中山有关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以及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与不知不觉之论述，与密且儿所见相暗合。据宫崎蹈天转述，中华革命党时期，孙中山非常自信地表示，“中国人都是无能之辈，只有我一人是豪杰，我是中国的救世主，大家都要服从我的命令”。类似豪迈十足的话，孙中山不止一次说过。如1921年12月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谈话时，孙中山告诉马林，他发展一个青年军官加入国民党时，曾向其解释“我是从孔子到现在的中国伟大的改革家的直接继承者，如果在我生前不发生重大的变革，中国的进步发展将推迟六百年”。

　　值得注意的是，密且儿一方面认为，“领袖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组织上都是必要的”；“政党组织的寡头化和官僚化在技术上和实践中都是必要的。这是任何组织都无法避免的结果”；“组织的集权化始终是迅速做出决断的重要保证”；“作为战斗堡垒的政党组织需要一套等级结构，如果缺乏这一等级结构，该政党将如同野蛮的黑人战斗队一样，沦为一盘散沙”；“在组织的日常活动中，一定程度的专制独裁有利于政令的迅速传递和执行”；“民主本身并不利于组织立即采取行动”。但密且儿也敏锐地提示，“职业化领袖的出现即意味着民主走向末路的开端”；“民众手中唯一的权利就只有定期选择一群主子这一‘可笑的特权’了”；“选举一旦结束，作为选民的普通大众对当选者的控制便告终结”；“民主制度往往最终被简化为大众定期选择他们的主人的权利。而在选举间隔期，他们只有无条件地服从他们所选择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