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

辛亥革命网 2018-08-02 10:40 来源:《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 作者: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 查看:

1907-1908年在日本出版的《云南》杂志,以及民国成立后的1912-1913年在国内出版发行的报刊上,曾出现一个发表不少诗文的作者击椎生。此人究竟是谁?

  一、前言

  2016年6月,我针对邓江祁先生“考论”击椎生是蔡锷“笔名”的文章,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的读史札记,并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直接证据,即1907-1908年在《云南》杂志发表诗文的击椎生,当时并不在国内而在日本东京,因此不能认为他就是当时远在国内广西的蔡锷,而“八九不离十”是当时也在日本的唐璆。

  2017年8月14日至9月13日,搜狐网站“老邓说史”微信公众号连续发表20篇所谓“摘自邓江祁未刊稿《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与曾业英先生商榷》”的文章,邓江祁坚持认为“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并对我的看法提出种种严厉批评,指称我关于击椎生不是蔡锷,八九不离十是筹滇协会倡议人唐璆的辨识是“霸王硬上弓”[①],各种理由完全是“指鹿为马,一厢情愿,没有一条是能够成立的;其有关‘论证’也都是失败的,没有一条是可以站得住脚的”,“全是废品……毫无学术价值和意义”。而他提出的所谓“事实”则“铁证如山,不可推翻”[②]。甚至指控我“贬蔡扬唐”[③],而且不能排除是“主观故意”[④]。由于我对击椎生是否蔡锷,“一直心有疑窦”,2008年在1984年编辑出版的《蔡松坡集》基础上增补《蔡锷集》时,“未将署名为击椎生的诗文一并录入”[⑤],因此,邓江祁又进而指控:正是由于我的“成见、偏见和谬见,以致蔡锷以击椎生为笔名发表的诗文,长期不能与广大读者见面,严重影响到蔡锷研究的开展和深入”。[⑥]

  对于邓江祁“为了对历史负责,对蔡锷和唐璆负责,对广大读者负责”,而提出“商榷”意见,我表示欢迎,对其批评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是,坦率说,就邓江祁“商榷”文中提出的所谓“事实”证据,要我放弃以上原有看法,而接受其“不可推翻”的最终结论,对不起,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邓江祁的所谓“商榷”、“论证”,非但未能“彻底推翻”[⑦]我提出的关键性证据,反而暴露了他提出的所谓“铁证如山,不可推翻”的“事实”,却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为此,我依据邓江祁“历史事实摆在那里,既不会因你说是就是,也不会因你说非就非”[⑧]的提示,再撰此文,从“历史事实”出发,就邓江祁以避重就轻,模糊、转移焦点等策略,湮没在其所谓“商榷”文中,却可充分说明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的一些“历史事实”,也是最重要的关键性的直接证据,申说一下仍然坚持以上原有看法的理由。欢迎邓江祁继续就本文所涉问题进行“商榷”甚至批评,但也希望这种“商榷”和批评,能真正如邓江祁自己所说,是从“摆在那里”的“历史事实”出发的,而且是讲道理的。当然也欢迎对蔡锷研究有兴趣的读者不吝赐教。

  二、击椎生不是蔡锷

  邓江祁认为击椎生是蔡锷的关键证据,主要有四个:一是蔡锷生前已有云南《义声报》记者南舟说他“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蔡锷逝世后有惠我春[⑨]、郭燮熙在挽联中说他“少年别号击椎生”;二是南舟、惠我春、郭燮熙之后从无人对蔡锷有“击椎生”这个“别号”(自号)提出“异议”,因此,“击椎生是谁的问题,其实根本就不是问题”;三是击椎生1907年7月之前甚至更早就“回国”了,并非如我所说他1907-1908年尚在日本。四是1913年7月“又来了一个击椎生”,他在云南政见商榷会的机关刊物《南针》杂志发表了一篇《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表明“此击椎生”不是“彼击椎生”。但是,我至今仍认为这四个证据都无事实根据,是站不住的,理由如下:

  第一,记者南舟所说“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仅仅是他基于蔡锷在反袁护国战争中的表现的一种联想,并非真正认为蔡锷有过“青年日自号击椎生”的事实。我今天仍坚持这一看法,因为这是事实,不容我改变看法。

