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2)

辛亥革命网 2018-08-02 10:40 来源:《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 作者: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 查看:

1907-1908年在日本出版的《云南》杂志,以及民国成立后的1912-1913年在国内出版发行的报刊上,曾出现一个发表不少诗文的作者击椎生。此人究竟是谁?

  何以见得?有事实为证。20世纪40年代李文汉就否定过惠我春、郭燮熙的说法。李文汉,云南嵩阳人,1911年10月参加过蔡锷领导的云南“重九”起义,1915年12月护国战争爆发后,任云南护国军第一军第一梯团第一支队第一营营长,随蔡锷出征四川。他自述是蔡锷“精神人格”的“崇拜”者,而他编纂的《蔡公松坡年谱》就偏偏没有蔡锷有“击椎生”这个别号或自号的记载,仅仅记其“讳锷,原名艮寅,字松坡”,并依据蔡锷亲自审阅过的赵式铭、郭燮熙、刘润畴撰写的《蔡松坡先生事略》,在1899年条下记曰:“随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并补习普通科学,时投稿于《清议报》,署名孟博、奋翮生者是也”,[19]并没有像刘达武所编《蔡松坡先生遗集》那样,除了记述蔡锷在《新民丛报》发表文章时“署名奋翮生”,还“署击椎生”。[20]

  李文汉何以不在蔡锷年谱中记载他有“击椎生”这么个别号或自号?是他孤陋寡闻,没有下功夫搜集史料,或没有看到史料中有惠我春、郭燮熙这幅挽蔡锷联?我敢说肯定不是。因为1942年6月2日,他在完成《蔡公松坡年谱》的编纂工作后说过:我“欲纂公年谱者历十数年于兹矣。先后搜集有关史料计十有余种,云南光复及护国史料极易得,独公在桂治兵数载,成绩卓著,而纪载缺如,仅在公家获广西干部风潮始末全案。民国元二年间公治滇政绩,文献亦无征,求之纪载既无可得。余乃遍访前辈乡达,及公亲故家属,口问而笔记之,亦麟爪耳。最后得吾师李印泉先生出示云南光复史料,有赵式铭诸君合纂之《蔡公传》(按:实际题为《蔡松坡先生事略》),周钟岳君之《建设篇》,公亲撰之《云南光复概况》(按:实际题为《滇省光复始末记》)。公之事迹,灿然大奋。余则大喜,乃参合各书及零篇断幅,竭半月之力而成此篇,无一字句无来历。异日尚欲编公全集,以布之海内,庶乎公精神人格将照耀于世,而昭兹来许也。”他还详细列出了意欲编辑的《蔡邵阳全集》的目录,计分五卷,其中第四卷是“诗文杂著”,在这一卷的“细目”中,李文汉所列的“诗”只有“二首”。第五卷是“附录”,在其“细目”中,李文汉还列有“哀挽诗文联句”一项。也就是说蔡锷逝世后,李文汉同样收集到了各方悼念蔡锷的“哀挽诗文联句”,并且打算作为“附录”,收入其所编的《蔡邵阳全集》第五卷之中。而在交代他编纂《蔡公松坡年谱》时参考引用过的“书目及档案”中,更是赫然列有如邓江祁在《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一:霸王硬上弓》文中所插载有惠我春、郭燮熙挽蔡锷联图片[21]的“《护国军神蔡公传略》”一书。[22]李文汉既是云南本土人,为编纂《蔡公松坡年谱》,又花了“十数年”的功夫,“遍访”过“前辈乡达,及公亲故家属”,还将载有惠、郭二人挽蔡锷联的《护国军神蔡公传略》列为他编纂《蔡公松坡年谱》的“引用书目”,能说他没有搜集和看到惠我春、郭燮熙这副写有“少年别号击椎生”的挽蔡锷联吗?他既然和创办《云南》杂志的李根源有那么多的接触和交流,还得到李根源“出示”那么多的“云南光复史料”,又看到过惠我春、郭燮熙撰写的这副挽联,却不采用惠、郭二人的蔡锷“少年别号击椎生”的说法,而意欲编辑的《蔡邵阳全集》第四卷的目录中列出的蔡锷“诗”也只有“二首”,而无以击椎生为名发表在《云南》杂志上的那20首诗作,不是有点奇怪吗?今天我们虽然没看到李文汉交代他何以不采用惠我春、郭燮熙所撰挽联的记载,也不能说他的记载都是信史,或没记载就一定不是事实,但他没有依据惠我春、郭燮熙所撰挽联记下蔡锷有“击椎生”这么一个“别号”或“自号”则是不争的事实,难道还不能证明早有人对击椎生是蔡锷“别号”(自号)提出过“异议”吗?可见,邓江祁以“从未见有人对此提出过异议”,“击椎生是谁的问题,其实根本就不是问题”,作为击椎生就是蔡锷的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

