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明清之际四杰学术“近代性”考略

　　［导读］

　　近代中国的民主主义运动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启迪。晚清时传入中国的“民权”、“立宪”等理想缘何得以在中国近代政治和文化运动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面对种种启蒙论述，冯天瑜先生另辟蹊径，他对明清的学术四杰——徐光启、顾炎武、王夫之与黄宗羲的思想突破点进行分析，指出他们提出的新的民本位的政治思想成为中国转型的宝贵思想资源。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的转化并非全然舶自西方，那是西学与中国自发的启蒙文化相激荡、汇合的结果。

　　明清之际，约指明代万历中期至清代康熙中期，即17世纪100年间，恰置中国文化从中古形态向近代形态转轨的前夜，其时早期启蒙思潮萌动，昭显中国文化走出中世纪的内生趋势，表明中国文化近代性的获得并非全然外铄，而是19世纪中叶以降，东渐之西学与中国17世纪前后自发的早期启蒙文化相激荡、相汇合的结果。

　　现以明末徐光启（1562-1633）、明末清初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3-1682）、王夫之（1619-1692）学术四杰为例，阐明此一题旨。

　　实证研究和数学语言：徐光启锻造的“新工具”

　　中国中古学术具有模糊性、猜测性特征，走出其旧轨的近代文化需要以“新工具”打破坚冰，开辟新径，这便是实证研究方法和仰赖数学语言的归纳法。

　　英国文艺复兴思想家弗郎西斯·培根（1561-1626）把实验和归纳视作科学发现的工具，从而在方法论角度开启近代文化，这是人类文化史开启近代道路的一个里程碑。而明末徐光启几乎在同一时期运用实证、实验方法和重视数学语言，徐氏的这一创发，闪烁着理性的光芒，虽然尚处初始阶段，且在明末及清代未获张大，故知之者甚寡，影响有限，然其先导性不应被忽略。

　　热忱的爱国主义者徐光启是我国古代博学多能、科技著作和策论十分丰富的卓越学者，又是系统介绍西洋学术的开山大师，同时，他还是中国运用近代科学方法的先驱。凡此种种，使得徐光启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出类拔萃的先哲之一。他留给后世的，不仅是《农政全书》《几何原本》这样一些精深博大、“回绝千古”、堪称科技史上“坐标”的著作和译作，而且他所开创的学术路线，也给后世留下了有益的启示。使徐光启学术成就大放异彩的，在于他开始运用近代科学方法。

　　生长于资本主义萌芽较早的江南地区而又家道贫寒的徐光启将自己的巨大智慧和不倦精力投入应用科学的试验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若干理论的研讨，“如历法、算法、火攻水法之类，皆探两仪之奥，资兵农之用，为永世利”。徐光启以事实经验作为科学理论的有效论据，在天文学和农学方面做出实验性努力，他主修的《崇祯历法》（使用至今的阴历以此为基础）和撰著的《农政全书》便是实证研究的杰作。由于徐光启的分析基于科学数据的统计，因此他的论说比一般朝臣的泛泛之论要来得有力。究其所以，当是因为徐光启能够较为娴熟地运用和发挥近代科学方法。

　　西学东渐之后，通过与西方科技知识的接触，徐光启更加认识到中国传统技术的不足之所在。他指出，中国古代数学在实际问题的解决和经验数据的运算方法上与西方数学相比并不逊色，差别在于中国传统数学更注重“法”——即解决实际问题和对经验数据的运算方法，而忽略其中之“义”——经验现象内在联系的数学原理。《几何原本》等西方数学著作较之中国的《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在“勾股测望”上“不异”，二者的区别在于，《几何原本》“能传其义也”。这就揭示了中国传统数学只偏重于对经验事实进行分析总结的归纳法的局限性，推崇西方数学的具有确定性的演绎推理。这种取人之所长、补我之所短的态度，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徐光启从事数学研究却从几何学着手，为的是要把数学原则引用到实验科学上去。

　　由于徐光启不仅具有广博的中国古典科学知识，而且对于域外先进文明有着当时第一流的认识，对于来自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实际向科学提出的富有激励作用的要求也有着透彻的了解。他将数学方法及其定量分析运用于人文社会领域，如田赋问题、人口问题、宗禄问题。徐氏指出的“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是中国乃至世界较早提出的人口增殖概念；又通过数学计算，揭示宗禄将成为国力不可承担的重负。

　　徐氏在数学方面的最大贡献，是与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合译被欧洲人视为数学书写形式与思维训练的经典著作《几何原本》，将高度公理化的几何学以一种全新的演绎思维方法第一次介绍给中国知识界，运用《几何原本》的原理来论证和“补论”我国古代数学，把中国的数学科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徐光启还运用数学原理“量算河工及测量地势”，修正历法，这种精神和方法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科学家们极其相似。他译制了一批汉字数学术语，如体、面、线、点、直角、锐角、钝角、平行线、对角线、比例、相似等等，并对每一术语作精准诠释。这些术语沿用至今，整个汉字文化圈（中、日、朝、韩、越）皆受其赐。

　　重视数学的方法论功能，是徐氏学术与实证研究相互为用的一大特色。他将数学比喻为工人的刀斧和量尺，掌握此种工具，“历律两家，旁及万事”都能顺利处理。他还把数学方法比喻为金针刺绣技术，告诉世人，手握金针，比得到几只绣成的鸳鸯有用处得多。在此基础上，徐光启还进一步提出“盖凡物有形有质，莫不资于度数”的命题，这一认识与伽利略所阐述的“(宇宙) 这部著作是用数学的语言写成的。其中的符号就是三角形、圆和其他几何图形” 的思想颇为相似。徐光启在看到量的存在的普遍性的同时，主张定量分析，“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其极不已”。这对以模糊著称的中世纪的思维方式是一个重大突破。

　　在中国古代文明的演进中，晚明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和科学家以各自的成就成为中国优秀文化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在这批杰出人物中，徐光启所沿以前进的学术路线，尤其鲜明地指示了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道路。他们所开创的学术路线，至今仍给人以启示和激励。

　　徐光启的学术路线在明末至清中采用者无多，但也不是绝无仅有，如稍晚于徐氏的方以智（1611-1671）将学问分为宰理（政治学）、通几（哲学）、质测（实证科学），认为通几当以质测为基础，质测须用通几为指导。这种将实证研究提升到关键位置的观念与徐光启类似，是具有近代色彩的学术思想。另外，清代乾嘉考据学亦不乏运用实证方法和数学语言的案例，然其局限于古籍古物的考订，与同一时期的西欧将实证方法和数学语言运用于工业文明的创造，存在着时代性区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