  据邓江祁说,早在1916年8月11日,就有位署名为南舟的记者,在云南《义声报》中发表了一篇题为《蔡总司令功成不居》的“时评”,已把击椎生是蔡锷这个问题“交代得十分清楚了”,因为他“不仅开宗明义”地说过“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还对蔡锷之所以‘自号击椎生’的缘由也讲得十分清楚,即借‘击椎生’的自号表明自己不仅要学习张良那种不畏强暴的精神,而且也要学习其不居功自傲的忠厚品德。”[⑩]意谓“击椎生”是蔡锷“青年日”自取的“号”。批评我“不惜歪曲作者的本意”,把南舟说“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这样“清楚明白的事”,经过我“一番‘论证’后”,却说“所谓蔡锷‘青年即自号击椎生’(这里曾先生竟还将南舟所说的‘日’改为‘即’,一字之改,就把作者的意思全改了),不过是‘崇拜英雄’的记者南舟看到蔡锷的讨袁壮举和功成不居的‘风概’恰似张良后的一种推测,并不能证明‘击椎生’是蔡锷自取的‘号’。”[11]那么,我究竟有没有把“南舟所说的‘日’改为‘即’”?南舟在其“时评”一文中是怎么说的,其本意到底是什么?究竟是谁“不惜歪曲作者的本意”等等问题,看来都只有向南舟这篇“时评”的原文求证了。好在该文不长,邓江祁也提供了影印图片,为方便读者阅读,现据其影印图片,全文抄录如下:

  记者尝论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有似于张子房。子房击秦之明年,祖龙死,故邱琼山先生(按:即邱濬[1418-1495],明琼州琼山人,字仲深,号琼台,著有传统蒙学《成语考》)谓豪杰并起而亡秦,皆子房一击之功。因观于蔡总司令与唐抚军长(按:唐继尧,时任云南都督、中华民国军务院抚军长),声讨袁氏之罪,一声霹雳,起于南天,犹博浪沙中之一击也。且云南首义后,公即率第一军入川,首当大敌,血战泸纳,北军挫败,自公讨贼之明年,袁世凯死。今日者黎大总统继任,其阔达大度,日本议员望月氏适拟之为汉高焉。昨阅中央策令,任公为川督,公以积劳多病,电乞退休。功成而不居,大有张良从赤松子游之风概,然后知公之青年即自号击椎生,至今日已偿其素愿,并遂其初心。亮节高风,与古豪杰后先辉映,此可见公之所挟持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虽然在公,功成身退,固可为今人树一良模范矣。特是共和再造,来日大难,而公之一身,实为天下安危之所系,斯人不出,如苍生何?吾不禁崇拜英雄,而为之睾然高望,穆然深思也。[12]

  由此可见,南舟此文的首句并不如邓江祁所说,他“开宗明义地说:‘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实际不但只是上半句,而且在“蔡总司令”前面还有“记者尝论”四字,以及后面的“有似于张子房”下半句。我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中,曾指出邓江祁在《护国元勋蔡锷传》第383页引用南舟此话时,“删去了首句中至关重要的前缀词‘记者尝论’”四字,其实是不妥的。遗憾的是邓江祁此次再引用南舟此话以证明蔡锷生前就有人指出击椎生是蔡锷时,仍然对此视而不见,将其隐去。