  第三,击椎生发表在《云南》杂志上的《回国有感》一诗,无法证明他“1907年7月之时并不在日本”,更不能说明他“回国的时间确已不短了”,因而可证明他就是蔡锷。

  我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的“击椎生不是蔡锷”部分,依据击椎生1908年2月28日发表在《云南》杂志上的《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续文和《西江警察权问题》一文中披露的他要求云南官员“速派学生来东(京)学习”和“近得内地来函”的事实,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直接证据,即“击椎生自己披露了他当时并不在国内,而是在日本向《云南》杂志投稿的”,“而众所周知,蔡锷1904年10月24日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随即回到了国内,这时正在广西从事编练新军的工作,那么,断定远在日本的击椎生就是正在国内从事编练新军的蔡锷自然就难以成立了。”[23]

  对于我提出的这个关键证据,邓江祁不针对我的论旨,即“击椎生不是蔡锷”加以反驳,却转移焦点至他的所谓击椎生与唐璆的经历并不存在高度“一致性”中提出批评,说仅凭“这一铁的事实,就足可认定击椎生不是唐璆”,认为我“犯了自相矛盾的错误”,“狠狠地打了自己的嘴巴”,并表示对于我“从击椎生文章中找出的那些所谓的‘佐证’”,他“不仅早就注意到了”,而且还可为我“提供更多类似的例子”。[24]

  不过,遗憾的是邓江祁提供的“类似例子”,却是王顾左右而言他,说“击椎生在文章中经常说‘我滇人’、‘吾滇’,等等。难道凭这些例子,就可像曾先生认为的那样,认定击椎生真的就是滇人吗?当然不能。”并由此引申出我“从击椎生文章中找出的那些‘佐证’,正是击椎生为了某[25]隐瞒自己身处国内和真实身份而施放的‘烟幕弹’,反映了击椎生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和高超的对敌斗争艺术”,是他的“高明之处”。[26]

  对此,我只能佩服邓江祁思想活跃,想象力丰富,并自叹不如了。但还是忍不住要在这里说上几句。首先,“经常说‘我滇人’、‘吾滇’,等等”,与击椎生在文章中要求云南官员“速派学生来东(京)学习”和“近得内地来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无“类似”可言。其次,击椎生在文章中“经常说‘我滇人’、‘吾滇’,等等”,是因为他的大多数文章不但抨击的是当时云南省内所发生的事,是在为云南人争权益,而且还发表在云南人创办的以云南人为主要读者对象的《云南》杂志上,不顺情、顺理、顺势说“我滇人”、“吾滇”,难道要他前言不搭后语的说“我湘人”、“吾湘”不成?再次,击椎生的这种说法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诚如邓江祁所指出:1909年2月,他将《佛国陆军之腐败》一文再次发表在《南洋兵事杂志》上时,就将“我滇人”改为“我国”,“吾滇”改为“吾国”了。[27]我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中已经说过,击椎生此时做出这种改变,是因为“《南洋兵事杂志》的读者对象,不像《云南》杂志那样主要面向云南人,再提‘吾愿吾滇人’等语,易为人误会他仅在为一云南着想。”[28]可见,击椎生在文章中“经常说‘我滇人’、‘吾滇’,等等”,哪是什么为了“隐瞒自己身处国内和真实身份而施放的‘烟幕弹’”?再说了,既然文章本身就未署真名,还用得着多此一举吗?显然,击椎生在文章中披露自己当时正在日本,与其“经常说‘我滇人’、‘吾滇’,等等”一样,和为“隐瞒自己身处国内和真实身份而施放的‘烟幕弹’”没有半点关系。邓江祁的解释,纯属个人想象。

  当然,邓江祁对击椎生当时是否在日本的问题,也难得地提出了一个反证,认为他1907年7月20日发表在《云南》杂志上的一首《回国有感》诗,“不仅充分说明击椎生1907年7月之时并不在日本,而且从其回国之后又‘戎马历边城’,从而‘有感’而发这一点来看,也说明击椎生回国的时间确已不短了”;并批评我“居然连对这首诗的题目《回国有感》也没有仔细研读”,“对于击椎生在此诗题目中就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回国’这一事实”,“竟然如此失察?!”[29]

  然而,这是邓江祁所说的“铁的事实”吗?那就用事实来说话吧。首先,这首诗本身就不能证明击椎生“回国”了。因为虽然如邓江祁所说,题目就是《回国有感》,但全诗的内容却是:“频年浪迹大江游,飘泊南冠笑楚囚。烈烈西风吹短发,万山叶落洞庭秋。十年戎马历边城,欲诉乡心对短檠。我亦有亭深竹里,也思归去听秋声。”[30]诗中所说,大部分都是击椎生以往的经历,惟有最后两句说及“回国”之事,但却是“欲诉乡心对短檠”,“我亦有亭深竹里,也思归去听秋声”。面对着室内的小灯“欲诉乡心”的击椎生“也思归去”,分明是想回故乡,而不是说已回。可见,此诗本身就不能证明击椎生1907年7月之前已回国,更不能证明他“回国的时间确已不短了”。是我对这首诗的题目“没有仔细研读”,还是邓江祁望题生义,不去“仔细研读”诗的内容?已无须我在此饶舌了。其次,邓江祁既然以此为据,认定击椎生1907年7月之前已回国,而且时间“不短了”。那么,又怎么解释击椎生这年9月28日发表在《云南》杂志上的《感时》诗“其二”呢?该诗说:“万叠愁怀万缕丝,乡关回首暮云迟。昏茫大陆悲秦祸,慷慨长吟诵楚辞。报国痴心终不死,还家春梦总无期。故园今夕月明夜,庭院梅花寄远诗。”[31]其中“报国痴心终不死,还家春梦总无期”,不是又清清楚楚表明他这年9月28日仍未实现“还家春梦”吗?怎么7月就回国了,而且时间还“不短了”?是回国后又回日本了吗?何况如前所说,我还发现击椎生1908年2月发表的两篇文章中也有证据表明他身居日本!究竟是谁“犯了自相矛盾的错误”,“狠狠地打自己的嘴巴”了?再次,的确如邓江祁所说,还有“类似例子”可以证明击椎生“1907-1908年在《云南》杂志上发表诗文时也像唐璆一样身在日本”,不过,不是邓江祁所说的“击椎生在文章中经常说‘我滇人’、‘吾滇’,等等”,而是他发表在《云南》杂志上的诗作。因为邓江祁回避并以转移焦点的方式,否定我提出的击椎生在《云南》杂志发表诗文时尚在日本的关键证据,因此有必要在以上证据之外,再举一些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一是击椎生在《招魂社大祭》一诗中说:“浩气充横万古存,光芒凛凛照千门。当年战骨成灰烬,犹有英雄未死魂。”二是在《感怀》(二首)“其一”中说:“满腔心事绕南滇,海上昂头欲向天。客舍孤吟蓬岛月,乡愁深销[锁]翠湖烟。半生肝胆都倾吐,当道豺狼一醉眠。汽笛数声城外柳,可怜疆吏正筹边。”“其二”中说:“无限担当无限恨,被天强派作诗肩。蝉声叫得秋心碎,蠹简抛时午梦圆。风雨小楼酣岁月,河山故国几烽烟。而今昆海波涛恶,漫说孤舟听采莲。”[32]前一首,仅题目中的“招魂社”就足可证明此诗作于日本东京,因为“招魂社”就是日本东京靖国神社的前身。它初设于1869年6月,旨在为明治维新时期内战中辅佐天皇而死去的3000多官兵“招魂”。1879年6月,明治天皇将其改名为“靖国神社”。后两首,其中一首中的“客舍孤吟蓬岛月,乡愁深销[锁]翠湖烟”,另一首中的“风雨小楼酣岁月,河山故国几烽烟”,也都表明作于日本,否则,何以会出现“蓬岛月”、“河山故国”等词语?前一首发表于1907年7月20日,后两首发表于这年的8月25日,不也说明击椎生这时“像唐璆一样身在日本”吗?何况表明他身处日本的诗作还不仅仅限于这里列举的几首,怎么就不是唐璆,反而成了在国内的蔡锷了呢?谁是“霸王硬上弓”,的确如邓江祁所说“不攻自破”了。