  我之所以认为这四字“至关重要”,是因为四字中有绝对不能忽略的“尝论”二字。这二字中的“尝”字,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字,有它没它整句话的意思是全然不同的。没它就成了十分肯定的南舟“论”或“说”了,即如邓江祁所说,成了南舟“开宗明义地说:‘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了。有它意思则完全不同,因为“尝”字含有“曾也”、“试也”等多种意思[13],就成了“曾论”、“试论”了。而通观全文,紧接其后,南舟又说“因观于蔡总司令与唐抚军长”如何如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因看到蔡锷与唐继尧如何如何,“然后知公之青年即自号击椎生[14],至今日已偿其素愿,并遂其初心”了。南舟所说的“尝论”,显然是“试论”的意思。将其前后两个半句联成一句完整的话,南舟的意思的确“清楚明白”,说的是他要尝试论述一下蔡锷应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像古代的张良一样。南舟在这句话之后交代了张良“击秦”的第二年,秦始皇就死了,所以邱琼山先生说“豪杰并起而亡秦”,皆张良“一击之功”后,紧接着就对他所以认为蔡锷应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像古代的张良一样的理由做出解释,说是“因观于”蔡锷和唐继尧“声讨袁氏之罪,一声霹雳,起于南天”,犹如当年张良“博浪沙中之一击也”。而且云南首义后,蔡锷“即率第一军入川,首当大敌,血战泸纳,北军挫败”,第二年袁世凯就死了。今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他却“电乞退休”,“功成而不居,大有张良从赤松子游之风概”。于是,南舟知道蔡锷“青年即自号击椎生”,到了今日便已“偿其素愿,并遂其初心”了。记者南舟分明是看到蔡锷在讨袁护国战争中的表现,觉得很像古代的张良,而联想到蔡锷应当像张良一样“青年日自号击椎生”。哪有邓江祁所说南舟说的是“蔡锷自号击椎生”,“还对蔡锷之所以‘自号击椎生’的缘由也讲得十分清楚,即借‘击椎生’的自号表明自己不仅要学习张良那种不畏强暴的精神,而且也要学习其不居功自傲的忠厚品德”的意思?这也就不难理解1913年夏,参与《蔡松坡先生事略》编写任务的郭燮熙,明明知道蔡锷授意并亲自审阅过的“事略”一文中只记有蔡锷“号松坡”,进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后,“时□稿于《清议报》,署名孟博、奋翮生者是也”,又通过介绍他编辑过“《国际公法志》、《支那现势论》诸书”,交代他还署名过“劫火仙”,唯独没有以任何方式记述他此后还以“击椎生”为名发表过多达8万多字的诗文作品[15],何以1916年蔡锷逝世后却与惠我春联名的挽蔡联上说他“少年别号击椎生”了。原来与记者南舟一样,也只是“联想”而已。所以,我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中,依据南舟所说,提出“所谓蔡锷‘青年即自号击椎生’,不过是‘崇拜英雄’的记者南舟看到蔡锷的讨袁壮举和功成不居的‘风概’恰似张良后的一种推测(按:现在看来,更准确的说还是‘联想’),并不能证明‘击椎生’是蔡锷自取的‘号’。”[16]邓江祁既然认为我的“论证”“歪曲”了“作者的本意”,那就请用南舟这篇时评中的话,也做“一番‘论证’”,指出我那里、怎样“歪曲”了“作者的本意”,不要用这种不做具体论证,仅以空洞的模糊焦点、信口指控的手法,陷人于不忠实史料、不讲道义。南舟“时评”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可供审读的原文就在此,相信读者自有公论。

  第二,20世纪40年代已有“崇拜”蔡锷“精神人格”者,以不采用蔡锷发表文章“署击椎生”,入其所编蔡锷年谱的方式,否定过惠我春、郭燮熙的说法。

  邓江祁屡屡强调“击椎生是谁的问题,其实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自惠我春、郭燮熙在挽蔡锷联中提出蔡锷“少年别号击椎生”后,“从未见有人对此提出过异议”[17]。而1916年记者南舟也在8月11日的云南《义声报》中发表《蔡总司令功成不居》一文中又开宗明义地说过“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可见,“无论是在蔡锷生前还是死后,都有其部下或友人明确指出‘击椎生’就是蔡锷的别号(自号),击椎生是谁的问题已早有明确的答案,既非什么秘密,也非什么历史的悬案。”[18]呵呵,真的是这样吗?我倒不这样认为。且不说无人提出“异议”,是否就意味着一定是历史的真实,不能再依据相关史料提出“异议”了,即就邓江祁所说也非事实。因为如上所说,早在1913年夏,由蔡锷授意并亲自审阅过的《事略》一文,未以任何方式记述他还有8万多字的诗文曾署名“击椎生”,则可视为实际被蔡锷本人否定了。即使因他当时尚未或不可能见到后来南舟等人的记述而不能算是本人的否定,也有事实证明无论是2000年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增刊上发表《蔡锷笔名质疑》一文的殷英教授,还是我2016年在《历史研究》第3期上发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也都不是第一个对此提出“异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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