  第四,邓江祁在上述关键性的直接证据之外,还提出了一个击椎生是蔡锷而不是唐璆的所谓证据,这就是1913年7月15日击椎生又在云南《南针》杂志上发表了《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据邓江祁说,我“摊上大麻烦”了,因为“这边所谓‘击椎生绝非蔡锷,八九不离十就是筹滇协会倡议人唐璆’的一团乱麻还没有理清楚,那边又来了一个击椎生”站在我面前问我:“曾先生,您还认识我吗?”。在他看来,“对于解开击椎生的真实身份之谜而言”,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任何研究击椎生是谁这个问题的人都不应该放过”,因而要我“拿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证据”,来“撇清此击椎生与彼击椎生的关系”。因为这是“民国成立之后,击椎生首次……在云南‘重现江湖’”。[33]

  好吧,我首先就“拿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证据”来证明一下“此击椎生”还是那个“击椎生”,并不存在所谓“此击椎生与彼击椎生”的问题。因为事实上并非1913年7月15日才“又来了一个击椎生”,还在此前的1911年2月17日和民国成立后的1912年8日20与21日他就先后来过了。1911年2月17日,他在《申报》发表过《滇中近事杂感》诗一首,曰:“满腔心事绕南滇,海上昂头欲向天。客舍孤吟蓬島月,乡愁深锁翠湖烟。半生肝胆都倾吐,当道豺狼一醉眠。汽笛数声城外柳,可怜疆吏正筹边。”1912年8月20日,在北京《民主报》发表《步徐佩玉女士咏苏杭甬铁路原韵》诗一首,曰:“罪成铁案重如山,卖国奸臣孰挽圜。斩得佞头真快事,龙吟霜匣剑飞还。凛凛威权驰海外,欢腾众口竞相传。一朝破坏劳收拾,留得声名满地膻。路权失尽国权空,多少兴亡感慨中。幸有蛾眉忧世局,廷臣犹醉太平风。满腔热血吐深衷,爱国新诗点缀工。一付柔肠千缕怨,美人襟上泪珠红。”21日又在该报发表《步徐佩玉女士吊秋瑾女史原韵》一首,曰“中原女侠慨凋零,血染钱塘水尚腥。离绪柔魂飘泊处,泣号风雨短长亭。兰摧蕙折不胜哀,万户悲声撼地来。哭破山阴秋夜月,泪干蜡炬已成灰。潇潇楼外月黄昏,呜咽江潮涨旧痕。万古精灵埋不得,但留青冢化香魂。西湖石上草凄凄,巾帼英雄姓字题。唤得男儿春梦醒,白阳[杨]荒草乱鸦啼。”请看,这与击椎生1907年8月25日发表在《云南》杂志第八号的《感怀》“其一”,以及1908年2月28日发表在《云南》杂志第十二号的《步徐佩玉女士咏苏杭甬铁路原韵》与《步徐佩玉女士吊秋瑾女史原韵》,除了前一首的标题改为《滇中近事杂感》之外,其内容有何不同?至于后两首连标题与内容也无一字之改,难道还不能证明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此击椎生与彼击椎生”的问题,还不能证明“此击椎生”就是“彼击椎生”吗?

  其次,1913年7月15日,“此击椎生”在为制宪问题而发表的《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中的确说过:“吾以为宜规定一条曰:大总统于国家安宁幸福认为必要,得解散国会之一院或两院……至同意权之规定……若既采责任内阁制,则议会对于政府的失败,质问之,弹劾之皆可。投不信任之票,及不议决政府之预算、决算案亦可。无论行何道,皆足以使其去位。其监督于行政后之方法亦正多途,而何必于用人之先,预为防范,致不能举责任内阁之实。”也就是说,他是主张在宪法上规定政府“有解散议会之权”和“大总统任命文武官员,而不附以何等之限制”的。[34]用邓江祁的话说,就是反对“限制总统权力”的。而蔡锷此时也的确曾明确提出:“编拟宪法有不可不先决”之“二事”,“一曰大总统不可不有解散议会权”,“二曰任命国务员不必求国会之同意”。甚至要求各省都督“如以为然,恳于三日内速电复示,拟即联名电告委员会(按:指研究宪法委员会)及政团联合讨论会请其准此编拟”。[35]但是,仅凭此“二事”的相同认识,便可认定“此击椎生”与蔡锷“真正存在高度的一致性”[36],而认为“此击椎生不是彼击椎生”,也即“此击椎生”不是唐璆而是蔡锷了吗?我的回答是:不能!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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